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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有部电影，叫《投名状》，改编自一个真实历史事件，就是1870年发生的“刺马案”。
结拜，偷情，反目，复仇……这个案件的背后，真如电影描绘的那般离奇吗？
1870年8月22日，是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检阅士兵的日子。
检阅的地方位于他官署西侧，因为很近，所以他检阅完士兵射箭后，在随从的陪同下步行回官署。
就在快接近官署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老百姓模样打扮的人，拦在了他一行人的面前，递上一本状子，说有事禀告。
接下来发生的事，历来官史野记有过多种不同的描述，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但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就在马新贻低头看状子的时候，斜刺里忽然冲出一个男子，欺近马新贻身前，抓住他的衣服，举刀就刺——利刃刺入马新贻右胸，他随即痛苦倒地。
措手不及的随从们慌作一团，而刺客却也不逃，把刀一丢，仰天大笑：
“我叫张汶祥！”
遂束手就缚。
伤重的马新贻随即被送医，但因为所受的是致命伤，他挣扎了一晚，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留下一封“耿耿此心，死不瞑目”的遗书后，含恨去世。
他一闭眼，也意味着一场轰动全国的悬疑大案，就此拉开帷幕。
为什么轰动全国？因为这件案子太离奇了。
首先，是马新贻的身份。
“总督”是清朝顶级的封疆大吏，全国一共九个（原本为八个，清末增加了“东三省总督”），其中直隶总督因为负责京畿之地，责任重大，为九大总督之首，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为正二品，但一般挂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官阶为从一品。放到今天来说，两江总督大致可以理解为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含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军区司令，权力远大于现在一省的省委书记。
在清朝时，江苏、安徽一带早已成为全国上缴赋税和涌现一流人才的主要地区，所以两江总督在某种意义上比天子脚下的直隶总督权力更大。
而就是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朝廷重臣，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在去办公室的路上被一个身份不明的老百姓用刀给捅死了——这种事情，你敢信？
其次，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审问。
马新贻作为两江总督，是大清建朝以来被刺杀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所以当时清廷也“不胜骇异”，当即严令必须查一个水落石出。
朝廷如此重视，下面当然不敢怠慢。
由江宁将军魁玉牵头，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江宁知府孙锦云、上元和江宁两县县令共同参与的会审班子随即搭成。
按理说，行刺行为如此清楚，行刺之人束手就缚，审理班子如此强大，案情应该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魁玉倒是第二天就拿到了张汶祥的口供，但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
“行刺之由，一味闪烁，毫无确供。”
换句话说就是：人是杀了，犯人我也抓了，但他为什么要杀人，我也不知道。
堂堂两江总督被杀，杀人犯会没有动机？这番鬼话，朝廷自然是不信的。八天后，朝廷发来上谕：
“着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魁玉，满洲镶红旗人，1865年开始担任江宁将军
但上谕发归发，下面却没有任何进展，给出的案情报告依旧是：
“……据供系河南人，名张汶祥，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张汶祥”这个名字，人家杀人之后自己就说了，杀人的行为大家都看见了，他自己也没否认——合着你们审了半天，就审出人家是河南人？
朝廷对魁玉他们的审理，显然是不满意的。
随后，又一道谕旨传来：
“惟以兼圻重臣，督署要地，竟有不法凶徒潜入署中，白昼行刺，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已可概见。现在该犯尚无确供，亟须彻底根究。
“着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不得稍有含混。”
由此可见，朝廷已经认定“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他肯定是有后台的。
既然魁玉你们说查不出，那我换个人来查！
换来的人叫张之万，当时的官职是漕运总督。
