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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珍珠的迷恋，与珍珠的神秘源起有关。这种美好而富有光泽的物品，出自一种并不引人注目的海洋生物，这简直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存在的现象。我们以概述当前科学对珍珠自然特性的认知为起始；转而考察人们通常赋予它的文化意涵。珍珠的价值因其文化意涵而提升。
一般来说，珍珠是指活的软体动物在应对异物入侵时，通常有机产生的碳酸钙凝结物。
软体动物为应对外界刺激，会持续数年地给入侵物裹上钙质的同心层。
软体动物门（ Mollusca ）由超过十万种生物组成，其中大多数出产珍珠。珍珠通常来自珠母贝（nacre），亦即所谓的珍珠母（mother-of-pearl）。距今2亿年前的化石首次证实了珍珠的存在，而在距今1.45亿至6500万年之间，珍珠已不再罕见。尽管许多物种都能产出珍珠，但只有少数双壳纲动物（bivalves）产出的珍珠才具备商业价值。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类：咸水牡蛎和淡水贝类。前者中最著名的是热带海域的真珠蛤属（ Pinctada ）。后者则在欧亚大陆以及美洲的江河湖泊中有众多的属。
因为原始人类找寻软体动物作为食物来源，人类与珍珠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之前。然而，珍珠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质，所以人类与珍珠相关联的最早证据，出土于波斯湾畔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而最早的文献记录则出现在更晚的近东史诗中。
珍珠最吸引人类的特质是它的光泽、反射率与透明度。 【12】 这些独特的光学性质与珍珠的晶体结构和球状外观相关。晶体结构本身散射光，而球状外观使其反射的光芒看起来像是从珍珠内部发出的。
从物理性质而言，珍珠比宝石要柔软一些。尽管如此，由于自身的晶体结构，珍珠也很难被压碎。其颜色千差万别，白、黑、红、金、蓝、绿等多种兼备，一般反映的是蚌壳内表面的颜色。它们的质量和尺寸也是各不相同。珍珠的比重是2.6—2.8，因此它们比宝石更轻。已知最大型号的珍珠直径最长达23.3厘米，但超过8厘米的天然珍珠非常少见。而那些直径小于3毫米的珍珠商业价值有限，小于2毫米的则被称为“芥子珠”（seed pearls）。
珍珠的外形也是不胜枚举：圆形、水滴形、扁平形、细长形以及不规则形。不规则形也被称作“巴洛克”（baroque）。即便是小规格的圆形珍珠，也近乎千中选一，颇为难得。随着尺寸的增加，圆形珍珠的品类逐渐变得稀少。因此，长期以来，大颗圆形珍珠价格不菲。
考虑到珍珠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横贯欧亚大陆的人类社群对它们产生积极的反响并不令人意外。人们很容易修饰、美化珍珠的自然属性，通常认为它们具有无边的神灵魔力，或者赋予它们高昂的市场价值。
为物品附加价值的倾向具有若干重要的影响，这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说明。首先，从这一点来说，珍珠并不是唯一的，很多其他商品同样具备“上等”、尊贵的价值，而没有实用价值。正如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指出，上述现象可以归因于人类有“赋予物质产品以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to give a social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to material goods）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适应性的，却能提高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此外，占有这类物品并用于礼仪，不仅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而且是达成和宣扬这种社会地位的手段。
科林·伦福儒的观点完全符合成吉思汗时代宫廷政治的进程。
其次，实用性物品的作用通常可以由它们的结构和物质属性来推论，而纯粹象征性的物品具有文化多样性，较难解读。
