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末代狂儒”的矛盾与孤独

说起辜鸿铭这个人，不少人可能会立刻联想到两个词：“辫子”，以及“狂傲”。

确实，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人”。

关于他，有很多段子，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杜撰的，但光靠这些段子来了解他，应该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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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于1905年的北京六国饭店，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有过一场轰动一时的演讲。

那是一场纯粹只由一个人发言的演讲，一张票的价格高达两块大洋——当时全中国最火的梅兰芳的一场戏票价也只要一块二大洋。

主讲人是个中国人，演讲语言却是英语，因为买票来听的都是外国人，演讲的题目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

那一天，一票难求，座无虚席。这个神奇的中国人是谁？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是如此描述的：“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

这个人有过很多名号：“圣哲”“怪杰”“狂儒”“老怪物”“老顽固”“小丑”……光看名号，你很难判断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姓辜，叫辜鸿铭。

2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

辜家祖先于清康熙初年由福建惠安移居台湾鹿港，又在乾隆年间移居马来西亚。到辜礼欢一代，因他深得英国殖民者信任，被委任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家族开始兴旺。

辜礼欢生有八男三女，其中一子名辜龙池，辜龙池有子辜紫云，会讲闽南语、马来语和英语，在一家英国人创办的橡胶园当到了总管。他娶了一个西洋女子（有说为葡萄牙人）为妻，生下了一个高鼻深眼的混血儿子。

这个混血儿，就是辜鸿铭。

1867年，橡胶园的英国主人布朗夫妇年事已高，思乡心切，就索性把橡胶园托付给了辜紫云，准备返回英国。他们向辜紫云提了一个要求：因为实在太喜欢他的儿子辜鸿铭，希望能带辜鸿铭一起回英国。

辜紫云同意了，但在临行前，他把辜鸿铭拉到家里的祖宗牌位前，点了一炷香，专门叮嘱了一句话：“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就这样，才10岁出头的辜鸿铭就随布朗夫妇到了英国，被送进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辜鸿铭就在布朗的鼓励下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等一系列文学名著，所以他对文学很感兴趣，之后入读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系，然后又考取了硕士——他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

硕士毕业后，辜鸿铭又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进修文学和哲学，不仅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也借此熟悉了多国语言，他的德语、法语不错，对拉丁语也有所涉猎。

后世传辜鸿铭拥有13个博士头衔，从精力和能力来看，夸大的成分较多。据后来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凤昌回忆，辜鸿铭在各种文字材料之中只写自己的一个学位：爱丁堡文学硕士。

1880年，23岁的辜鸿铭学业已成，他没有选择继续留在英国，而是回到了自己阔别13年的南洋家乡。

在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机构里，辜鸿铭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凭借他的文凭和留学经历，他可以享受一份很不错的薪水，在南洋度过惬意舒适的一生。

但如果是那样的话，如今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我们记住了。

辜鸿铭的人生之路发生改变，是在他遇见了一个人之后。

3

让辜鸿铭改变抉择的那个人，叫马建忠。他是清末著名的学者和外交家，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1882年，马建忠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到了一个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

按辜鸿铭的说法，两个人一聊，就是三天。

马建忠很欣赏辜鸿铭的才华，但同时对他离开中国感到可惜。在那三天里，马建忠向辜鸿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鼓励他回中国去，因为中国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何必在这里做假洋鬼子”。

辜鸿铭被马建忠介绍的中国传统文化震撼了，甚至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40年后，辜鸿铭在回忆那三天与马建忠的对谈时依旧记忆犹新：“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正是因为他，我再一次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如何证明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的第一步，是选择在外形上改变——他留起了后来成为他一个著名标志的东西：辫子。

当然，辜鸿铭知道留辫子也只是个形式而已，要真正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要读书。1883年，他决定辞去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中的职务，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经典文化。

1885年，他遇到了一个机会。

这一年，他回福建老家探亲，回程的船途经香港。在船上，他听见几个德国人在聊天，他走上前去，用德语和他们谈论哲学，从苏格拉底聊到黑格尔，随后又用英语和他们聊英国文学。

