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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古代法的主要内容是野蛮的同态复仇制度。在人类社会向文明门槛迈进的时候，损害赔偿制度替代了野蛮的同态复仇，对生命、健康等人格权的保护开始使用损害赔偿的方式。公元前20世纪的《苏美尔法典》中就有关于“殴打自由民之女，致堕其身内之物者，应赔偿银十舍克勒”的规定。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第20条规定：“倘自由民在争执中殴打自由民而使之受伤，则此自由民应发誓云：‘吾非故意致之’，并赔偿医药费”；第207条规定：“倘此人因被殴而死，则彼应宣誓，如（死者）为自由民之子，则应赔偿二分之一明那。”古代法对人格权的保护，具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主要限于对生命、健康的保护，没有承认其他人格权利。第二，实行结果责任，不管行为人有无故意或过失，只要造成损害，行为人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在赔偿数额上实行法定主义。例如，《汉谟拉比法典》规定了因疏忽而致他人田地被水淹没，践踏他人庄稼，偷砍他人树木各应赔偿多少粮食或银子。法定的赔偿数额常常超出实际损失。
为适应简单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罗马法确立了私权本位主义和较完备的私权体系，因而相应规定了各类民事责任。罗马法曾最先制定了“抽象人格的权利”
。在罗马法中，人格概念虽然已经产生，但它只是指法律主体，“可以肯定地说，罗马人并没有预见到人格权理论的清晰表达及发展，也没有提到其为当代学者所考虑的潜在的、受法律保护的特点”
[1]
。在罗马法中，也存在抽象人格之外的人格利益，这些人格利益主要限于姓名、名誉等。早在《十二铜表法》中，就存在以列举的方式关于保护人格的规定，例如第八表第1条B规定，“假如有人编造或歌唱含有诽谤或侮辱他人的歌词时，则认为必须执行死刑。”当然，《十二铜表法》没有严格区分民法和刑法，其保留了诸法合一的原始法的特点。此外，罗马法中，对身体、自由、名誉的侵害有不法之诉（actio injuriarum）、被害物品最高价格赔偿准诉权（actio legis aguiliae utilis）等诉权的保护，在侵害诉讼中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究竟属于故意还是过失。
随着罗马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十二铜表法》中严格限定的赔偿金日益无法满足现实需要。裁判官（Praetor）的敕令（Edict）逐渐改变了《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并逐渐形成侵害人格的事实构成。
例如，convicium（公开侮辱他人人格）的侵权行为也称为侮辱，是私犯的一种主要形式，包括直接和间接地侮辱他人，受害人在遭受侮辱以后可以提起侵害之诉（actio iniruiarum）。由于各种具体的侵害人格的行为日益增多，从罗马法昌明时期起，罗马法学家将各种具体侵害人格的行为统一归入“不法”的单一要件下
，形成了“不法之诉（actio iniuriarum）”。提起该诉讼必须以故意（dolus）为必要要件。
[2]
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产生了阿奎利亚法。阿奎利亚法第一章已经规定了对奴隶的身体保护，罗马裁判官的敕令再次起到造法的功能，依据《学说汇纂》第9·2·13的规定，阿奎利亚法之诉可扩张到保护自由民的身体不受侵害。与“不法之诉”的重要区别在于，阿奎利亚法之诉的主观要件不以故意为限，过失（culpa）侵权行为据此亦可获得保护，与此相适应，抗辩事由包括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罗马法对个别人格权（主要是名誉权）的保护也主要是通过刑罚方法来进行的，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人格利益的“可诉性”与“权利化”的分离，并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罗马法中虽具有对个别人格权予以保护的规定，但并没有抽象出一个完整的人格权理论，且采取的保护方式仍然是民刑不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