商人们推销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商品时，
【13】
不得不考虑商品在当地、区域和国际范围内的丰富文化意涵。因此，商人们深入地参与着跨越时空的形象传播过程。
关于珍珠的形象和流传的故事——它们高昂的价值、异常的起源以及独特的力量——都被文献广泛地记录下来。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人们以珍珠的产额来衡量海洋的富饶程度；珊瑚、龙涎香等其他海产品虽然也很贵重，但明显居于次要地位。 [1] 珍珠在珍宝中的崇高地位表现为，欧亚大陆主要语言的修辞频繁地借助它来表达价值、美好、珍稀、卓越和异域知识的概念。在远离海洋区域演化产生的突厥语中同样如此，这证明珍珠文化稳定地由南方传播到了北方。 [2] 事实上，珍珠所具备的共通一致的美学品格，跨越了无数的时空与文化的界线。虽然附加给珍珠的象征和精神意义更为多变，但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备这样的特质。
尽管珍珠是最受尊崇的一类物品，也得承认不同个体之间的品质存在很大的差异。珍珠既有极尽奢华之属，也不乏廉价和未分类的品种。
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和汉语中都有为非专业人士编纂的关于珍珠收藏和鉴赏的著作。
收藏、鉴赏珍珠的基本标准设立颇早，且长期通用。早在公元1世纪，普林尼（Pliny）声称，珍珠的价值由它的“光泽、大小、圆度、光滑度和质量”决定。此标准亦见于公元9世纪署名贾希兹（Al-Jāḥiẓ）编纂的阿拉伯语商业手册中。
专家们自然会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词汇来描述不同的珍珠个体在形状、大小、颜色和光泽上的细微差异。当然，每个不同的贸易群体也有自身同样复杂的词汇。
因此，想要在跨国珍珠市场上获得成功，商人必须掌握数百个专业术语及其在多种外语中的对应词。
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有时也流行将不同的罕见颜色的珍珠搭配使用。据说，波斯萨珊王朝的妇女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珍珠装饰她们的头发。在哥疾宁王朝（Ghazna，又译伽色尼王朝）统治者马赫穆德（Maḥmūd of Ghazna，998—1030年在位）的宫廷中，色调奇异有时还带着小黑点的珍珠，被视作稀世珍品。
[3]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白色珍珠长期以来得到精英和鉴赏家的青睐，被用作装饰、展示和馈赠。
至于外形，圆度是首选标准，
【14】
可以通过在盘子上滚动珍珠来测试它的圆度。
任意一对完全相同的珍珠，尤其是在同一蚌壳中发现极其罕见的“双胞胎”，同样颇受人们珍视。对于中古时期的穆斯林收藏家而言，这样的珍珠“双胞胎”是最完美的组合。
[4]
珍珠的规格和重量也非常重要。从小颗到超大颗，它们一般被分为十几个等级。超大颗珍珠在波斯语中被称作 durr 或 ḥabb ， [5] 是诗文中描述和歌颂的对象。 [6] 更为具体且有价值的指涉是，蒙古传统中有时形容珍珠如“羊粪大小”；而伊斯兰文献则借用麻雀蛋或榛子的大小来表达。 [7] 汉文材料中亦有“其二珠大如榛”的记载，反映了西亚衡量标准向东方的渗透。 [8]
不过，由于珍珠价值名贵，珠宝商人有赖更精确的方式来确定珍珠的重量。在穆斯林国家，因为官方货币具有稳定性，所以珍珠的重量通常以货币用语来标示。
珍珠屡屡以密丝戈尔（
mithqāl
）计重。密丝戈尔是用来设立铸币重量的单位，1密丝戈尔相当于4.5克。在穆斯林时代早期，1迪尔哈姆（dirham）被定为7/10个密丝戈尔。
但实际上，珍珠的重量等同于流通中硬币的重量——最常见的是金第纳尔（dinar）。
评判珍珠的最后标准是原产地。这是一条重要因素，早期宝石专家们如以博学著称的比鲁尼（al-Bīrūnī，973—约1050）已经很好地认识到，从中国到东非和红海，每一个主要的牡蛎渔场产出的珍珠都是独特而优质的。
前现代的鉴赏家将来自南部海域的珍珠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其来源只有两类：射勒珠母贝（
Pinctada radiate
）和白蝶贝（
Pinctada maxima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珍珠在生长期的细微变化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及采收方法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产自何种牡蛎并非问题的关键。
