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大佬的末日迷途

《历史的温度》中收录了关于杜月笙的文章。杜月笙名气虽大，但在他之前，其实还是有老大的。当年所谓的“上海滩三巨头”中，黄金荣才是成名最早的那一个。

1

黄金荣出生在1868年。

那一年，清朝的直隶总督还是曾国藩，左宗棠刚刚开始挥师收复新疆，而日本也才刚刚开始“明治维新”。

黄金荣的祖籍是浙江余姚，父亲黄炳泉曾做过余姚衙门的捕快。黄金荣6岁的时候，父亲把全家带到了上海，住在南市的张家弄。

张家弄里住着不少当时朝廷的捕快和武官，黄金荣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也耳闻目染了不少“六扇门”里的规矩和套路——从某种角度说，黄金荣算是出身于“捕快世家”了。

黄金荣14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靠给人洗衣服为生的母亲邹氏实在无力拉扯他们姐妹兄弟四个，就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小庙里帮杂，顺便能得到些吃的。所以黄金荣的第一个绰号是“和尚”。而他的第二个绰号是“麻皮金荣”，因为他当时得了一种传染病（可能是天花），虽然侥幸不死，但留下了一脸麻子。

黄金荣后来还在书画店帮人做过裱画匠，长期颠沛流离的境遇和鱼龙混杂的环境，也让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人喜，不择手段求生存。

所以黄金荣和其他不少所谓的“流氓大亨”一样，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这背后也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如果家学渊源或家世显赫，谁会去做流氓？但再进一层的逻辑是：一个平凡乃至穷苦人家的孩子之后能扶摇直上——先不论是走正道还是走歪道——必然有原因，比如除了本人的主观因素外，肯定还有机遇。

1890年，上海法租界发布告示：招聘120名华人巡捕。

黄金荣此时穷困潦倒，正走投无路，就去报名碰碰运气。巡捕房看他人高马大，且颇会看眼色行事，当即就录用了他。

那一年，黄金荣22岁，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而属于他的机遇，也来了。

2

不得不承认，法租界巡捕这个职位，像是给黄金荣量身定做的一般。

一开始，从底层做起的黄金荣只能跟在法国巡捕后面跑跑外勤，但他察言观色的能力强，干起活来也勤快，所以很快就升成了租界巡捕房的“便衣警察”——没错，就是传说中的“包打听”。

一旦有了执法权，黄金荣就开始玩起了自己擅长的套路，简单来说，就是“以毒攻毒”。

黄金荣脑筋活络，网罗了一批社会最底层的“阿飞”（与“流氓”意思相近）和惯偷惯犯，恩威并施，平时给他们弄点小甜头，让他们吃点小苦头，在上海法租界织起了一张“暗网”。凭借这张“暗网”提供的情报和多层关系，他确实破了不少案子。

比如，当年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与夫人同游太湖被土匪绑架，总领事馆束手无策，是黄金荣找到绑匪头领“太湖阿四”等人，凭情面和利益交换，很快就把这对法国夫妇保了出来；又比如，当年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在十六铺码头丢了六箱古玩字画，也是黄金荣出手，半天就物归原主。

在掌握了“暗网”且有了一定威信之后，黄金荣的胆子更大了，有时甚至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游戏。

有一次，法租界里一家货行的金字招牌被人偷了，老板急得没有方向，忽然得人“指点”，说这种案子“黄金荣肯定能破”，于是老板赶紧去巡捕房点名要黄金荣破案。结果没等黄金荣跨出巡捕房，一帮法租界的小流氓就敲锣打鼓地把匾额送了回来。老板自然感恩戴德，而黄金荣的上司也啧啧称奇——殊不知，这块匾额就是黄金荣让人去偷的。