几名德国人大吃一惊，而周围的人也觉得一个留着辫子的黄皮肤人居然能用外国话与外国人交流，都上前围观。其中有一个人对辜鸿铭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人叫杨玉书，是当时的广州候补知府，他受人之命，去香港打探中法战争的军情。

而给他下这道命令的，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

很快，受杨玉书推荐，辜鸿铭入了张之洞的幕府，正式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人生之旅。

辜鸿铭成为张之洞的幕僚，主要承担外文秘书的工作，而他在平时重点做的一件事，就是读书，这也是张之洞非常鼓励他做的事。辜鸿铭先背《康熙字典》，然后由《论语》入手，开始通读经史子集。张之洞幕府里能人辈出，辜鸿铭不懂就问，学问进益神速。

而在学习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中国儒家的不少思想其实和西方的浪漫主义、反功利主义是相通的。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类文明中并非只有西方文明是最好的。

不过，那时的辜鸿铭还远没有到所谓“学贯中西”的境界，甚至因为沾沾自喜，还被人嘲讽过。

1897年，张之洞六十大寿，大宴宾客。40岁的辜鸿铭在席间高谈阔论，聊中西方文化，结果被在场的一个人戗了一句：“你说的这些，我都听得懂，但如果我说，你未必听得懂。我建议你再去读20年书，然后才追得上我。”

说这话的人叫沈曾植，著名诗人和书法家，光绪六年的进士。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辜鸿铭自知肯定比不过沈曾植，当下哑口无言。

不过，吃了瘪的辜鸿铭并没有放弃，而是立刻加倍刻苦读书。两年之后，沈曾植又来拜访张之洞，辜鸿铭听到消息后，立刻让人把张之洞书房的所有书都搬到厅堂之上，然后来见沈曾植，见面就说：“沈大人，在你面前的这些书，你随便挑，看看有没有哪一本是你能背而我不能背的？”

沈曾植和辜鸿铭深聊之后，拍了拍他的肩：“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后就要靠老兄你这样的人了。”

不过，随着辜鸿铭的学问渐长，他的脾气也长了，碰到看不惯的人和事，总是忍不住出言讥讽，而且中外平等，洋人也骂，中国人也骂。

深知辜鸿铭脾性的张之洞一直没有保举他出去做官，而是将他留在自己身边（直到晚年才保举辜鸿铭去做了一个清闲的肥差）。

张之洞的选择没有错，因为像辜鸿铭这样的人如果进入官场，十有八九是会被排挤，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的。倒是留在张之洞身边的那20多年，把辜鸿铭推上了成名的台阶。

4

辜鸿铭初为世人所知，是因为翻译。

他的翻译和严复的翻译正好相反：严复是把西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而辜鸿铭是把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外文。

让辜鸿铭一战成名的，是《论语》的英译本。

最早把《论语》翻译到西方世界的译者是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后还有些译本，但都是由西方传教士完成的。辜鸿铭有一次偶然接触到了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的《论语》。

理雅各也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肯定不如中国儒生。辜鸿铭在阅读的时候发现，理雅各这个版本的翻译还是有不少问题的，如果按照这个版本，那么西方将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经典产生很深的误解。

怎么办？那就自己来翻译。

辜鸿铭有他的优势：因为他不仅熟悉中国文化，也很熟悉西方的文化，所以他在翻译过程中能够经常引用西方人熟悉的说法和观念，来解释中国儒家的观点，让西方人一看就懂——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翻译家做不到的。

1898年，辜鸿铭翻译的英文版《论语》问世，一下子就轰动了西方世界：原来中国人还有那么高深和有洞见的哲学！

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辜鸿铭又将《大学》和《中庸》翻译成了英文。后来同样翻译过《论语》的林语堂——他去莱比锡大学读书的时候，辜鸿铭的不少文章已经成为教材了——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他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中的三部，他不只是忠实地翻译它，更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一种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哲学了解的突然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他的儒家书籍的翻译，好在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

而在翻译一系列中华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自己也渐渐完成了一个转变：从相信东西方文明能够互补，到相信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甚至可以拯救西方文明。