前现代欧亚非大陆的消费者拥有很多的选择。从东北亚开始，最靠近蒙古本土的资源是“北珠”，出自中国东北的松花江和其他河流中的蚌类。这些收成是金朝（1115—1234）及金朝之前女真人混合经济的一部分，后来珍珠采量虽然大幅减少，但仍然持续到清末。
据马可·波罗记载，日本产有红、白二色海珠，皆输入大陆。
【16】
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中国也有数量众多的采珠场，其中尤以雷州半岛西部的合浦和海南岛东北角的崖州最为著名。汉初以前，也可能在更早的时候，这两地的采珠工作都由当地的非汉族原住民来完成。
在遍布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无数河流湖泊中，也有丰富的淡水珍珠供应。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公元25年）的桂林郡，直到20世纪早期，当地仍有珍珠产出。
通过贸易往来，东南亚大陆和菲律宾群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采珠业也为中国及穆斯林国家所知晓。
[9]
马可·波罗声称，“秦海”（Sea of Chin）有七千多个岛，人们在周围捕捞珍珠。虽然不免夸张，但这反映了东南亚海域珍珠产量颇丰的事实。
地图2 射勒珠母贝与白蝶贝分布图
印度的采珠业主要集中在南亚次大陆和锡兰之间的马纳尔（Mannar）湾沿岸。考古证据表明，当地首次开采珍珠在公元前一千纪之初，印度早期文献也记载了珍珠贸易。
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量的异域文献将锡兰列为南亚珍珠的重要产地。
[10]
锡兰岛的珍珠产量虽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但在中古晚期之后，马八儿（Maʿbar，科罗曼德尔海岸）和马拉巴尔（Malabar）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1]
波斯湾也盛产珍珠，这种美誉从古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欧洲海上扩张时期。
[12]
波斯湾沿岸有许多地方以拥有“珍珠矿”（
maʿdan-i marvārīd
）而著称：法尔斯（Fārs）省海岸的加纳法（Ganāfah），靠近巴士拉（Basra）省的哈尔克岛（Kharak），以及靠近霍尔木兹的格什姆岛（Kishm）。
[13]
更知名的珍珠矿在阿曼沿海区域及法尔斯省附近的基什岛（Kīsh/Qays）周围。
[14]
在波斯湾所有产出珍珠的地方中，巴林的矿床以其质量和数量获得了最高的赞誉，这一赞誉持续到20世纪。
亚丁湾（Aden）和红海采珠业虽然也见于记载，但通常被认为处于次要地位。
[15]
对于对此物有强烈兴趣的穆斯林和中国人而言，它们是位置最西的珍珠产地，而菲律宾群岛是最东的珍珠产地。
至于上述产地的珍珠何处最好，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判断珍珠价值的标准很有意思，有时建立在当地的自豪感和经济利益之上，有时又基于神秘远方的商品的强大吸引力。当然，珍珠的估值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依照实际情况而定，反映了生产效率和市场条件的变化。
虽然几乎每个地区出产的珍珠都有它的支持者， 【17】 但仍有两处产地的珍珠脱颖而出。《红海周航记》（ Periplus Maris Erythiae ）成书于公元50年前后，其佚名作者断言，印度珍珠的品质应当居于首位。这一观点随后得到了中国人和欧洲人的认同。 [16] 人们对印度珍珠的迷恋或许因为相信锡兰是伊甸园的所在地，亚当的后裔正是从这里散布到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其他地方。 [17] 然而，古典作家、穆斯林以及欧洲作家的主流观点认为，波斯湾产出的珍珠更胜一筹。 [18] 蒙古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元史》列举伊利汗不赛因（Abū Saʿīd，1316—1335年在位）所辖地区，最前面两个地名——八哈剌因（Bahrain，今译巴林）、怯失（Kīsh，今译基什），是生产珍珠的核心区域。 [19]