平日里，黄金荣会暗地里先指示小流氓去一些富商那里骚扰寻衅，然后自己出场当面呵斥，小流氓们做拜服状立刻散去。几来几往，“只有黄金荣搞得定”的名声就传了出去。

不过，真正让黄金荣名声大噪的，还是1923年的“临城大劫案”。

当时山东土匪孙美瑶劫了一列车的洋人和中国人，坐地起价，和政府反复交涉，双方陷入胶着（详见《历史的温度2》收录的《一场轰动中外的大劫案》）。其中有一个法国籍的天主教主教，中文名叫裴雨松，曾受土匪之命下山谈条件，但回去时因为发病（也可能是不想回去了），在一间小庙中暂避。

黄金荣在上海机缘巧合打听到了消息，一路跟踪，终于确定了裴雨松的准确位置，于是率一干便衣奔赴山东，在当地军警的配合下救出了裴雨松并护送他回上海，一时轰动法国领事馆。此时的黄金荣，已经是法租界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配8名安南保镖（即越南保镖）——这个职位以前只有法国人才有资格担任。

而他也早已凭借自己多年在法租界当警探的便利，在上海滩织起了一张巨大的黑社会“暗网”，黄赌毒无事不做，烟酒色利益均沾，已成了上海滩排名第一的流氓大亨。

但黄金荣自己也知道，在飞黄腾达的路上，绝不能忽略两个人。

确切地说，这两个人都是他的门徒。

3

第一个门徒究竟何时拜黄金荣为师，学术界一直有很大的争论。

因为第一个门徒后来的地位实在太高，高到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含糊其词——这个门徒拜师的时候，名帖上写的是“蒋志清”，也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1913年。而根据黄金荣的管家程文锡以及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恽逸群的回忆，蒋介石拜入黄金荣的门下，是在1921年前后。

当时的蒋介石因为受到排挤而失意，在上海跟着戴季陶等人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试图靠投机倒把挣些意外之财。不料1921年的一场金融风暴，让蒋介石等人赔得连裤衩都不剩，面对债主们的围逼，甚至只有跳黄浦江一条路可走。

无奈之下，蒋介石找到虞洽卿想办法。虞洽卿是当时全国工商协会会长，在上海商界很有威望，他提出让蒋介石去拜黄金荣为“老头子”。

蒋介石本来就和黄金荣有交往，当即答应。而虞洽卿又找到黄金荣，说蒋介石此人日后前途无量。黄金荣本来就不想驳虞洽卿的面子，也比较认可蒋介石，随即点头。

当时，青帮的拜师认祖都是要交费的，普通的拜师要交几块至几百块大洋不等，而像黄金荣这种“天”字级别的大佬，收上千元并不奇怪。

一个在1928年拜黄金荣为师的青帮成员回忆，当时压帖费、捐赠费以及各种门房、茶房打点，总共交了超过1000元。而据他所知，蒋介石拜师根本就没交费，只是投递了一张名帖，帖上写的是：

“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

蒋介石不仅没交费，黄金荣还给了他一笔差旅费，让他渡过难关，去广东找孙中山。而蒋介石的债主们后来都知道他拜了黄金荣为师，自然也没人胆子大到去要债了。

黄金荣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

1927年，蒋介石途经上海。黄金荣托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带话，希望登门拜会——短短几年，弟子拜师变成了师谒弟子，因为当时蒋介石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声名显赫。

而黄金荣拜会蒋介石的目的只有一个：送回当年蒋介石拜师的名帖。黄金荣说当年是虞洽卿自说自话，说什么收徒之类的，自己和蒋介石从来就没有过师徒关系，大家能做朋友就已经很好了。

黄金荣之所以有这番举动，也是因为之前王柏龄专门去点醒他：堂堂北伐军总司令，曾拜一个大流氓为师，说出去恐怕太不好听了。

对于黄金荣的表态，蒋介石自然表示很感激，依旧称他为“黄老先生”，并留他吃便饭。至于这件事是王柏龄出于好心去“点”黄金荣，还是本身便是蒋介石授意的，就没人知道了。

尽管没了所谓的“师徒名分”，但黄金荣知道自己还是从此“靠”上了蒋介石这棵大树，所以自然也感激涕零，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黄金荣率领手下的流氓帮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实实在在为蒋介石扮演了“打手”的角色。