这一点，在他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本书的英译名，就是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的精神》）。

在这本书里，辜鸿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最终要问的问题，不是看他是否修建或能够修建的城市有多么伟大，建筑有多么豪华，马路有多么漂亮，也不是看它已经拥有以及能够生产的家具有多么好看和舒适，设备、工具和仪器有多么机巧和有用。不，甚至也不是看它创建了什么样的研究机构，什么样的艺术和科学。为了真正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我们必须要追问的要义是：它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他对“中国人的精神”的第一个定义是“温良”：“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温良（gentle）。温良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

当时正值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西欧各国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前景感到失望和悲观，开始反思自己曾经自以为先进的文明制度，而辜鸿铭关于“东方文明”的观点恰好横空出世，让很多西方人眼前一亮，感触颇多。

在当时的德国，很快出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的德文译本，一些德国高校和学术机构纷纷成立“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研究这位“东方哲人”的思想和观点。哈佛大学博士艾恺曾在他的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写道：“在战时与战后的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哲的，是辜鸿铭。”

当时西方对辜鸿铭的评价，远比国内对他的评价高得多，以至于有了那句话：“到中国可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确实，在辜鸿铭声名鼎盛的那些年里，他成了西方了解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托尔斯泰曾和辜鸿铭互通书信讨论“道”的问题；泰戈尔和他一起合影；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毛姆到中国来想拜访辜鸿铭，第一次还被拒绝了，第二次才见到——辜鸿铭认为不能让西洋人觉得想见谁就能见到谁。

但是，辜鸿铭并没能一直站在舞台的正中央享受鲜花和掌声。因为他也陷入了矛盾——其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一个问题：既然中华文明如此先进，为什么却总是落后挨打呢？

5

对于这个问题，辜鸿铭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认知：中国必须要有帝制，必须要保持传统，所谓“共和”之说，就是祸国殃民。

与某些投机取巧的人不同的是，辜鸿铭是真心“保皇”和维护传统制度，甚至不惜黑白不分。

1908年，慈禧驾崩，正当全国有识之士暗自庆祝的时候，辜鸿铭捶胸顿足，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评价慈禧是中国妇女的典范，哪怕她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也并无不妥，因为她日夜操劳、为国为民，这是她应得的。

在辜鸿铭的眼里，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有皇帝。所以1911年武昌起义要革皇帝的命，辜鸿铭非常愤怒，直接称这次革命是“暴动”，甚至呼吁外国应该出兵干预，协助清廷镇压革命。

而在辜鸿铭看来，也不是谁都能当皇帝的。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辜鸿铭是最激烈反对的人士之一，他撰文直接骂袁世凯是“无赖”，是“贱种”。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但辜鸿铭请了个戏班，天天在家中搭台唱戏，以示庆贺。

其实，辜鸿铭不是反对皇帝，而是反对袁世凯这个“篡位”的皇帝。

这也就不难理解1917年张勋率5000“辫子军”复辟，辜鸿铭为何会欢天喜地了：张勋不是自己做皇帝，是请11岁的宣统皇帝溥仪重新登基——那是正统的皇帝。

张勋的复辟闹剧只维持了12天，这对辜鸿铭的打击很大。当时他被许诺担任“外交部侍郎”，自告奋勇要代表张勋去“调停”江浙两省。火车刚到天津，他就听说段祺瑞已经率军进攻“辫子军”，吓得又逃回了北京。当时张勋气得骂辜鸿铭应该改名“辜鸿恩”（辜负了皇上的洪恩）。

不过辜鸿铭还是很认可张勋的。张勋过67岁生日的时候，辜鸿铭还特地送了他一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这是苏轼当年写来勉励朋友刘景文的，却被辜鸿铭拿来与张勋一起“共勉”——“擎雨盖”是指清朝官员的红顶官帽，“傲霜枝”则是指他们还坚持保留了自己的辫子。

当年张勋复辟，辜鸿铭还留了一个遗憾：一直没亲眼见过皇帝。这个遗憾在1924年被弥补了：念及辜鸿铭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帝制，“逊帝”溥仪还是专门召见了他。

