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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帝国，在鼎盛之时，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疆域最广大的陆上帝国。
作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权，它的影响力和声望远播域外。蒙古宫廷因而能够招致北至亚极地、南至亚热带的自然物产和文化产品。即使在帝国分裂之后，接续它的元朝仍然保有这种实力。欧洲史料记载，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元大都以北地方乘坐大象，飞放鹰鹘。这戏剧化地证明了蒙古人有能力获得欧亚主要生态地带的珍稀物产。
[1]
到那时为止，蒙古帝国可选择的物产范围之广，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些物产中，最美丽、最珍贵的资源之一是珍珠。从马可·波罗及其他许多人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珍珠在蒙古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本书上部“从海洋到草原”考察珍珠在蒙古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这种海洋珍宝，不仅市场价值颇高，同时承载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诸多含义。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赏赐的珍珠，作为一种政治货币，吸引并回馈一大群来自欧亚各地的各色臣僚。
帝后肖像中大肆使用珍珠，表明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装饰耳环、项链、服装，更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这一主题将在关于珍珠的获取、展示、再分配和政治文化含义的章节中进行探研。此外，我还会考察一些迄今未得到关注的课题：最重要的是，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蒙古宫廷中，宝货积聚的数量、经营和移动；以及不加节制的消费理念在其核心支持者中的出现。创造出不断增长的期待并使之得到满足，这构成了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治国的核心特征。
本书涵盖了蒙古帝国的整个历史。 【2】 出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早期，从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崛起到1260年。这是史无前例的急剧扩张阶段。蒙古人征服了南西伯利亚、中国东北、高丽、华北、吐蕃、突厥斯坦、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外高加索、罗斯诸公国以及整个草原地带。第二阶段是漫长的内部纷争、分裂和衰落时期，从1260年到1370年左右。由于不断繁衍的世系之间相互竞争，而且帝国的疆域过于辽阔，最终形成了四大汗国。元朝及其同盟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交战不休，积年累月。
元朝（1271—1368），由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建立，控制了蒙古本土和中国，即东亚大陆大部。元朝皇帝拥有帝国初起之地，被其他支系时断时续地视为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名义上的统治者。
伊利汗国（1256—1335）包含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和外高加索，由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之弟旭烈兀（Hülegü，1256—1265年在位）建立。历史上，伊利汗国一直是元朝的紧密盟友，与之一起对抗其他支系的竞争。
察合台汗国（1221—约1370），得名于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Chaghadai），最初占有突厥斯坦西部大部，后来也据有突厥斯坦东部的一部分。察合台汗国联合其他持有异见的诸王——尤其是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Ögödei）的后裔，与元朝常起冲突。
金帐汗国（1237—约1500），更恰当的名称是朮赤兀鲁思（Jochi Ulus），即成吉思汗长子朮赤后裔的辖地。金帐汗国以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统治西部草原、罗斯诸公国、伏尔加不里阿耳（Volga Bulgharia）、克里米亚以及花剌子模。其东翼或称左手诸王，是朮赤长子斡儿答（Orda）的后裔，控制着中西伯利亚和今哈萨克草原，很大程度上保持自治，在叶尼塞河附近与元朝接壤。
敌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差异，将他们分隔开，超越了家族和政治的对抗。他们在社会生态特点上也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与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直接关系。
【3】
首先，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核心地域位于草原地带，或者紧邻草原地带；而元朝与伊利汗国在地理和文化空间上都有更多的定居臣民。这种情况激发出不同的统治策略和风格。
其次，中国与伊朗的蒙古政权比他们的草原竞争者控制着更为多样、更为多产的经济，因此更能获得各种贵重商品，其中包括南方海洋所产的大量珍珠。
他们能够借助这些资源建立起规模更为宏大的政治结构，这也是统治人口密集的定居社会所必需的。
地图1 约1250年的欧亚地图
在史料方面，我大量利用了中国和伊朗的正史、宫廷编年史，但无法穷尽横贯欧亚的蒙古帝国疆域内有关珍珠的所有资料。在元朝士大夫撰写的方志、政书、医书、博物志、类书和文集中，还有很多资料没有得到利用。尽管存在局限和遗漏，但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庶几可以构建出关于这一主题有意义的历史叙述，进而确保对此处提出的特定问题展开实质性的讨论。