人们对如下问题有共识：从古迄今，人们历来认为咸水珍珠的品质比淡水珍珠更优，并且对二者进行仔细区分。后者在晚近的英语中也被称为“杂种珍珠”（bastard pearl）。 [20] 在西方语言中，“东方”（orient）一词的使用进一步强调了咸水珍珠的优越性。“东方”既指代富有光泽的珍珠，也表示珍珠本身散发的光泽，通常用来区别富有光泽的海洋珍珠和欧洲河蚌产出的颜色较为暗淡的品种。珠宝商们频频将“东方”作为衡量其他宝石的明亮光泽或“纯正”颜色的标准，这一术语同样适用于他们对咸水珍珠的评判。 [21]
汉文材料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即“海上明珠”。
宋朝（960—1279）的统治阶层尽管接受这一标准，但在12世纪初的一段时期，他们使用北珠来装饰住所、点缀衣物，达到了贪得无厌乃至近乎痴迷的程度。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类具有自然发光特质的珍珠。欧亚大陆的许多宝石都有类似的说法：钻石可以吸收并反射光线；由矿物质制成的人造宝石加热或摩擦时会发出磷光；最著名的是“明月”和“夜光”，频见于佛教、突厥和中国故事中。
“明月”和“夜光”被认为是希腊化时代中近东世界的奇特物产，这一区域在汉文材料中被称为“大秦”（Daqin）。
[22]
虽然博学的怀疑论者有时会拒绝承认自发光珍珠的存在，但这种观念广泛而持久，只能强化珍珠的神秘感和光环。
[23]
人们对珍珠品质的争论一直持续，但如前所述， 【18】 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有通行的标准，例如大小、圆度、白度和光泽。 [24] 如果符合甚至超过所设立的标准，便可获得不菲的报价。这样的珍珠通常被称为“皇家珍珠”（royal pearls），此词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古波斯语“ morwārīd-i shahwār ”，即“王者之珠”（pearl fit for a king）之意。 [25] 公元5世纪，嚈哒人从萨珊波斯王朝抢夺的那颗“大珍珠”（the great pearl），无疑符合评价标准。拜占庭的君主也对它垂涎三尺，最后以回售给波斯国王而告终。 [26]
在中国南方的原住居民看来，珍珠尽管价值高于其他所有物品，但仍然经常被用来与其他珍贵的自然物产相比较。
在穆斯林国家，各类宝石的估价只有红宝石、祖母绿与珍珠差可比拟。
中国崇玉，标准也比较多样，有时将黄金、白玉、明珠三者同时作为衡量物质和世俗财富的终极标准。
[27]
而在古印度吠陀时代的价值观念中，则是黄金居首，珍珠其次。
[28]
黄金和珍珠通常被视作互补的一对。莎士比亚“镶满真金珠宝的御袍”一句，描绘了占据主导地位且为整个欧洲大陆所接受的贵族着装标准。
[29]
在欧亚大陆西部，黄金和珍珠的配对也反映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
[30]
1330年代的裴哥罗梯（Pegolotti）通商手册中提到，黄金和珍珠在顿河下游的塔纳城（Tana）出售时采用相同的计重单位萨爵（
saggio
）——相当于1/16盎司。黄金和珍珠不仅代表陆地和海洋的宝藏，而且都与伟大君王的威严、财富及影响力密切相关。在少数情况下，国君拥有大量的珍珠甚至也是其实际行使海权的表征。
蒙古人完全认同这些标准。事实上，在《蒙古秘史》中，除白银（
mönggü
）之外，自然珍宝中只有黄金和珍珠被提及。在蒙古语版本的《亚历山大传奇》（
Alexande Romance
）中，黄金和珍珠成为衡量财富的独特标准。
[31]
判断珍珠的价值时，蒙古人的标准与泛欧亚观点完全一致。这在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武士的故事》（
The Knight’s Tale
）中得到了准确的反映。乔叟描述了印度国王伊米屈厄斯（Emetrius）披挂着金锦，“上面有又白又圆又大的珍珠”。这颗珍珠的品质完全复制了蒙古人对完美珍珠的期许，也与波斯人“王者之珠”的概念相吻合。
[1] Pliny, XXXVII. 204; Qur’ān, Sura 55. 22-33; and al-Sīrāfī, 124-25.
[2] Theophylact, IV. 16.22; al-Bīrūnī/K, pt. I, 412-13; Rust’haveli, v. 16 and 836; Nīẓāmī,v. 4.72, 8.23, 32.411 and 33.144; CP , 139; THPN , 124; al-Nadīm, II, 856; Yūsuf, 160, 183, 207, 223, 253, and 258; and Khorezmi 36 and 76 (v. 112).