按照当时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中所说，溥仪召见的时候，一向一身傲骨的辜鸿铭手足无措，紧张得说不出话，以至庄士敦忍不住下笔调侃：“我以前见过他，但不知道他在正式场合会说不出话。”

但辜鸿铭自己还是很得意这次召见的：“此生有幸见皇帝一面，足以慰藉平生。”

康有为曾因为主谋“戊戌变法”而被辜鸿铭痛恨，但同为“保皇党”，两人又惺惺相惜。康有为曾给辜鸿铭送过一幅字，上书“知足常乐”，辜鸿铭称康有为“深得我心”。

当然，辜鸿铭对所谓“传统文化”的一些近乎偏执的维护，并不仅仅局限于皇权。

比如，他坚决反对中国妇女从“缠足”中解放出来，因为他对“三寸金莲”有特别的爱好，据说他曾去朋友家，抱着人家婢女的小脚把玩不已。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当他的女儿辜珍东哭诉缠小脚跳舞不便时，他却允许女儿不恪守他视为“妇道”的这一传统。

又比如，辜鸿铭坚决维护“一夫多妻制”，那个后来被一些男性津津乐道的著名比喻就是出自他之口：“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能配多个茶杯，你见过反过来的吗？”

但并非没有人指出他这个比喻中“偷换概念”的把戏。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时就讨论过这个比喻，陆小曼说：“谁说男人就应该是茶壶了？要我来比，你就是我的牙刷，牙刷只可以一个人使用。”

如果说辜鸿铭只是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他的这些言论即便会引来别人的反驳，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辜鸿铭后来身处一个中国文化和观念碰撞最激烈的历史环境，他的各种行为和言论，肯定会引来更大的争议。

6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请辜鸿铭任教。

其实，辜鸿铭在1915年就应聘为北大教授了，聘他的是蔡元培的前任胡仁源。由于辜鸿铭处处维护帝制，与当时学生的主流思潮有所冲突，所以要求解聘他的呼声已经有了。

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考虑到辜鸿铭确实有真才实学，且蔡元培也留学过欧洲，深知辜鸿铭在西方的影响力，因此力排众议，还是续聘他为文学教授。

所以，辜鸿铭特别认可蔡元培。蔡元培虽然是进士出身，却辞官搞革命推翻了皇帝，但辜鸿铭认为他这是“一以贯之”：“他搞革命就一直搞革命，我保皇就一直保皇。……当下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我。”

但辜鸿铭的“热情”也给蔡元培惹过不少麻烦。比如，蔡元培旗帜鲜明地支持“白话文运动”，支持文言文的辜鸿铭却到处说蔡元培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是无奈之举，是“以毒攻毒”。又比如，蔡元培招收女生进北大上课，辜鸿铭却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理由，拒绝上课。还比如，蔡元培受当局压力请辞北大校长，众师生力挽，辜鸿铭自然也保蔡元培，但喊出的口号却是“蔡元培就是我们北大的皇帝”。

而对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北大老师们，自视资历和学问都高出不少的辜鸿铭就不那么客气了。

尤其针对胡适，辜鸿铭没少说过各种“怪话”。有的话说得不无道理，是从业务角度出发，比如他认为胡适不懂德文和拉丁文，怎么可能上得好“西方哲学史”这门课？而有的则近乎没有什么意义的人身攻击，比如他说胡适的英文发音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

辜鸿铭在北大教与西方文学相关的课，还是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他熟知东西方的文化。比如他把弥尔顿的《失乐园》比作“洋离骚”，把华兹华斯比作“中国的杜甫”，这样学生们就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但辜鸿铭上课的真正目的并非讲授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宣扬他的政治思想，以及驳斥他不认同的主张。这也是他后来真正惹恼北大学生的地方。

辜鸿铭在面对北大学子时曾有过一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但诸位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他其实还有段比较完整的话：“诸位也许笑我痴心于清室，准确来讲，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

