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科学”并不是汉语固有的一个术语，古文献中或许可以爬梳出偶尔出现的“科学”字样，但意思一定是“科举之学”，而且极为罕见。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来自日本，来自日本人对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
日本文字中大量采用汉字，但发音与汉语不同，意思也不尽相同。中国现代向西方学习不是直接向西方学习，而是经由日本这个二传手。原因大致有三。一来中国缺乏西方语言的翻译人才，大量西文著作不能直接立即译成中文出版发行。传统中国对文字过于讲究，虽然有西来的传教士，但他们的中文写作水平还不足以独自担当翻译工作，所以，西学东渐早期的西方著作翻译都是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合作进行，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西文著作的汉译规模和进度。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引进西学较早，而且日文吸收外来语能力较强，西学日化工作既迅速又规模大，加上日本离中国近，留学生多，近现代中国人都借日本向西方学习。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阅读日本文献非常容易，哪怕是根本不懂日文的人，读日本的书也能明白个大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船上读到一本日本小说，发现居然满纸汉字，意思也知道得差不多，于是在基本不通日文的情况下开始翻译日本小说。说是翻译，其实只不过把日本人采用的汉字基本照搬过来而已。就这样，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向日本学习西学的热潮。的确，通过日本学习西学容易学，见效快。
大量向日本学习的后果是，现代汉语受到日本语言的巨大影响，一大批西方的学术术语均从日本转道而来。有人甚至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术语有70%来自日本。这些术语大量充斥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一定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日本这个民族在文化底蕴和思维深度方面有其局限性，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强度建基于日本文化，实在值得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一再反思。
已经有不少人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学科的译名存在的缺陷。比如用“哲学”译西文的philosophia，没有译出西文“爱”（philo）“智慧”（sophia）的意思来；相反，“哲”是“聪明”，“哲学”实则“聪明之学”，这就降低了西文philosophia的高度。如果选一个更合适的词，也许“大学”更接近philosophia的高度和境界。《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颇有西人“爱”智慧的意思。
严复当年就对大量采用日译词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均着眼于日译词汇实际完全偏离了汉语本来的意思。他反对把economics译成“经济”而主张译成“计学”，因为“经济”本来是“经世济用”“治国平天下”的意思，而economics只是指理财经商，把原来的语义缩小了；反对把“society”译成“社会”而主张译成“群”，反对把“sociology”译成“社会学”主张译成“群学”，因为“社会”本来是“乡村社区祭神集会”的意思，而society意思要更加广泛、更加抽象；反对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主张译成“理学”，反对把“metaphysics”译成“形而上学”主张译成“玄学”，反对把“evolution”译成“进化”而主张译成“天演”。但很可惜，这些更为精到、更为地道的严译术语最后都遭到了否弃。
让我们回到“科学”。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诸如natural philosophy、physics等译成“格致”“格致学”，或为了区别起见，译成“西学格致”。徐光启当年就用了“格物穷理之学”“格致”“格物”“格致学”“格物学”“格致之学”等术语来称呼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体系。格致者，格物致知也，是《大学》里面最先提出的士人功课，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多用朱熹的解读，认为它是指“通过研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用中国文人比较熟悉的词汇去翻译西方的词汇，难免打上了太深的中国意味，而且也容易混淆。20世纪头20年，西学术语的翻译大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译名，以严复为代表，第二是直取日文译名，第三是音译。“五四”时期流传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音译，其中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的音译“德谟克拉西”，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的音译“赛因思”。最后淘汰的结果，日译名词大获全胜。今日的科学、民主、自由、哲学、形而上学、技术、自然等词全都采纳了日译。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书，大概是“科学”这个词作为英文science一词的汉译首先出现在中文文献之中。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一词，示范作用很大。特别是杜亚泉，他于1900年创办并主编了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科学”一词从杂志创刊开始就成为science的定译。另外，严复在1900年之后也开始使用“科学”来译science，影响自然非常显著。20世纪头十年，“科学”与“格致”并存，但前者逐步取代后者。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下令全国取消“格致科”。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等人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杂志《科学》。从这一年开始，“格致”退出历史舞台，“科学”成为science的定译。1959年中国科学社被迫解散，机关刊物《科学》杂志于次年停刊。1985《科学》杂志复刊，今天仍然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周光召院士和白春礼院士先后任主编。
把science译成“科学”明显没有切中这个词的原来意思，相反，用“格致”倒是更贴切一些。science本来没有分科的意思，代表“分科之学”的是另一个词discipline（学科）。不过，日本人倒是抓住了西方科学的一个时代性特征，那就是，自19世纪前叶开始，科学进入了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时代，数、理、化、天、地、生，开始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反观日本人比较熟悉的中国的学问，却都是文史哲不分、天地人贯通的通才之学、通人之学，所以，他们用“科学”这种区分度比较高的术语来翻译西方的science，显示了日本人精明的一面。
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它默认是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我们的“中国科学院”并不叫“中国自然科学院”，相反，其他的科学院则要加限定词，如“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等。这也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与人文相分手、并且愈行愈远最终走向“两种文化”的实情。这样一来，现代中国人通过日本人这个二传手，接受了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世界为基调的西方科学观念：第一，它是分科性的；第二，它首先指自然科学。如果加上前述的“夷之长技”，现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中还可加上，第三，它一定能够转化为技术力量从而首先提升军事能力。
毫无疑问，这样的“科学”观念只是西方历史悠久的“科学”传统的“末”而不是“本”，要由这个“末”回溯到西方科学之“本”，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本书的余下几章就要做这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