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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范围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是均衡地发生在不同的板块。因此空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必然伴随着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产生。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长极的溢出效益会逐渐发生作用，发生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带来的扩散效应随之影响周围经济落后地区，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为适应需求的变化和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总是从生产效率低的产业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均衡是一种理想状态，结构非均衡才是产业系统的常态。
在当前这个阶段，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落后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和政策倾斜度，通过给予更多经济优惠政策、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加大区域间的跨界合作等方式，发挥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对优势人才和技术资源的“集聚效应”；利用产业梯度转移的“扩散效应”，搭建“信息跨板”，推动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区域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激发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效用。
课题组历年对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板块的区域统计分析显示，我国的传媒业一直处于非均衡的发展状态。我们以全国31个省区市的传媒发展分指数为分析指标，通过箱线图来对各个地区传媒业的不均衡发展现状进行直观的图示（见图15）。在此基础上，分析面对宏观经济差异和地理、政策等原因造成的非均衡发展的产业现状时，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措施带动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逐步缩小这种差异。
如箱线图所示，传媒经济发展的差异不仅在区域间存在，在区域内的各个地区也客观存在。箱线较短，说明该地区传媒业五项分指数的发展相对均衡；而箱线较长，则说明该地区传媒业的发展不够均衡。此外，如果箱线的下影线较长，说明该地区的其他分指数得分相对较高，一个分指数得分相对较低；如果上影线较长，则说明该地区的一个分指数得分相对较高，其他分指数得分相对较低。在箱线的上下方，用黑色圆点标出的分指数是弱势指数，用星号标出的分指数是强势指数。根据各地区箱线图的特点，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发展类型：先进均衡、先进不均衡、落后不均衡、落后均衡。这里的均衡指的是相对均衡，而非绝对均衡。总体上看，前两类地区是带动型发展地区，后两类地区是被带动型发展地区。先进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会扩散到落后地区，从而带动落后地区在非均衡态势中发展。
图15 CMDI（2014）31个省区市五个分指数箱线图
代表地区为江苏。该地区的特点为传媒分指数排名都在全国前10位以内，而且没有劣势指数，无论是传媒生产能力、盈利能力、受众媒介消费能力、广告竞争力还是媒介环境，各方面发展都比较均衡。以江苏为例，在全国排名当中，生产指数排名第4位、盈利指数排名第3位、受众消费指数和媒介环境指数排名第5位、广告竞争指数排名第7位，因此传媒业一直处于稳定且相对均衡的发展水平。
代表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天津。这类地区的特点为传媒优势指数多，弱势指数少，但每个地区强弱势指标的对比都比较鲜明。比如北京、上海都是传媒生产指数弱，其余的四个指数强。广东、浙江是广告竞争指数弱，其余四个指数强。山东的受众消费指数和广告竞争指数是劣势指数，其余三个是优势指数。天津的生产指数和盈利指数为劣势指数，其余三个为优势指数。
代表地区为辽宁、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这几个地区都是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区域培育的新的经济增长极，生产要素和传媒环境都需要进一步改善，投资力度需要继续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尚未完成，因此各地区的传媒实力参差不齐，且传媒指数的优劣势对比也比较突出。在地区之间，辽宁、湖北、湖南的整体实力较强，传媒发展优势指数相对较多。而河南、四川等地的实力较前三个地区稍弱，无论是优势指数还是弱势指数在全国的排名都要更加靠后。
代表地区为河北、山西、吉林、安徽、江西、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福建、西藏、山西、甘肃、青海、宁夏。这些地区的特点是传媒业整体实力较弱，传媒业的劣势指数居多，呈现在落后中均衡发展的态势。
国家中西部的开发政策目的在于，不仅要缩小区域间的差异，也要缩小区域内各省区市的发展差距。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颇为原始的均衡必然首先要迈出不均衡即区域差异扩大的步伐，它是共同富裕即区域差异缩小的前提，否则只能在低水平上保持区域发展的均衡。
在迈出差异化发展的一步后，新的经济增长极必然会产生，促进空间上产业的集聚。从本质上说，产业集聚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将有助于打破中西部及东北部落后地区原始的、封闭的、平衡的产业系统。在加大开发程度和投资力度的条件下，内外因素共同起作用，产业集聚效应逐渐呈非线性扩散，就会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东部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在文化创意产业园方面的投入，截至2012年年底，又在全国先后成立了20个国际级广告产业示范园区。这些不断增加的文化产业集群，将会激发产业集聚的多元化效应：一方面，产业集群对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传媒经济有更多的带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发展同质化、空壳化等问题。这两方面具体表现为：
第一，规模经济效应：通过产业集聚，形成规模经济，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和技术的集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2013年4月21日统计显示，目前已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共计1216个
，2012年，在原先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山东、安徽、福建、天津、河北和河南等地的文化创意产业群。同年，继最初挂牌成立的9个示范级国家广告产业园区之后，又陆续批准了河南郑州中原广告园区、四川成都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等11个广告园区，增大了对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扶持，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以四川成都的广告创意产业园区为例，一经授牌，即获得财政部3000万元补助资金支持，成为西南地区第一个获得该项资金支持的园区。该园区主要以广告创意设计为重点，涵盖广告制作等业态齐全的广告产业链。产业园区成立后，已经成功引进了广告类企业70多家。而东部的山东潍坊广告产业园区，由于建立较早，在2011年时园区的广告创意企业（工作室）就已经达到上百家，从业人员近3000人，实现营业收入上亿元，目前还有更多的项目在建设当中。