张之万有一个很有名的堂弟，叫张之洞。但张之万的成名要比弟弟早多了：他和马新贻都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的进士，但张之万是堂堂金榜题名的状元。后来因为在“辛酉政变”中坚决站在慈禧这一边，张之万平步青云，成为慈禧的铁杆亲信。
慈禧上手就派出自己的亲信去调查此案，一是可见她对此案的重视，二是可见她也知道此案不简单。
饶是如此，慈禧在之后的一道“圣谕”中借同治之口，还是委婉地责怪了张之万：
“……前已明降谕旨，令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审办。即着该漕督迅速赴审，弗稍迟延。……”
张之万同时也是著名书画家，活了87岁，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
这封圣谕中的关键词在于“弗稍迟延”：张之万在接到谕旨之后，一路拖拖拉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是害怕再遭刺杀，走了许久，都没走到江宁去办案。
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之下，张之万好说歹说到了江宁，并且在11月4日才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
“该犯张汶祥自知身罹重解，凶狡异常，连讯连日，坚不吐实，刑讯则甘求速死，熬审则无一言。”
总结下来就一句话：审不出！
于是问题就来了：张汶祥罪行重大，审了快3个月还是不肯开口，按照清朝的酷刑制度，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难道不会上刑逼供吗？
清人薛福成在他的《庸庵笔记》中给出了张之万他们的解释：
“或劝刑讯，星使以汶祥重犯，傥未正典刑而瘐死狱中，谁执其咎？故始终不敢用刑。”
意思就是正因为张汶祥罪大恶极，所以不敢用刑——万一刑讯逼供中他两脚一蹬，谁敢负这个责任？
这个逻辑看似人性化，却无法让朝廷满意。
1871年1月29日到2月7日，短短10天内，朝廷连发三道谕旨，明显发飙了：
“现已五旬之久，尚未据将审出实情具奏，此案关系重大，岂可日久稽延？”
重压之下，张之万只能上报最终调查报告：
张汶祥这个人，参加过太平军，后来又参加过捻军，之后又和海盗有过勾结。马新贻之前担任浙江巡抚的时候，专门剿办过南田海盗，杀了他很多同伙。又因为他的妻子被一个叫吴炳燮的人拐跑了，他曾拦马新贻的队伍告状但未被受理。张汶祥后来还做过放贷的买卖，也被马新贻查封了——综合起来，怀恨在心的张汶祥就找机会杀了马新贻。
为了这些原因，就去杀一个两江总督，且还真就得手了，这是真的吗？
总之张之万的态度就是：不管您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但不知道是因为心虚还是气短，在上奏结案报告的时候，张之万在末尾又加了四个字：
“尚属可信。”
这四个字一加，就显得他有些底气不足了。
事实上，就在他拖拖拉拉审理这个大案的几个月里，民间舆论早就发酵了。
一桩大事件发生后，如果官方声音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那么民间的各种“阴谋论”肯定会纷纷出笼。
关于张汶祥为何要杀马新贻，除了官方后来给出的版本，民间已传出多种说法。
一种是说因为马新贻是回族人，所以他其实私通回族首领，准备里应外合，接应回族首领率兵杀进中原，一统天下。而张汶祥因为知道了马新贻的阴谋，为天下除害，冒死刺杀。
这种说法很难站住脚。虽然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确实发生了回民起义，但回民绝无进攻中原之意。且不说若真如此，张汶祥应该是朝廷大大表彰的忠勇之士，马新贻自己的动机就不足：已经是顶级的封疆大吏，为何要冒杀头之险再引入回族人？难道还能裂土封王？
另一种说法是江苏巡抚丁日昌“买凶杀人”。这个推论来自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的上奏，说丁日昌的儿子有一次犯事，是马新贻主审，没有给丁日昌面子，所以丁日昌心怀不满，最终决定派人刺杀马新贻报仇。
这种说法更是牵强。儿子犯事后，丁日昌随即以“教子不严”向朝廷禀报并做出检讨，而马新贻在审理时其实颇给丁日昌面子，两人并无仇怨。结果朝廷查下来，这个说法也毫无证据，王家璧的“诬告”后来在朝廷上被传为笑谈。
还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在处理“安庆教案”时过分偏袒洋人传教士，引发慈禧不满，于是慈禧派人去刺杀。但这种说法也完全没有证据支撑，且当时马新贻是完全按照朝廷指示办的。
除了这三个版本，第四个版本流传最广，相信的人也最多。
这个版本是这样的：
马新贻在庐州任内时曾与捻军作战，结果兵败被俘。当时张汶祥正是捻军中的一个头领，但早有投降清廷的想法。在抓到马新贻后，张汶祥向他引荐了自己的兄弟曹二虎和石锦标，四人结拜为生死兄弟。后来张汶祥找机会放了马新贻，并率部投诚，被马新贻编成“山”字营，冲锋陷阵。
四人“共富贵”后，马新贻逐渐变心，又看中了曹二虎妻子的美色，两人通奸后，马新贻更是诱杀了结拜兄弟曹二虎。张汶祥义愤填膺，愤而出走，一直在寻找机会，最终大仇得报。
这个版本的传闻涉及兄弟、女人、通奸、锄奸、忠义等诸多热点传播要素，所以在马新贻被刺后迅速流传，甚至很快就上演了《刺马》戏，之后更是有多个文学、戏曲乃至电影版本据此改编传播。
陈可辛2007年导演的《投名状》就是以这个故事版本为基础创作的。而早在1973年，张彻导演的《刺马》，也是根据这个版本拍摄的。
但事实上，这个说法也有很多漏洞。
