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夷之长技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史（李泽厚语）。所谓“救亡”，是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人随时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机，因此，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主题。所谓“启蒙”是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需要引入，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民主的政治体制需要建立，人的现代化是“启蒙”的核心内容。

就“救亡”而言，人们很快就找到了西方的“科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的研究，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9%，这一优势直到1895年才被美国超过。麦迪森的数据测算存在一些争议，但即使考虑这些争议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在西方与中国交手的头半个世纪，中国一直是一个经济大国。然而，这样一个经济大国为何总是败于列强之手呢？原因在于，中国的军事不行，国富而兵不强。兵不强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军事制度落后，另一个则是军事技术落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马上意识到了后者，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强大的工业以及现代化的科学与技术体系。所以，从1861年开始，清政府中的开明势力在全国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林则徐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谈到西人之所以战胜的原因是兵器先进：“彼之大炮远及十里以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之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魏源于1844年出版《海国图志》，书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正式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且把夷之长技规定成“坚船利炮”以及军队建设管理之技。

对夷之长技的深信贯穿着全部的近现代史。这也是中国人民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而所谓落后，就是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对军事技术的推崇，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中国人的强国梦和潜意识。对航母、对宇宙飞船的渴望，仍然几乎是今天的全民共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饱受欺凌、屈辱，对西方军事科技及其背后的现代科技体系推崇有加。这是中国人“科学”观念背后不可忽视的背景。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科技不分、科技混用、科技混为一谈。普通中国人谈科学不由自主地用“科技”一词，可是一旦谈起“科技”其实指的是“技术”。政府也一样。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科学部”，只有“科技部”，而科技部则主要是技术部或者技术经济部。如果做一个民众认知调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人所认可的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人们都喜欢传播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抵得过五个师的兵力。 SFidD3itRLGOkY0BLdXyQQD1w5PGxU24IUV561P+mIaw5MQvwd76s1JBXoNZd8v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