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一直认为经济学的窍门在于研究供求关系，宏观上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微观上则是一般的产销关系。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现代市场的核心不是供给而是需求。竞争市场中只要有需求，市场就一定会有满足需求的供给。为什么？因为市场会启发创造性来满足需求。但是，对于很长时间备受批判的、认为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我认为其也有合理的一面，那就是：在技术创新背景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比如，原来没有汽车，汽车生产出来后，人们才产生购买汽车的需求。由于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新的消费形式由此产生，新型供给催生了新型需求。
过去40年，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实现腾飞？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现实需求的空缺。最初，市场经济的启动从票据开始，是短缺经济，从无到有，填补空档。由需求大于供给到基本平衡再到供过于求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基本完成了。二是超前消费。这是美国人发明的，整个西方社会都饱和使用。使中国人民负债，实现超前消费成为常态，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超前消费里有另一个机会，那就是支撑经济的发展。这对中国经济必定是很大的拉动。先用完现实需求，再透支未来需求，这是除体制改革以外的又一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整个经济就会出现较快的增长。
那么，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存在什么新的需求点？还有什么机会？我的答案是农村机会——农村市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中国基本上是靠农村来支撑经济发展的。毛主席早期靠农工产品剪刀差来支撑中国工业。然后是小平同志初期，靠城乡收入的剪刀差，使中国有一个所谓的人口红利，实际上就是劳动力低成本的红利。城乡资产的剪刀差是另一个剪刀差，目前依然存在，还在发挥作用。经过中国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财富结构的变化，城市居民大多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有了自己的资产。农民还不能这么说，农民的土地不能计量，因为没有产权。农民拥有土地，是集体财产里的分享者，但是并不能计量作为农民主要财产的土地的货币价值。这三个剪刀差也支撑了中国经济城市化的发展，我们修的道路和城市的扩张大都是在征用农民土地的基础上完成的。
农村消费者数量庞大，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了庞大的消费需求，从而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日本国土面积虽小，但它不用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的国家开发市场就能保证自身经济发展，为什么？因为它有着一亿多的居民，有着足以维持经济发展的消费需求与消费市场。中国近6亿农村常住人口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从而成为许多大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这是一个机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短期来看，我们要提高农民消费。
有人说，农村新政策催生的市场价值可能是20万亿元，即使打一折，也有2万亿元，这是未来消费加上产业增长带来的最大的需求。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创造更高的经济高峰。这是我们的机会。下一步如果遇到困难，就必须依靠农村市场。房地产市场也要靠农民支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人口只有1亿，剩下的全是农村人口。现在，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这一比例在未来还要提高，达到70％甚至更高。所有的城市人口都是由农民转型而来的，无论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模式。由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或者不转户籍而长期留在城市的人，都被视为城市人口，这个过程将形成中国巨大的需求。
但是，受中国土地制度的限制，农民只有在生他养他的地方才拥有土地，而到其他地方后并不能通过买卖获得土地，就会变得一无所有。这是因为，在中国，土地是不能流通的资源，不能私自买卖。对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最后的保障，因此，他们只能一辈子留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即使进城打工，他们的土地、财产还在农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解决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实现宅基地的改革。一次性地固定下现有的宅基地，不再划分新的宅基地；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宅基地，就必须另外购买。这个时候，宅基地是可以买卖的，因为它已经不是农地，已经成功转化为住宅用地，这样农民就可以从宅基地的买卖中获得收益。宅基地变成财产，不需要在农村住的人可以把它卖掉进城，需要这块土地的人以社会闲置资金和农民置换，这是很有价值的。
第二步是进行农田所有权交易。有人说这是农村改革中的第二次革命。比如，价值20万亿元的土地中，有10％可以拿出来交易，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收益的农民就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农民可以用这些土地做什么呢？上市交易。农田所有权上市交易，将城市中沉淀下来的不消费资金转移到农村，从而成为发展农村经济以及保证农村人口消费的资金，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民获得资金后，就会进城购房、买车，释放更大的消费潜能。在封建时代，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城市的载体，这些人被称为流民。但现在不一样了，农民在城市中存活下来并不难，如墨西哥就有上千万的外来人口，其中不乏农民。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城市的容纳空间来开启农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