不过，蒋介石毕竟是政坛上的“白道”大人物，虽然逢年过寿都会给黄金荣送来拜帖——这也是让黄金荣备感有面子的事——但终不可能在明面上给予太多支持。

黄金荣的“流氓帝国”能迅速膨胀进入快车道，离不开他的另一个门徒。

4

事实上，杜月笙具体是什么时候跟的黄金荣，也不可考。

按照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说法，杜月笙先是在14岁左右的时候拜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的青帮“通”字辈大佬陈世昌门下，然后大约在1918年，经陈世昌介绍，去黄金荣的家里帮忙做杂务。

同样善于察言观色的杜月笙很快就发现，黄金荣家真正的“话事人”是他的妻子林桂生——她虽然相貌平平，却精明能干，掌握黄家的财政大权，并且黄金荣对她言听计从。

所以，杜月笙开始处处讨林桂生欢心，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而林桂生也开始频频在黄金荣耳边夸杜月笙能干。其实黄金荣本来也发现杜月笙明显要胜于常人，有意重用他。

杜月笙真正引起黄金荣重视，是他鼓动林桂生吹枕边风，让黄金荣入股了一家包运贩卖鸦片的公司。这家公司由当时的淞沪护军都督何丰林牵头私下集资开办，杜月笙认为这个公司的后台是军阀，有赚无赔。

黄金荣听从建议后入股，不到两年就赚到200万元。大喜之下，黄金荣一举赏了杜月笙5万元，不仅让他接手了法租界内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还把法租界内运销鸦片的任务交给了他。

有了施展舞台的杜月笙开始迅速崛起，冲锋在前，几番明争暗斗之后，帮助黄金荣拿下了上海滩鸦片贩卖的最大控制权，并在1925年成立了著名的“三鑫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黄金荣当时是督察长，不宜公开出面）。该公司还有一个股东就是上海滩另一个流氓大亨张啸林。

三鑫公司其实做的是鸦片的运销保险，外加在各个环节抽头，实际上就是一家毒品公司。由于背后有黄金荣和法租界的支持和保护，三鑫公司可谓日进斗金，一年利润可达5000万至6000万元——当时中华民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3亿元左右。

黄金荣虽然倚仗杜月笙的头脑和手段赚得盆满钵满，但通过三鑫公司的创立，杜月笙的实力和地位也开始与黄金荣平起平坐，已经可以自立门户了。

事实上，讲究“情面、场面、体面”的杜月笙无论是在国民党要员中的人脉关系，还是在工商金融方面的投资眼光，都远胜于黄金荣。而且杜月笙还懂得打造公共形象和利用公共舆论，在赈灾、募捐等活动方面一直都站在最前头。

而黄金荣在政治上相对保守，也没有能力去结识更多的官场中人。在理财投资上，黄金荣一般只愿意投资地产收租，不太敢涉足工商金融领域，更很少愿意和人合股开公司，生怕自己亏本。

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已经完全压倒黄金荣了，新旧“大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也在所难免。两派势力对于政府关键岗位的亲信安排设置、一些生意场上的利益分配，一直钩心斗角。黄金荣还专门成立了所谓的“忠信社”，和杜月笙的“恒社”抗衡——虽然前者无论章程、规模还是势力都逊色不少。

但无论如何，黄金荣和杜月笙在明面上从来不曾撕破脸，两派势力在公开场合见面时也还是都客客气气的。

真正让黄金荣走下坡路的，还是他自己逃不过“美人关”。

5

第一个让黄金荣感到“颜面无光”的女人，叫露兰春。

1919年，黄金荣把自己名下的“共舞台”修缮一新，请来了当时年仅21岁的京剧名角露兰春当台柱子。黄金荣原本就对露兰春颇有好感，所以除了为她安排演主角、灌唱片、在各大媒体曝光外，还亲自下场，每场都在戏园四周布好门徒弟子，自己坐在场中间——只要黄金荣一鼓掌喝彩，四周的门徒都震天响地叫好。

