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关系

我国学界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本质，存在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学说。

1.人格关系说。一般人格权，在瑞士法中称为“人格关系”。不过，瑞士学者对一般人格权或“人格关系”均无明确的定义。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施启扬在对瑞士民法的规定进行解释时，也认为人格关系（persönliche Verhaltnisse）即为一般人格权。他提出，应该将台湾地区“民法”中关于侵害人格权的规定（第18条）改为侵害人格关系，“因为人格权是一个‘上层概念’，人格权中的各种具体内容权利，只是一种地位或资格，与一般权利在性质上并不相同” 。

2.概括性的权利说。大多数德国学者将一般人格权视为一种概括性的权利。如拉伦茨认为，一般人格权具有“概括广泛性” 。而另一个德国学者莱普迪（Nipperdey）则认为一般人格权不仅涉及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而且涉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所包括的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范围极为广泛，在内容上是不可列举穷尽的。 ^[7] 法官的任务只是依有关价值观念将一般人格权具体化并确定其界限。因为人格的本质不易明确划分其界限，一般人格权作为概括性权利，在内容上是不易完全确定的。 按照许多德国学者的观点，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渊源权（Muttergrundrecht Quellrecht）”，或“权利的渊源”，由此可引导出各种具体的人格权。 按照艾内克卢斯（Enneccerus）等人的观点，依据“一般人格权”可发掘出某些具体的人格权，这样可扩大人格权的保护范围。

3.个人的基本权利说。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胡伯曼针对否定一般人格权的观点而主张，否定一般人格权实际上否认了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认为，一般人格权不同于人格权本身，亦不同于各项具体人格权。他将一般人格权分为：发展个人人格权的权利、保护个人人格权的权利、捍卫个人独立性的权利，这三种权利分别受到公法、私法等法律的保护，并共同组成为一般人格权。 ^[8]

4.一般权利说。有学者认为，一般人格权相当于知识产权的概念，而具体人格权则相当于著作权、商标权等具体的知识产权。有学者认为，从实际产生过程来看，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不是作为具体人格权的抽象而提出的，而是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补充而提出的，也就是说，一般人格权不是一种抽象权利，而是一种现实权利。

以上四种学说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一般人格权的本质。笔者认为，一般人格权既是各种权利的概括，也是各种具体人格权产生的基础。一般人格权具有渊源权的功能。一般人格权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最本质地表现了人格权的特点。但是，一般人格权不能等同于人格关系，因为人格权是人格关系的内容，而不同于人格或人格关系。要真正了解一般人格权的本质，还必须清楚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两者之间应当具有如下关系。

第一，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具体人格权是指由法律具体列举的由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享有的各项人格权，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一般人格权作为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总括性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并概括和决定其具体人格权的人格利益。正如哲学上的一般和具体、普遍和个别的关系一样，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实际上也是这种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也就是说，一般人格权是一般性的权利，而具体人格权是个别的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确定了人格权的基本价值，其包容的价值非常抽象、概括；具体人格权具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并且被法律确定为特定的权利。

一般人格权也可以说明具体人格权存在的正当性。一般人格权凸显以人为本的理念，明确了人格权立法的目的与宗旨，因为人格权要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而存在，必须要有自身的原则与宗旨。对一般人格权的确认，将有助于解释个别人格权保护的目的，如对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名誉、肖像、隐私等各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都是由自然人依法享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所决定的，同时也表明我国法律对人格利益的高度重视。例如，确认自然人享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为一般人格权，这不仅是对自然人作为人的共同价值的确认，也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民价值的认可，同时也表明公民能够在不违法的条件下自由从事各种活动，享受各种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

第二，本源和派生的关系。尽管从人格权发展历史来看，先有具体人格权，之后逐步形成一般人格权，但是，由于一般人格权确定了人格权的基本价值，因而在产生一般人格权之后，又推动了具体人格权的发展。尤其是一般人格权揭示了人格权的基本价值，因此从中派生了许多具体人格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是本源和派生的关系。一般人格权是和具体人格权相对应的，一般人格权具有统摄和创设的功能，相当于一种渊源权。

由于一般人格权确定了民法中的基本价值，因而它和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相似性。因为民法基本原则是一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立法技术，它在普遍性、概括性等方面和一般人格权有些相近。但规定一般人格权和设立民法基本原则并不冲突，因为民法基本原则更为抽象，其普遍适用于民法的各个部门，基本原则本身不具有创设权利的功能，而一般人格权具有创设权利的功能，且法官可以依据一般人格权来确定哪些属于人格利益或非人格利益，这种功能是基本原则所不具有的。但二者都具有概括和抽象的特点，都给法官留下了一定自由裁量的空间。

第三，既定和补充的关系。尽管在法律上，人格权不能实行法定列举主义，但是也不能任由当事人对其进行自由设定。同时，人格权作为一种需要予以规范的权利，也不能由法官任意裁量；否则，将造成人格权创设的混乱，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个人行为自由，例如实践中出现的“亲吻权”“悼念权”等。 对此类人格利益，如果能够通过具体人格权加以保护，则可以将其解释为具体人格权，否则，则主要应借助一般人格权对其提供保护。由于许多新型人格利益不可能在法律上获得权利的地位，因而需要借助一般人格权来补充。在具体人格权类型化还不丰富时，可以适用一般人格权来保护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例如，侮辱某人但并未为第三人知道，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并未因此降低，故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同时也不构成对身体权的侵害，此时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来对受害人加以保护。

第四，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在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法律适用上，一般认为，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应当优先适用具体人格权的规定，而将一般人格权作为补充适用的条款。 拉伦茨认为，对于“一般人格权”和“特别人格权”的关系可作如下概括：“一般人格权作为任何人都应当尊重的权利，是所有特别人格权的基础，特别人格权是一般人格权的一部分。因此，从法律逻辑上说，一般人格权，优先于特别人格权。在法律适用中，如特别人格权受到侵害，但因难以划界从而不能援引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则优先适用特别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相比，特别人格权在内容上规定得较为明确，或者还可以规定出来。” 所以，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之间可以说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如果某种人格利益受到侵害以后，能够从具体人格权中找到法律适用的依据，首先应当适用具体人格权的规定。如果没有具体人格权的规定，则可以按照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来适用。 0SpK3OesxW3Fmde5sjVsVkE1KhOo4sDRu02RX8zT/VKdTVa0EECzhur+kwD0fg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