比如，马新贻在庐州任上时对战的其实是陈玉成的太平军部队，而且他当时是正三品的按察使，这样级别的官员如果被对方俘虏又被放回，官方不可能不知情或没有记载。又比如，这种说法对马新贻的人格有极大的贬低，可以说让他斯文扫地，若为真的话，马新贻家人应该很快低调接受“张汶祥因私人原因报复杀人”的结案报告才是，但事实上马家人并不接受官方审定结果，一直在要求揭露事情真相。
但这个说法流传得实在太快太广，甚至马上就有戏曲推出，以至于开始有人怀疑：
热点传播如此之快，是不是有幕后推手？
那么从犯罪动机来推断：
谁最希望马新贻死？马新贻最有可能得罪谁呢？
就在“刺马案”发生后不久，59岁的曾国藩进宫见了慈禧。
曾国藩是在赴任前去听候太后指示的，而他要去赴的任，就是马新贻死后留下的两江总督之位——当然，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之前他走后才换的马新贻。
马新贻被刺死一案，轰动朝野，曾国藩哪有不知之理？事实上，慈禧让曾国藩加紧去赴任，就是交给他一大任务：赶紧把马新贻被刺这个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曾国藩临行前，自然想探探老佛爷的口风。
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他与慈禧的对话。
慈禧说：
“此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的回答是：
“确实奇怪。”
慈禧又问：
“马新贻办事很好？”
曾国藩回答：
“他办事和平精细。”
此时的曾国藩，其实是有压力的——大清高层官场中的不少人，都在看他接下来的表现。
因为关于“刺马案”，除了民间津津乐道的那个“马新贻渔色负友”版本外，会看点门道的人群内其实流传的是另一个版本：
这件事是湘军集团干的。
这就要先回到马新贻这个人的发达史了。
马新贻是山东菏泽人，回族，26岁时中的进士。之后他历任安徽建平知县、合肥知县、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最终升任两江总督——当时他才47岁。
马新贻不仅当初自己招募团勇对抗太平军，在各地的任上也官声颇佳，兴修水利，为民请命，颇做出了一些政绩。
但这些事并不足以保证他能在50岁之前坐上封疆大吏的位置，马新贻最可贵的，是他不属于朝廷中满人和汉人的任何一个派系集团，可以说是绝对中立的，他所听命的只有慈禧。
而慈禧也确实处在用人之际。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和太平天国一路血战的湘军已经发展到了30万人，成了大清朝最具战斗力和最强大的一支武装——但这支武装是属于汉人的私人武装。
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道理的湘军“总司令”曾国藩，随即主动要求裁撤湘军，慈禧当即同意。但湘军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势力早已遍布全国，两江范围更是属于他们的绝对领地，曾国藩在那里门生遍布，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就连朝廷任命官员，如果得不到湘军集团的默许，都很难进行下去。
1868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调任直隶总督。虽然直隶总督是当时的八大总督之首，地位最高，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朝廷也是希望曾国藩离开他的“老巢”两江一带，到自己眼皮底下乖乖待着。
而接任曾国藩两江总督职位的，正是和湘军集团完全没有瓜葛的马新贻——他被认为是慈禧投进湘军集团大本营的一枚重要棋子。
马新贻初到江宁办公，就有一个说法不胫而走：
当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曾放了一把大火，随即宣称太平天国十多年来掳掠和积累的惊人财富“不见踪影”。而之后曾国藩老家不断有吃水很深的大船运送大批“货物”前去，然后曾国荃开始在老家大兴土木，建造豪宅。
老百姓都在猜，马新贻这次到任江宁，肩负一个任务：要查出曾家有没有贪污那笔惊天财富。
尽管查宝藏这件事基本是出于民间猎奇的想象，但马新贻到任后，确实在一些事务和出台法规上，对湘军集团的固有势力范围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综合种种前因后果来看，很多人都认为：湘军集团有足够的动机除掉马新贻。
而这也正是大家都注目曾国藩去赴任的原因所在。
1870年11月7日，曾国藩终于动身前往江宁赴任。
之所以说“终于”，是因为曾国藩在8月30日就接旨调任两江总督，但直到11月初，他居然还没有动身出发。在此期间，朝廷曾下两道谕旨催促他快点出发，但总被他以各种理由推脱，最终在11月7日动身，12月12日才抵达江宁——前后拖了快4个月。
不过，慈禧倒也不是只派了一个曾国藩，还派出了一个配合调查的钦差大臣——郑敦谨。
郑敦谨当时的官职是刑部尚书，也是从一品的大员。更重要的是，郑敦谨以铁面无私、办案公正而著称，一路走来，名声甚佳，有“郑青天”之称。
与曾国藩不同的是，郑敦谨在接到查案谕旨时已是隆冬时节，他冒雪赶路，在大年夜赶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
但是，案犯张汶祥还是那套说辞，什么也审不出来。
无奈之下，郑敦谨只能与已到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私下喝茶商量，想听听这位正一品大员的意见。