后来的故事经过各种电影、电视剧和传闻段子的演绎叙述，大家都已耳熟能详。

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追求露兰春不成反生恨意，某天在剧场因露兰春唱错一句而喝了倒彩，结果被并不认识他的黄金荣及手下痛打一顿。恼羞成怒的卢小嘉指示军队直接绑了黄金荣关进地牢，扬言要取他性命。

事后亏得黄金荣的妻子林桂生和杜月笙四处奔走，又请青帮大佬出面说和，花费了巨资才把黄金荣保出来。性命虽得保全，但黄金荣经此一事，在上海滩名望大损，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悄悄讲的笑话。

但黄金荣似乎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对露兰春痴心不改，甚至提出要娶她进门。露兰春提出苛刻条件：嫁可以，但必须做正室而非妾。

黄金荣居然为此专门去找发妻林桂生商量，林桂生出人意料地干脆答应，只要了黄金荣5万大洋，就住进了黄金荣为她安排的公寓，两人就此分手。

终于迎娶露兰春进门的黄金荣之后将家中的财政大权也交给了她，却并没有换得露兰春的真正爱情：她不久后就爱上了当时上海颜料业富商薛宝润的二公子薛恒，结婚不满三年就坚决和黄金荣离婚分手了。

虽然露兰春后来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福，薛恒被证明不过是一个到处留情的纨绔子弟，但黄金荣所遭受的打击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个女人给黄金荣的打击更重，她的名字叫李志清——黄金荣似乎总和叫“志清”的人有渊源，无论男女。

李志清原来是黄金荣妻子林桂生收养的一个丫鬟，容貌不错，情商也很高，待人接物更是得体，深得黄金荣夫妇喜欢。林桂生无法生育，所以夫妇两人领养了一个儿子，李志清后来就被许配给了这个儿子，成了黄金荣的儿媳妇。

无奈这个养子早亡，李志清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在林桂生和露兰春两个黄宅女主人先后离开之后，黄金荣把所有的依靠和寄托都放在了李志清身上。坊间一直有传闻说“儿媳变成了媳妇”，但无论传言真假，李志清掌管了黄家的财政大权。

然而李志清同样给了黄金荣一记响亮的“耳光”：她最终带着黄金荣保险柜里几乎所有的银票和家财不辞而别，去了香港。

尽管坊间也有传闻说，其实李志清是受黄金荣之命，以“叛逃”的方式先为黄金荣把一部分财产带到香港去，但这只是一个没有证据的猜测，并且黄金荣自己的抉择证明这样的猜测可信度不高。

而之所以大家总是猜测像黄金荣这样的人要去香港，是因为时代变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的租界消失，原本依附其存在的黑社会就失去了最滋润的一块土壤。

而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兵败如山倒，上海滩但凡有点嗅觉的流氓黑社会都早已知道：

那种可以警匪一家、黑白通吃的好日子，马上要到头了。

6

1949年4月前后，杜月笙专门去拜访过一次黄金荣。

虽还未进入初夏，但曾经叱咤上海滩的两个“大亨”已感到了瑟瑟冬意——百万解放军兵陈长江一线，上海解放是早晚的事。

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的杜月笙，是专门来劝黄金荣一起去香港的，但黄金荣拒绝了。

黄金荣不是没想过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但他权衡再三，觉得至少有五个理由让他还是不走为妙。