这段话在当时提倡“兼容并包”的北大，其实也成不了什么大问题，真正触及一批北大学生“底线”的，是辜鸿铭在五四运动时的举动。

1919年，以北大学生为先锋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与当时社会各界声援学生不同的是，辜鸿铭在当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撰文，指责北大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在辜鸿铭看来，中国根本连宪法都不需要，只要大力弘扬儒家的道德观，国人自有道德感和廉耻心来约束。

其实，对五四运动的指责与辜鸿铭一贯提倡和主张的“道德与秩序”并不矛盾，但这却彻底触怒了当时的北大学生。一向尊敬辜鸿铭的他自己的学生罗家伦（也是胡适的学生）在第二天拿着《北华正报》怒气冲冲地冲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质问辜鸿铭：“你既然讲春秋大义，就应该知道‘内中国而外夷狄’，可是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发文章骂中国人，你怎么解释？”

一向能言善辩的辜鸿铭愣在当场，气得说不出话，最后只能一拍桌子：“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1923年，蔡元培最终还是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

没多久，辜鸿铭也宣布辞职。他在最后一堂课上对学生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教诸位学习英文，是希望培养对中国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美国化或英国化的洋奴，望诸位同学知我苦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史料显示，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北大已经基本不排辜鸿铭的课了。

7

辞去北大教职后，辜鸿铭把寄托转移到了日本。

他先是在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社当了总编辑，随后索性受邀赴日本讲学，打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孔子的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辜鸿铭在日本一度很受欢迎，因为他赞扬的“东方文明”其实也涵盖了日本文化。而辜鸿铭对日本也颇有好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娶过一房日本的小妾，更是因为他一直认为日本继承了中华文明的“衣钵”，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国做得更好——当觉得自己的理想在中国已无法实现时，他便寄望于日本。

但辜鸿铭还是天真了。

到了日本他才发现，虽然同为他架构的“东方文明”，但日本人骨子里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人的，这让辜鸿铭非常恼火。他曾做过一个比喻：“中国和日本好像泥土和花，日本从泥土中开出了美丽的花，却嫌弃培育它的泥土肮脏和粗鄙。”

但真正让辜鸿铭感到失望乃至恐惧的，是日本国内当时已经蠢蠢欲动的军国主义。他在日本的多次演讲中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中国文化，要讲究“道德”，要研究“道”，绝不可以走欧洲的军国主义道路，扰乱东亚秩序。

这种天真而无力的说辞自然在日本已经得不到市场。但辜鸿铭还在努力“感化”日本，甚至提出日本侵略中国是“兄弟阋于墙”，是“内部矛盾”——这个说法日本人倒是感兴趣，日本在全面侵华后特地编纂《辜鸿铭全集》，用来宣扬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

1927年，辜鸿铭对日本这块“东方文明最后的绿洲”的寄望完全破灭，从横滨搭船返回国内，临行前几乎无人相送，场面甚是冷清。

回国后，日本人曾推荐他去做张作霖的幕僚，但辜鸿铭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粗鄙不堪，与当年的张之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面拂袖而去。

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辜鸿铭晚年过得颇为拮据，也很孤独。他常常一人走出家门，到河边的一棵树下，点燃一根烟，长久思考。到了后来，他也不太去了，因为买不起烟了。

1928年4月下旬，军阀张宗昌派人来请辜鸿铭去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做校长，教学生，这是辜鸿铭愿意做的事，所以他欣然应允。然而，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了。

辜鸿铭当时患感冒已经一个多月了，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见效，最终转成了肺炎。4月30日，71岁的辜鸿铭在北京逝世。

当时《大公报》发了一条关于辜鸿铭逝世的简短报道，最后一句是：

“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馒头说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这是对辜鸿铭传奇一生的一个概括。

必须承认，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辜鸿铭是颇容易博得好感的。

他确实有才华，同时又特立独行，藐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一种狂狷的味道。更何况他的主张是要大家别妄自菲薄，别忘记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要重视内心的约束和道德的提升，而不是沉迷于物质的享受和表面的繁荣——放到今天，他简直是一个不需要怎么包装就可以推出的超级网红。

辜鸿铭错了吗？当然没错，但他恰恰又错了，这正是他这个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所在。