第二，协同创新效应：结合优势资源，开展分工合作，发挥集聚优势，促进创新机制产生。
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当地政府、企业和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的协同努力，把本地的资源优势和本地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比如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充分利用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与民俗文化资源，造就了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艺术园区，如贵州民族文化特色园、云南印象等。再比如南京广告产业园区，全面推进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周边高校合作，建设广告创意设计培训基地和广告产业研究中心，已形成了适合广告企业创新创业、加速成长、总部集聚的优越发展环境，致力于打造“长三角”创新创意中心。
这正是通过政策引导，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和机制创新的新范式。
第三，区域带动效应：发扬品牌优势、挖掘内在资源，缩小区域内的发展差距。
区域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可以对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起到提升作用，以区域内的一个城市为核心，找到经济增长点，与周边地区已有的资源结合起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比如新疆克拉玛依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依托本地的工业与民族文化背景，把石油题材与产业、时尚生活相结合，打造文化旅游体验项目新类型，形成独具特色的“石油文化创意产业园”。引进的企业类型涵盖艺术创作、金丝玉展览、文化会所、创意设计、影视拍摄、动漫等领域。在2013年12月，获得了“新疆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的称号，成为全新疆文化产业研究方向的引领者。
第四，规模不经济，发展“同质化”效应。
文化产业集群所带动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有其合理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产业园区的建设过多过热，也会引起规模不经济和发展“同质化”的负面效应。文化产业园区的核心在于汇集精英企业，发挥品牌效应和引导产业革新，打造创新型产业链。但“目前国内真正称得上‘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园区少之又少，园区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同质化、地产化、单一化、空壳化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现在很多园区运营商，并没有明确做文化产业园的目标，只是利用政策来做事，比如进行圈地，然后尽快地把地卖掉、把房子出租等等。最后，园区有的成为了普通的物业，有的成为了普通的商业，有的成为了艺术家的工作室，有的成为了文化交流的活动场所”
。而且由于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目前能够真正盈利的并不多。
在这种环境下，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要发展，不应该只简单地模仿东部地区，而应该挖掘本地资源，结合地方文化背景，重新进行本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顶层设计”。首先，不必大而全，而要拥有自己的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比如像新疆克拉玛依的“石油文化创意产业园”那样，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创新产业链。其次，配合政府的政策引导，用更优厚的待遇和条件来吸引文化创意人才的涌入，用更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品牌企业的入驻，比如免税政策、补贴政策、风险投资政策等。最后，用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激发市场的自然调节能力，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调控作用，吸引更多民营资本的注入，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的主导者。
在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和机制，促进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提高区域间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动力，是一个重要的命题。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出要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六方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用“市场之手”代替“政府之手”，将会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产业梯度转移。在生产要素改革、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和项目驱动的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发的资源配置和调控作用，各区域加强“跨界整合”，从“跨区域”、“跨媒体”的角度，搭建“信息跨板”，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使规则再造、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缩小东部与其他几大板块之间的信息差距。
在市场机制和资本运作主导之下进行跨区域、跨媒体形态上的跨界整合，可以实现对市场空间的扩展，实施规模经济，节约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比如以国内规模最大的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凤凰传媒）为例，凤凰传媒在上市之后，以跨区域媒介并购、建立跨形态经营的“文化Mall”等一系列的战略手段，努力打造跨区域、跨形态经营的大型传媒集团。比如2012年3月，凤凰传媒在之前整合了海南省新华发行公司的基础上，再次发力区域业务整合，全额并购了海南省教材出版有限公司。“此次凤凰传媒对于海南教材出版公司的整合，是继2009年对于海南省新华发行公司整合后的又一次跨区域出版资源整合，预计此次整合完成后，未来三到五年，至稳定收益年度，海南凤凰将新增销售收入11743万元、利润1771万元；凤凰传媒出版部门将新增销售收入5400万元、利润1350万元。”
凤凰传媒对海南出版发行资源的跨区域并购，实现了市场扩展，整合了两个地区的优势资源，是用“资本利器”攻破地方行政壁垒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再比如自推行以来赞扬与质疑并存的凤凰“文化Mall”项目，是以体验式书城为核心，集影院、卡通动漫、教育培训、艺术展览、文化娱乐、餐饮、商业零售于一身的跨形态综合文化产业经营实体，“文化Mall”的投资建设是凤凰传媒的重要战略之一，除了在江苏本地的一些城市外，在安徽合肥也有布局。在合肥的“文化Mall”建设是对江苏本地“文化Mall”的一种异地复制模式，虽然被人质疑借机拿地，但是却有助于在省内省外维持成本优势，进而提升整体项目的收益水平。
在企业进行跨区域、跨形态的产业转移过程当中，往往会存在外部不经济的现象，这些负外部性单靠市场力量的调节难以消除，因此，政府有必要施予适当的行政干预手段。但是，过多的干预同样会破坏市场机制的自由与正常的运行。无论是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建设，还是传媒产业进行梯度转移，实行跨区域、跨媒体的资源整合，在这些区域经济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如何协调和配合，仍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