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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是无形的，它具有知识密集性和差异化两个特点。结合上述分析，本部分从全球和国内两个价值链出发，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机制，并根据长三角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耦合悖论假说。
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因此与制造业之间具有很强的需求与技术关联。一方面，制造业集聚会引致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长。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制度条件的改善，产业分工成为必然趋势，进而制造业集聚为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罗勇和曹丽莉（2005）及陈建军等的研究印证了制造业集聚的地方生产性服务业也比较集中。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分工深化，在生产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专业化的投入，于是制造业将更多的业务，甚至基本活动都外包出去，形成专业化生产，这样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使制造业企业提高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理论上讲，两类产业的空间布局应当具有耦合效应。
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存在密切关系的（范剑勇，2006）。程大中通过计算得出，我国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以及金融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别滞后于第二产业11.99%、8.42%和3.77%（程大中，2004）。据此可以推断，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滞后于工业，因此两者空间布局的相关性并不等同于两者变动的同步性，这表现为“总部经济”与“工厂经济”的分离。
具体来说，首先，两产业的发展动力与区位选择因素不同。制造业集聚关注生产成本的降低，而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其服务半径很大，更关注信息通达度以及高素质人力资本的获取。其次，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功能的不断强化和深化，如今该产业更多的是发挥战略推进作用，对制造业的依赖性逐渐变小。最后，我国发展的主要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因此，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会显现出差异与非同步化的空间布局。故有如下假说：
假说1 理论上讲，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应当具有较大的耦合性，但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本土企业以代工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使得跨国公司自带服务的“总部经济”与代工企业的“工厂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发生了分离，导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非同步性。
高传胜和刘志彪认为，长三角通过吸引许多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落户，增强了地区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高传胜、刘志彪，2005）。但是，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下，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它们对全球产业链的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即在已形成的被普遍认可的品牌的基础上，保留相关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将其技术固化到产品中，转移其生产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跨国公司的总部基本都位于国际大都市中，中国只是作为其代工工厂，对高端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很有限。从产品出口角度来看，我国外向型出口经济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价值链中就表现为制造、组装等中间环节在国内，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在国外。因此，过度依赖外需对国内经济的拉动可能会固化我国的产业形态，使我国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加工水平上。
霍景东和黄群慧指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很大比例都依靠第二产业中间需求带动（霍景东、黄群慧，2012）。但我国工业生产方式落后，产业链侧重于实体产品的生产，外包服务涉及面窄且质量较低。随着我国外向型程度的不断提高，制造业高速发展，但却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相应需求，对于外向程度更高的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制约作用更明显（江静、刘志彪，2010）。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要靠国内需求拉动，即强化国内制造业中间需求的市场支撑，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土壤，并逐渐衍生出生产性服务业的本土品牌，强化本土品牌的民族意识，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因此有：
假说2 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作为我国“总部经济”区域之一的长三角，长期以来由于过多地依赖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发挥好其作为国外与本国产业关联的转换器作用，在国际产业链中仅仅表现为代工工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解释产业集聚的核心思想是规模收益递增和“冰山”运输成本。这对于制造业集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生产性服务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时就要对上述思想进行一定调整。与制造业强调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不同，生产性服务业更加关注服务的差异化经营，具有多样性的消费者需求偏好，任何一次微小的服务差异都可能使消费者改变选择，消费替代弹性很小，因此该产业本身就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那么，上述第一个思想在解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方面就表现得不那么显著了。
“冰山”运输成本主要体现为影响产业集聚的贸易成本。与制造业的最终产品形态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大多表现为无形的服务，因此，运输成本不足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谭洪波研究得出，在交通运输网络密度、信息通信技术（ICT）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三类贸易成本中，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受ICT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依靠信息通信网络来完成远距离、跨空间的传输和贸易，当信息化水平提高后，地理上的互动成本降低，进而大幅度促进生产性服务外包。基于分工和贸易成本进行考量，正是由于信息技术发达的地区能大大降低空间贸易成本，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在一定范围内脱离其需求者独立存在，并为了获得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而相互集聚在一起。从而，信息传输成本就取代了制造业中的运输成本，成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重要的空间因素。因此，我们猜想：
假说3 理论上讲，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能有效降低贸易成本，进而驱动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在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很高的长三角城市群，本应展现良好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状态，但由于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导致信息技术驱动集聚的作用力大大减弱。
城市等级应该与集聚产业等级相匹配，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属于高等级产业，自然要与高等级城市匹配。生产性服务的质量和差异化，更多地取决于无形的生产过程所蕴涵的知识创新，并且当创新的隐性知识得到共享后，区域间将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对高层次的专业性人力资源高度依赖。
在要素在区域内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市的等级越高，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的比例越大，经济发展状况、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制度完善度以及居民的福利条件越好，于是，各种优质的经济要素源源不断地向高等级城市集聚，当然，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也倾向于向高等级城市集聚，而普通劳动力则会主动选择向中小城市集聚，这一结论与空间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根据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的研究，各种优质要素向大城市集聚，提高了高等级城市要素集聚的外部经济性，从而提高了其研发和创新的效率。鉴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特性，隐性知识的共享效应将发挥得更大，这种外溢性反过来又给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于是最终促成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等级城市集聚，即高等级城市通过其巨大的正外部经济效应，吸引高素质人才，从而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位相匹配。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低等级的城市并不急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它们可以促成相关制造业集聚并通过集聚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故有：
假说4 理论上讲，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应当与高等级城市相匹配。长三角作为我国高等级城市密集度较高的区域，由于人才在各等级城市与产业间分布不合理，并且由于大量人才流失，使得长三角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没有达到与其城市群等级应有的匹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