在当时那个年代，在一片对本国文明感到失望乃至绝望的声音中，在当时对西方文明充满崇拜的氛围中，辜鸿铭几乎是孤身一人挺身而出，力挺本国的文明，将声音传播到西方世界，还形成了热点和高潮，真是有点“枪出如龙，一啸破苍穹”的味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现在一些只会在键盘上空敲别人“跪了”和我们“牛”的“侠客”不同，辜鸿铭在西方生活过多年，是真正见识过西方的繁华和繁华背后的种种问题的，是真正能在理解和认知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思考的，而不只是空喊口号自嗨或为了博眼球和博流量。

但同时，辜鸿铭又是挣扎和矛盾的：他自诩为“卫道士”，而“卫道士”往往是孤独的，孤独的道路很容易通往极端——很不幸，他最终还是越走越极端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辜鸿铭的大方向是没错的，但他不仅仅有矫枉过正的各种问题（比如皇权、缠小脚和一夫多妻都被他认为是传统文化的“瑰宝”），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完全忽视了时代和现实。

在中国尚且饿殍千里、战火纷飞、落后挨打的年代，他却强调不需要物质文明和科技水平的奋起直追，而只鼓励国民从精神和道德上达成自我的协调和和解。这就好比一个社会连“现代化”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他却已经在高谈阔论“后现代化”应该如何如何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辜鸿铭注定会越来越不如意，而他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很容易沉醉于他的一些嘲笑洋人、嘲笑权贵的段子，把他想象成一个快意恩仇的狂狷书生，但也很容易忽视他内心的痛苦乃至坚定而绝望的挣扎——他觉得自己学贯中西，却没有用武之地。

这从毛姆当年拜访他后写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一二——尽管辜鸿铭觉得自己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接见”毛姆的：

“他的学问是渊博的，他雄辩的词组给那些掌故以一种光怪陆离的生命力，使我不得不思索他那有点令人哀怜的形象。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去管理国家，但是没有君王委他以官职；有渊博丰富的学问，梦寐以求地想传授给一大帮学生，而到这里来听讲授的只是少数，一些愚顽不幸的、面有菜色的、资质鲁钝的、村野土气的人而已。”

辜鸿铭选择的是一条孤独的道路，最终他也只能在孤独中走到尽头。

而这些矛盾和复杂性，也恰恰让辜鸿铭成了一个注定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一笔的人物。

他在当时那么混乱、落后和缺乏自信的时代，能保持一份清醒，更能保持一份真诚。他动用自己的所有能力来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并且确实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了世界，也确实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

他在生理上是个“混血儿”，在精神上其实也是，但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背景，让他能够更理性地看待东西方文化，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审视人类文明。

当然，他的不少观点和言论，现在看来是非常荒谬和可笑的，也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他对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理解也近乎天真。但只要你愿意认真了解他的出发点，愿意做出一些思考，相信他的观点对你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在东西方文明冲突可能加剧的今天。

决不能妄自菲薄，也要避免盲目自信，因为两者都很容易走极端。

这恐怕是我们今天去了解辜鸿铭这个人的意义所在。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一代狂儒辜鸿铭》（凤凰大视野，2019年8月15日）

2.《先生辜鸿铭》（CCTV 10，《人物》）

3.《胡适与辜鸿铭的君子之交》（张耀杰，《名作欣赏》，2019年31期）

4.《典籍英译中的语境重构策略探讨——以辜鸿铭英译〈论语〉为例》［朱芳，《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2期］

5.《说不尽的辜鸿铭》（张家康，《江淮文史》，2018年06期）

6.《“良民宗教”与辜鸿铭中国文化观》（张宁，《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11期）

7.《辜鸿铭英译〈论语〉翻译美学研究》（杨秋灵，《中国培训》，2016年24期）

8.《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译林出版社，2012年）

9.《张庆桐·托尔斯泰·辜鸿铭》（杨健民，《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23日） 5gWWdwSeOdSEhC9eH/QxZFt4XdnTj8kP9WCwN2aOhxDSBi/GheEQ0HcR6S+hLk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