曾国藩到任江宁后，整天读书或会客，还为马新贻写过一副挽联，但对于审理案件一事，从不提一字。郑敦谨在审案时，曾国藩也只是坐在一旁，一言不发。
面对郑敦谨的“请教”，曾国藩还是惜字如金，他的表态就一句话：
这案子，恐怕还是要按照魁公和张公审出的口供来。
话说至此，郑敦谨毕竟也混迹官场多年，心中已经了然。
1871年的3月中旬，一份由郑敦谨和曾国藩联合署名的奏折，被摆到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案前——内容比之前魁玉和张之万的版本更详细，细节更多，但结论依旧不变：
张汶祥因为各种原因和马新贻结下仇怨，带刀行刺，属于个人行为，背后无人主使。
一开始不断督促要“彻查此案”的慈禧，最终认同了这份报告。
但这份报告中，其实有一个细节。
按理，参与审问的人员都需要在这份报告上“书诺”——签字画押。
但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袁世凯的养父）拒绝签字。
1871年4月4日，江宁的老百姓都拥向了刑场。
“刺马案”的唯一案犯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被剖腹挖心，以祭奠马新贻。
而张汶祥一死，也意味着这桩轰动全国的“刺马案”落下帷幕——尽管用马新贻弟弟马新祜的话来说，是：
“终觉疑案之莫名，悠悠苍天，抱恨忠骨。”
朝廷对马新贻身后事的料理，可能是对马家人的唯一一丝安慰：
赏加马新贻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在江宁、安庆、杭州、海塘都为他建祠堂。
这起大案，还有一个尾声。
按理说，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办理完案件后应该回京面圣述职。
曾国藩出于官场礼仪，送郑敦谨出江宁，并奉上“程仪”（也就是路费，算是红包），但郑敦谨分文不收，告别离去。
当郑敦谨一行走到清江浦（今属淮安市）的时候，他忽然上奏朝廷，说自己年老多病，就地归隐。
他打发走了随从，就真的就地辞官，直到去世，也再未踏入京城半步。
众所周知，晚清曾被人总结出“四大奇案”。
在这四桩奇案中，除了“太原案”太过离奇蹊跷被质疑是捏造外，其他三件大案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白纸黑字留于史的。
而这三件大案中，“名伶杨月楼案”完全发生于民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由民间引至官场，只有“刺马案”一直被认为是官场高层权力博弈的结果。而且，前两个案件最终无论好坏，都有个大家看得到的结果，但“刺马案”至今被认为是一桩悬案，加上那个“渔色负友”的版本流传颇广，所以被称为“晚清第一大奇案”。
时至今日，“刺马案”还是有各种版本的推断，但倾向于此案和湘军集团有关的观点，渐渐多了起来。
太平天国初灭，湘军集团权势滔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案前后一些看似摸不着头脑的情节似乎也顺乎逻辑了：
魁玉、张之万等一干办案官员都极尽推诿之能事，一直在打马虎眼；曾国藩拖拖拉拉，长久不肯到任；孙衣言和袁保庆拒绝签字；郑敦谨办完案之后就选择辞官隐退；就连精明强干的慈禧，也渐渐品出了味道，从最开始强调“必有人幕后主使”，到最后睁一眼闭一眼……
从“刺马案”的整个过程来看，没有证据显示曾国藩直接参与了此事，但种种细节表明，很可能是湘军集团中的利益相关者甚至是一个小团体策划了此事。而曾国藩对此事的幕后真相知情，最终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帮忙尽快将此事“翻篇”。
当然，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个推论，没有确凿证据支撑。但历史就是如此，除非今后发明了“时间机器”，我们能逆时间之河而上去探寻究竟，不然不少历史的真相注定会湮没在时间中，只能靠逻辑和动机推断了。
不过，从“刺马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舆情一旦上升到一定层面，背后很可能就会有一些博弈方介入，煽风点火也好，借力打力也好，要安静做个“吃瓜群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慈禧与湘军集团的博弈，在“刺马案”中可以说是慈禧退了一步，而借机扳回一城，要等到几年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了。
那又是另一桩“奇案”了。
1．《清史稿·列传二百十三·马新贻》（赵尔巽，1927年）
2．《清实录·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
3．《清史稿·列传二百八·郑敦谨》（赵尔巽，1927年）
4．《温故“刺马案”》（李俭，《书屋》，2019年11期）
5．《从“刺马案”到〈投名状〉——由历史到文学的转折》）（林保淳，《浙江学刊》，2018年04期）
6．《我所知道的“刺马”案真相》（于曰良，《档案春秋》，2009年04期）
7．《刺马案与清宫秘闻》（马东玉，《紫禁城》，1996年03期）
8．《清末刺马案》（彭长卿，《紫禁城》，1988年05期）
9．《晚清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考述》（吴木火，《南开史学》，198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