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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天，我回国了，女儿仍在新西兰求学，而丈夫仍在外地工作，一家三口分别在三个地方。此外，生活习惯和工作也需要重新适应，与新西兰的宁静和空旷相比，国内热闹和嘈杂的环境令我焦虑不安。同时，我好像很害怕与人交往，讨厌虚情假意的寒暄，在人多的场合，也越来越不愿讲话。常常周五下午下班回家后，我就一个人宅在家里直到周一早上再去上班。整个夏天到秋天，我不知怎的迷上了霍妮，我认真研读了她的《我们的内心冲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书。
有一天单位来了一位朋友，我从闲聊中得知国家人社部心理咨询师考试的消息，下班后立即去报了名。2008年 5月的考试因为汶川地震被推迟。但是，也因为汶川地震，心理咨询与治疗被人们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来参加学习。考过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人都知道，那套学习资料可谓是“压缩饼干”，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废话”，每句话都是考试的重点。不过，中国人最善于考试，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背功”又好，考试前好好地临阵磨枪一番，成绩都不会坏到哪里去，而我，无论如何有这么些年始终没放弃的坚持，证当然是顺利地考了下来。培训机构开始经常有慕名而来的求助者，机构的工作人员鼓励有证的人在机构开展工作。短暂的兴奋之后是迅速地掉入谷底，面对来访者，我该怎么开始、怎么工作？考证时学的那些东西都是理论，到跟前怎么用，完全乱了章法！虽然，lifeline的工作经历可以勉强抵挡一下，但是形形色色的来访问题显然令我难以招架！
因为我急于求成，而且没有规范的实践学习机会，也着实动了些歪脑筋。一天，我接待了一位外地的高三学生，因为弃学被家长带来，3次咨询下来，我已经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没办法，跟机构商量请我的老师接手，当然，老师的技术绝对是一顶一的棒，一次下来就解决了问题。为了偷艺，我拿出十二万分的真诚，说服了机构的头儿，悄悄在房间里面放了录音机，为的是看看老师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当然，在今天，我明白这个行为是有违咨询伦理的。
那阵子，我最深的感触也是常常对别人说的话就是：“枪”——我有了，但是，“枪”里没有“子弹”，所以，当面对敌人的时候，我没法往上冲！
为了得到“子弹”，我首先自学了许又新的“神经症”、钟友斌的“认识领悟疗法”，以及施旺红的“森田疗法”；同时去上各种培训班，有申荷永的沙盘游戏治疗的网络C级和B级班，还参加了沙盘游戏团体成长小组和沙盘个人成长小组，朱建军的意象对话心理治疗初级班以及班后的练习体验小组，催眠、音乐治疗、释梦等学习班以及亚隆团体个人成长小组；等等。
我参加了不少的学习班，也花了不少钱，对自己的咨询信心的增强却好像没有明显的效果，反而因为从小记忆力差，记不住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条条款款，更让自己对使用上述各种“技术”进行咨询心生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