帝国各区域史料的数量和质量迥然有异。元朝位居其首，史料最为丰富，其次是伊利汗国。当然，这种状况准确地反映出蒙古征服者在中国和伊朗遭遇并利用的文化与官制传统。相反，关于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的资料范围较为有限，大部分是碎片化的外部记载；而其内部产生的史料数量较少，存世者则更少。因此，显而易见，所涉地理范围难免不平衡。不过，我们知道，后两个地域在使用珍珠和其他贵重商品方面，与资料较完整的中国和伊朗是一致的。
以珍珠为焦点，会不可避免地放大它的重要性，以致造成一种失衡。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从一开始就声明，我没有提倡“珍珠使大蒙古国伟大”的简单化观点。珍珠是诊断性而非决定性的。我的目的是以珍珠为窗口，观察蒙古政治文化及其对整个欧亚大陆文化和商品流通的深远影响。
本书下部“比较与影响”将流通模式以及帝国所施加影响的本质放在更宽广的时间和比较框架中，以便确定较长时段的趋势和模式。 【6】
若从长时段勾画进入内亚和草原的珍珠，两种相辅相成的视角尤有价值。第一种视角是最先由琳达·沙费尔（Lynda Shaffer）阐发的“南方化”（southernization），即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之间印度洋沿岸文化特征向北传播，其中包括海洋产品和亚热带产品及相关技术。
珍珠的流动，正可视为“南方化”大过程中的一环。学者甚至会扩大这一流动的地理范围和时间深度，认为南方化是欧亚文化史的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基本特征。
这种方法提供了另一个益处：对于自然和文化商品流通的考察往往关注东西轴线，南方化的论点则将注意力转移到南北轴线。
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采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来探究同一问题，认为除了广为人知且被广泛接受的东西方“文明交流”（civilization exchanges）之外，应同样重视南北“跨生态交流”（trans-ecological exchanges），即在自然和文化历史截然不同的大陆区域之间的货物运输。后者研究虽然相对较少，影响却毫不逊色。而且他正确地总结道，这两种运动很容易合并，形成一个互动的、整合的、跨越大陆的交流网络。
通过这些视角，珍珠的流动可以用来深入探研一个密切相关的长时段历史问题——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目前的案例中，蒙古帝国与南方海洋的积极交往，便阐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前还是之后，珍珠与其他商品和贵重货物在大陆上都是平行流通的。
相同的方法对解决其他问题有所裨益。首先，它将有助于证实历史上各帝国政治文化中使用奢侈品的相似性。正如其他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奢侈品是政治动员的必需品，在建立藩属关系网和营造宫廷文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奢侈品在帝国中心的政治经济中至关重要；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
【7】
这种商品的流通对地方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珍珠的历史也颇具启发性，关乎其他种类的奢侈品的流动及计划外的经济后果。其次要影响通常表现为本地生产、成本较低的替代品和仿冒品。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特定商品和地区的研究，但更全面地认识这种生产的频度及其扩展的地理分布对于欧亚大陆经济史的意义，需要一个更为宏观的比较视角。
追踪珍珠在不同时间的流通，可以洞悉其长期价格波动。尽管这本身就很有趣，但这些波动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尤其是不同的交换方式（战利品掠夺、朝贡制度、市场机制以及互惠赠礼）在前现代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和重要性。在蒙古时代，所有这些模式都在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影响很大。这为比较研究其他名贵商品的流通，开辟了另一条生产线。
珍珠还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另一种研究得不多但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前现代交通和通信条件下打造跨文化营销策略。在许多案例中，营销策略大量利用了在旧世界广为流传的神话和传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长距离交换中，所有事物都伴随着一个故事，并且所有这些故事都有着商业用途。
珍珠的故事必然要求研究蒙古人与海洋的历史，这引出了一个重要但尚未充分解决的问题：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统治着广阔而多样的领土，他们如何从环境和文化特征截然不同的土地上开采资源？这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的政策目标、人员选择和资源动员技巧的变化？答案充分说明了蒙古人的适应能力和成功。
最后，将这些比较结合起来，将有助于从一个恰当的历史视野看待蒙古帝国的形成。因为蒙古人的帝国事业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所以关于它的历史视野有时模糊不清，或是招来误解。然而，蒙古人的事业并非从天而降，他们广为利用既有模型，建立在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久已普遍共有的帝国传统之上。珍珠也有助于识别和阐明这些关联性和连续性。这又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回答三个深入且密切相关的问题：蒙古在草原历史上的特殊性， 【8】 蒙古人与海洋空前的接触，以及总是被讨论的“蒙古影响”（Mongolian impact）——他们留下了一系列极为多样化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供其臣民与后继者思考、选择和吸收。
[1] Marco Polo, 231; and CWT , II, 22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