[3] BS , ch. 97, 3222, and al-Bīrūnī/K, pt. I, 414-17, and pt. II, 24．亦见 ZS , 13 and 74 (15b); Yang Xuanzhi, 226; LS , ch. 12, 134; and Wittfogel and Feng 1949, 259。
[4] BGR , §§ 93 and 346, and al-Bīrūnī/B, 144.
[5] BGR , §§ 18, 22, 29, 93, 112, 116, 150, 194, 218, 224, 252, 333 and 398; Qāshānī/A, 92; Ma Huan, 155; and Barbosa, I, 55, 81, and 93-94.
[6] Al-Bīrūnī/B, 143-44; HG , 560-61; and Behrens-Abouseif 2014, 56-57.
[7] BGR , § 22; Ibn Baṭṭuṭah, III, 683; and PR , 54 and 116 (18v3).
[8] YS , ch. 180, 4160, and MREAS , I, 161-62.
[9] Yang Xuanzhi, 205; Zhao Rugua, 50, 55, and 141; Zhao Rugua/H, 71, 77, and 160; and Ḥ-ʿA , 57.
[10] Pliny, VI. 89; PME , 85, 87, and 89; Ananias, 75a and 76; al-Sīrāfī, 24-25 and 112-13;and Ḥ - ʿA , 61 and 86.
[11] Zhao Rugua, 67 and 76; Zhao Rugua/H, 88 and 96; Marco Polo, 381; CWT , II, 172; Rashīd/J, 37 and 41 and 335r and 336v; Qazvīnī, NQ , 224; al-Bākuwī, 18; Ibrahīm, 168; and Fryer, I, 129.
[12] Isadore, 11; PME , 71; Arrian, Ind ., 38.3; Ananias, 72; Barbosa, I, 81; and Fryer, II, 191 and 364-65.
[13] Ḥ -ʿ A , 58 and 127; ʿA-D , 57 and 358; Qazvīnī, NQ , 130 and 136; and Schiltberger, 45 and 164.
[14] PME , 73 (36); Thaʿālabī, 132; ʿA-D , 224, 232, 520, and 525; Zhao Rugua, 90 and 108; Zhao Rugua/H, 116, 133, and 134; and ʿUmarī/L, 97 and 156.
[15] Ḥ -ʿ A , 147; ʿA-D , 57 and 348; and Qazvīnī, NQ , 226.
[16] P ME , 73 (36); Zhao Rugua, 203-4; Zhao Rugua/H, 229; Marco Polo, 383-84 and 402;and CWT , II, 146.
[17] Ananias, 75a and 76; Marco Polo, 381; and CWT , II, 172 and III, 231 ff.
[18] Pliny, IX.106; Jāḥiẓ, 156 and 160; Niẓāmī, v. 11.7 and 25.64; Qazvīnī, NQ , 226; Ibrāhīm, 168-69; Teixeira, 179; and Fryer, II, 365, and III, 9.
[19] YS , ch. 63, 1571; and MREAS , II, 129-30.
[20] Tacitus, Agr ., 12.5; Ammianus, XXIII. 6.88; Harada 1971, 72-73; Serruys 1967, 206-7; Holmes 1934, 198-99; and Cammann 1950, 60.
[21] al-Bīrūnī/B, 41; and RBK , 305.
[22] BS , ch. 97, 3228 and 3239.
[23] Song Yingxing, 440, and YS , ch. 23, 519-20.
[24] Rockhill 1916, pt. II, 270-71; Song Yingxing, 440-41; BGR , §§ 106, 112, and 218; al-Bīrūnī/B, 142-51; and Procopius, HW , I.iv.16.
[25] KDA , 58, 80, and 127; and al-Bīrūnī/K, pt. II, 23.
[26] Procopius, HW , I. iv.16.
[27] THPN , 163; Huan Kuan, I, 42, and II, 438; and Song Yingxing, 437.
[28] Pliny, IX.106; Arrian, Ind ., 8.13; and Gonda 1991, 32, 61, 77, and 130.
[29] King Henry V , IV. i. 280.
[30] Pegolotti, 24; and CWT , III, 157.
[31] SH , §§ 238, 248, 252, 260, 265, 272, 273, and 279; and Cleaves 1959, 45 and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