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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理解有多种视角。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马龙龙将生产性服务业概括为面向生产部门，提供具有明显知识密集型特征的服务中间投入品的产业（马龙龙，2011）。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产业集聚产生的机制，基本上都与当地化效应或城市化效应有关。相关研究大多以马歇尔（Marshall）和韦伯（Weber）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及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的集聚理论为基础，且主要专注于制造业领域。然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机制是存在差别的。雅各布斯（Jacobs）对集聚的分析更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他从创新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地区的产业多样化比专业化更有利于观察和学习新知识、新观念（Jacobs，1969）。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有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机制的理论，只有陈建军等（2009）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要素—空间—城市—制度”的四维分析框架。
国内外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集聚机制的文献大体上从以下角度出发：一方面是围绕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展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分工关系，而是在技术关联条件下不断加强的双向互动关系，两产业间存在“协同集聚”效应（Sergio，2004；孔德洋、徐希燕，2008）。陈建军和陈菁菁又验证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效应受城市规模及交易成本影响（陈建军、陈菁菁，2011）。关于交易成本，赵伟和郑雯雯梳理了从生产性服务业到贸易成本再到制造业集聚之间的链条机理（赵伟、郑雯雯，2011）；谭洪波则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两产业对不同贸易成本反应敏感程度不同，认为相应地减少或消除贸易成本才能形成两产业的有效集聚（谭洪波，2013）。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状况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关系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田华泉和张祥建以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大都市由于能集聚高端人才，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类智慧型产业上具有超强的优势（田华泉、张祥建，2010）；邱灵和方创琳也认为，基于城市空间作用强度的市场腹地范围往往决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等级体系，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等级体系与其所在区域的城市体系结构密切相关（邱灵、方创琳，2012）。此外，考虑到当今国际经济大环境，虽然跨国公司对集群区内产业技术升级具有促进作用（John Cantwella，Lucia Piscitello，2012），但黄德春和刘志彪指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构建不能完全且长期依赖于跨国公司，必须依赖于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的积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区域体系的功能开发（黄德春、刘志彪，2006）。
相关研究文献对我们理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分析的参照，但上述研究中结合中国国情的分析较少，且主要是从全国视角开展研究的。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状况存在巨大的差异，尤其是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相当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