第一个理由是他的性格。黄金荣虽然也是流氓出身，各种手段都见过用过，但从本性而言相对保守，不如杜月笙和张啸林激进，喜欢“以不变应万变”。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杜月笙抛弃一切财产去了重庆，张啸林抛弃一切尊严做了汉奸，但黄金荣既不离开上海，对日本人也阳奉阴违，不出来做事，一直努力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状态，结果也基本太平地度过八年，他认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第二个理由是他的盘算。他算来算去，杜月笙在结交国民党要人方面要比自己深得多，而包括当初活埋共产党工人领袖汪寿华在内，杜月笙帮国民党杀的共产党人也要比自己多得多。黄金荣自思为了蒋介石，手里也沾了不少共产党人的血，但罪孽比杜月笙还是轻多了。

第三个理由是他的资产。虽然李志清带走了他的票面资产，但他最主要的资产是历年来在上海投资的不动产，尤其是他花巨资打造的上海游乐中心“大世界”，他是完全不舍得放弃的。

第四个理由是他的年龄和习惯。黄金荣当时已经80岁了，平时又有每天泡澡堂和抽大烟的习惯，他怕到了香港，不仅这些习惯爱好无法满足，万一有个什么意外情况，命都会丢在路上。再加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在上海待了一辈子，也不想离开。

当然，前四个理由加在一起，都没有第五个理由有说服力：共产党的承诺。

在上海解放前夕，针对像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上海流氓头子，党中央其实已经有过明确方针：只要他们不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

对于这个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都坚决积极执行，也专门派人给黄金荣带过话，所以黄金荣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传出一句话：

“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

7

新中国成立之初，黄金荣的日子其实过得算滋润。

当时黄金荣住在上海龙门路的均培里1号。那是一座三层楼的洋房，里面除了黄金荣的一些儿子孙子辈家人外，还有门卫、女佣、司机、厨师等共20多人，周围的房子也基本由黄金荣的徒子徒孙租住。

虽然和当年巅峰时期不能比，但这个阵仗也是不小的了。黄金荣的三大爱好——抽大烟、泡澡堂、打麻将，都可以在这个小圈子里得到满足，这也是他当初不想去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维持这些开销，自然还要有不菲收入。黄金荣的收入虽然不能和开三鑫公司的时候比，但还是足以让当时的一般老百姓咋舌，因为共产党政府还允许他保留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产业。光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租赁黄金大戏院，每月就要付给黄金荣数百万元（旧币），此外黄金荣还有多处房产依旧有租金收入，所以可以说他是衣食无忧的。

但到了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黄金荣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因为群众针对他的各种举报信和控诉书多了起来，有些群众甚至自发到黄宅门前抗议：这样一个当年作恶多端的流氓头子，为什么现在能够如此安享晚年？

偏偏这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又接到举报，在黄金荣家里搜出了十支长短枪（两支已生锈）和数百发子弹，还有几把日本军刀。

面对这个情况，黄金荣心里其实是慌的，生怕共产党取他的项上人头向人民交代。

但共产党最终的态度还是让他放了心：我们会遵守承诺，但你自己也需要做出一些表态。

于是，一张黄金荣在清晨于“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出现在了报纸上。虽然照片里的垃圾车还是空的，黄金荣更像是拄着扫帚在休憩而非扫地，但这样一张照片已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而在1951年5月20日的上海《新闻报》和《文汇报》上，更是出现了一封黄金荣亲笔签名的自白书。

在自白书中，黄金荣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坦承了自己犯的一些错误，在结尾处，他写道：

“最后，我谨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事实上，这封自白书黄金荣只是签了一个名字，其他都是他让人代写的。而且他最初的版本交上去被退了回来，改了几遍后才成了见报的样子。之前那个原始版本，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原文和见报文对照，有多处不同，有些细节颇值得品味。

比如在原文中，黄金荣不断夸大和罗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而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基本一笔带过，这很可能是当初被退回的一个主要原因。

又比如原文中有一句提及参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后，他在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

但到见报时，杜月笙和虞洽卿这两个名字都没有了。据说当时在香港的杜月笙读报时体会到了共产党的用意：还是希望他们回去，可以既往不咎。

黄金荣的自白书刊出后，却没有收到他希望收到的效果：人民群众看到这封自白书后，更是被勾起了回忆，更多的举报信和控诉信如雪花一般飞进了政府部门，纷纷表示“黄金荣可杀不可留”。

