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今世界的竞争已经不是企业或者产品的竞争，而是全新的全球产业链的竞争。在这场竞争格局中，跨国公司始终主导着国际生产体系，中国则以廉价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成为全球产业链中附加价值最低的一环。以芭比娃娃为例，一个芭比娃娃从制造到终端零售，创造了差不多10美元的价值，而中国企业参与的制造环节却只分割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企业每创造1美元的价值，同时替美国创造出9美元的价值。再看iPad产业链的收益分配情况，其组装加工、经销代理和苹果公司获取的收益占增加值的大致比率分别为5.5%、20.6%和73.9%，中国企业所得利润率却还不到2%。中国并未从代工制造芭比娃娃以及苹果产品中获得太大的好处，不仅跨国公司的利润甚至是我国代工企业的一部分利润都流向了国外，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长期处于劣势。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附加值的产业，蕴涵着丰富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是全球价值链两端环节的主要构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家在读书会上为新一轮改革把脉，指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应成为改革的着力点之一。而集聚能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正外部性并带来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从而拓宽市场空间并最终实现产业升级。只有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才能带动本土经济可持续发展（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2008）。国际上许多大都市的发展经验也都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强大优势。然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整体低下，并且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作为国内价值链“总部经济”的长三角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下仍在发挥“工厂经济”的作用，因此该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在国内相对领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差甚远，而长三角的进一步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就在生产性服务业上。

那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制是什么？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下，产业集聚是否存在耦合悖论？怎样才能充分发挥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优势，从而带动我国攀升产业链高端？本章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展开研究的。本章的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述评，第三部分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相关理论分析，第四部分对我国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第五部分设定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J4FuPvWvJrk8BEGeZyZqNFGv85EBvSoilMJHeFQzWoMqB8ifkBejdzs7ZiFw6LO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