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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4）课题组分别对我国区域传媒经济进行了聚类分析与区域标杆省区市比较、非均衡发展分析及产业集聚、梯度转移效应分析，并且引入基于相对差异指标分析方法的锡尔系数计算模型，对全国及四大板块从2008年到2012年5年间的区域传媒经济差异发展趋势进行了分解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在聚类分析的三类地区中，一类地区北京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二类地区广东、江苏等是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过渡的经济增长模式；三类地区的24个省区市为混合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根据全国区域创新能力和传媒发展指数的排名，东部的广东、中部的湖南、西部的四川和东北部的辽宁为各区域传媒经济发展的标杆省区市。
北京的传媒业多年来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传媒经济在走过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后，已经步入以结构调整、资源重整及产业创新为主的创新型经济增长阶段。2012年又是北京广告业大丰收的一年，统计口径的变化、广告产业振兴规划的发布、广告产业园区的兴建、文化产业大发展这四个主要因素共同起作用，已经把北京带入文化产业规划和创新改革的引领城市。
二类地区6个省区市的传媒业都已经到了需要深化转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正在逐步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方式转变。广东、江苏、上海的传媒实力最强，属于成熟的投资驱动型的产业发展方式。浙江、山东、天津次之，也进入了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但是在人才储备、技术升级等生产要素的完善上，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转变上，都比前三者要稍逊一筹。
三类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24个省区市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投资驱动型，有的是要素驱动型，而有的正在从要素驱动型向投资驱动型转变。但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引导下，中西部落后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正在涌现，与先进地区的经济差异在逐渐缩小。
第二，区域空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必然伴随着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产生。发展传媒产业集群和进行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可以有效缩小地区差异，带动落后地区的共同发展。但是也要注意规模不经济和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机遇和挑战并存。
我国各大区域按非均衡式发展分为带动型发展地区和被带动型发展地区。前者对后者有引领作用。产业集聚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将有助于打破中西部及东北部落后地区原始的、封闭的、平衡的产业系统。通过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协同创新效应和区域带动效应，加速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创新改革。但是一味地扩展规模和简单模仿，会带来同质化、地产化、单一化、空壳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挖掘本地资源，结合地方文化背景。通过给予更多经济优惠政策、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加大区域间的跨界合作等方式，发挥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对优势人才和技术资源的“集聚效应”。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长极的溢出效益会逐渐发生作用，发生产业转移，从而带动落后地区在非均衡态势中发展。因此，面对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应该利用产业梯度转移的“扩散效应”，搭建“信息跨板”，推动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激发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效用。
第三，基于相对差异指标分析的锡尔系数分解方法，印证了近年来宏观调控给区域传媒经济带来的影响，也科学反映了2008—2012年5年间区域传媒经济差异的变化。总体上，我国区域传媒经济差异的走向与宏观区域经济差异的走向吻合，近年来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根据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课题组对五年来传媒发展指数和各区域总人口数的统计，并导入锡尔系数的模型进行计算得出的结论为：虽然区际经济的差异缩小需假以时日，但区域间传媒经济锡尔系数逐年走低已成定势；东北部由于省区市少，发展稳定，因此区内差异表现较为恒定。2009年是拐点，东部经济优势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东部、中部、西部三大板块区际差异逐年减小。经过与1978—2011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锡尔系数分解图进行对比，课题组统计的5年间全国及四大板块的传媒经济差异锡尔系数的走向正好与大趋势相吻合，区内差异和区际差异都表现出下降趋势，表明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和机制，对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提高区域产业升级，加大创新发展的动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就意味着在生产要素改革、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该一改以往由政府调控为主，市场调控为辅的局面，转而用“市场之手”代替“政府之手”，激发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和调控作用。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引导之下，各区域要进行“产业集聚”、“跨界整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使规则再造、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缩小区域之间的信息差距和经济差距，努力促进区域间的相对均衡发展。
（执笔者：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