但政府还是信守承诺，并没有动黄金荣。

其实留给黄金荣的日子，本来就不多了。

8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到了弥留之际。

击倒他的，只是一次普通的发烧而已，但他长期吸食鸦片，再加上年事已高，已无力再抵御病魔了。

医生为黄金荣注射了强心剂之后发现依然没有效果，只能无奈放弃。

黄金荣于当天下午停止呼吸，时年85岁。

黄金荣去世后，葬礼非常简单，酒席只摆了9桌。他昔日那些遍布上海滩的徒子徒孙，一共来了17个人。

而在他去世前两年，小他20岁的杜月笙已在香港病逝。

馒头说

关于上海滩当年所谓的“大亨”，我曾写过杜月笙。（见《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因为文章传播于各大网络平台，我有时候也会去看一些评论。大多数评论我觉得是中肯的，但有少数评论还是颇出乎我的意料。

比如我曾在某大平台看到文章后有一条留言，大意是说：“杜先生忠义两全，是条好汉！”

我怕是自己把人误导了，赶紧重读了一下文章。看到自己一上来就专门说明杜月笙的那些“慷慨”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是从“黄赌毒”中来的，尤其是靠三鑫公司贩毒而来的，后面也专门说了杜月笙心狠手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活埋了汪寿华，更是在“馒头说”里再强调了这些，于是心里稍微有了点底：少数人只看自己愿意看的，那我也没办法。

诚然，我一直不主张下“非黑即白”的结论，也一直努力展现一些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但原则性的东西是不能变的，有些人、有些事也是洗不白的，比如贩毒就是贩毒，汉奸就是汉奸。

杜月笙确实在抗日战争期间做过不少维护民族大义的事。黄金荣虽然明哲保身，但在日本人叫他出来做事时也找借口推脱，私下里说过“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岳飞”这种话。这些都得到了公正的记录和评价，并没有被刻意埋没——上海滩曾经的“三巨头”里，如果张啸林没死的话，看看他能不能得到杜黄两人的待遇。

所以回过头来说，黄金荣年过80岁，说他想开了，也算是想开了，说他没想开，他也有些东西没想开。他喜欢的女子，个个都弃他而去；他想保留的产业，最后桩桩都不再属于他；他总想遮掩些什么，但其实人民群众都帮他记着。

最终，赤贫而来的黄金荣潦草而去，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留不下。他曾经在上海一手遮天、一呼百应，但后人并不会因为他曾经是所谓的“大亨”而对他的一生有过誉的评价，该记下的，也全都被记下了，客观公正——比黄金荣做得更多甚至更好的杜月笙，其结局也是一样的。

所以为人一生，只要不是把事情做得天知地知自己知，就终会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

有时候的区别，只是在于时间长短而已。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黄金荣与杜月笙发迹之谜》（张岩、张晨怡，《文史博览》，2007年02期）

2．《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贩毒巨擘——旧上海三鑫公司研究》［苏智良、姚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

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上海帮会的动向》（苏智良，《百年潮》，2010年12期）

4．《“青帮大亨”黄金荣和他的得意门生蒋介石》（王恩收，《党史纵横》，2011年04期）

5．《黄金荣：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王祖远，《文史博览》，2010年05期）

6．《黄金荣扫大街》［景智宇，《档案时空》（史料版），2005年05期］

7．《黄金荣写悔过书前因后果》（刑建榕，《世纪》，1998年05期）

8．《黄金荣〈自述悔过书〉》（《档案与史学》，1994年03期）

9．《杜月笙与黄金荣的分分合合》（郭绪印，《民国春秋》，1994年03期） thLhGKiH5m+0fNT+bcpr0rorucbpXk4IPssSMJH12ooIti5OJQuF3WbnB9EDyUu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