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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师朱东润先生平生敬慕东汉邴曼容不趋竞、不迎合之为人，因唐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之四有“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琊邴曼容”句，乃题泰兴所居为师友琅琊馆，中年客居沪上后称师友琅琊行馆。今述其平生学迹，因以为篇题。
朱先生本名世溱，中年后以字行，江苏泰兴人。1896年12月6日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少年时父亲去世。十二岁时因偶然原因入邮传部上海实业学校附属小学读书，适古文家唐文治任学校监督（校长），因得悟古文作法，体会古文之喷薄之美与情韵之美。十七岁时读完中学二年级，即因故退学。民国初肇，曾助吴稚晖办《公论报》，旋因吴指引赴英国留学，入伦敦西南学院，课余从事翻译以助学费。二十岁前已出版译著《骠骑父子》《波兰遗恨录》《踏雪东征录》等。1916年归国，到广西梧州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三年，再至南通师范学校任教十年，皆讲授英文。1929年入武汉大学，初授英文，自1931年起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始改任中文系教授。抗战军起，西行万里至四川乐山。1942年，改至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1947年夏受派系牵累去职，其间曾辗转多地任教。1951年受聘至上海沪江大学，次年院系调整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此后在复旦任教三十六年，1957年至1981年曾任中文系主任（“文革”间靠边）。1988年2月10日因病逝世，得年九十二岁。
朱东润先生身处中国近代社会和学术大变动时期，对传统学术有较好的感悟与积累，对欧美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有很深切的认识和体悟，加上天资颖悟，一生勤奋，在学术上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举其大端，则可以提到他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者，他治学兼摄文史，横跨各代，特别强调力透纸背的翻陈出新，以及士为天下任的强烈淑世情怀。他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学术遗产。
中国古代有优秀的文学批评的传统，至南朝时已经出现《文心雕龙》和《诗品》这样伟大的著作，宋代以后诗话、词话、文话勃兴，清人在四部分类中专设“诗文评”一类收存有关著作。传统文学批评关注文学写作的具体批评，宋以后如诗话类著作更关注诗歌写作真相和技巧之讨论，虽各有所得，无论在著作方式、批评对象和论述系统方面，都自成特色，与西方学术有很大不同。他在1932年夏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约十五万字，写到明末钱谦益。1933年完成第二稿，增写清代二十多章，并对全书做了大幅度调整。1937年完成第三稿，改动幅度更大。虽然因为抗战爆发，学校西迁，其间第三稿下半部遗失，到1943年正式出版时，前半部是第三稿，后半部是第二稿，改名《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大纲》用文言写作，但表达的是具有西方学术眼光的文学批评立场，也是中国第一部从上古写到近代的批评史专著。
在朱先生以前，陈钟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仅七万字，分十二章，前三章讨论文学义界与文学批评，后九章按时代排列，仅能粗具大概。朱先生认为该书虽“大体略具”，但“仓卒成书，罅漏时有”，就繁略、简择、分类三端提出批评，认为一是详于唐以前而忽略宋代以后，二以杜甫为例指其堆砌材料而缺乏鉴别，三则指其在各代批评中喜区分文体而罗列批评。朱先生认为“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文学接触而后”。特别列举英国学者高斯在《英文百科全书》中将批评定义为“判定文学上或艺术上美的对象之性质及价值之艺术”，并借此阐明文学批评之性质、对象与分类，批评与文学盛衰之关系，以及文学批评文献之取资。
从1931年至1937年，朱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发表系列批评史论文，侧重在宋以后批评家论述之总结，后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此组论文见其专题研究之深入，有许多独到之论说，如认为司空图、严羽、王士禛三人皆脱离现实，司空论诗真谛在“思与境偕”，严倡妙悟，不过袭江西遗论，王则承严论更“汪洋无崖畔”；认为方回、钱谦益人品无取，才识各具，方论诗宗旨在格高、字响、句活，钱论诗“精悍之气见于眉宇”；认为桐城派以阴阳刚柔之说论古文始于姚鼐而成于曾国藩，对其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象说论列尤详。在此基础上写定之第三稿，在文献增补、论述精当和探讨深入等方面，都有很大提升。
在《大纲》自序中，特别提到在他完成初稿到正式出版期间，郭绍虞、罗根泽陆续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相关论著亦多。“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袭；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违反。讨论一切事物的时候，有一般的局势，有各殊的立场。因为局势相同，所以结论类似，同时也因为立场不一，所以对于万事万物看出种种不同的形态。”他特别说到己著的三大特点。一是“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就全书虽始终关注批评家所处的时代，也说及其与某宗某派之关系，但“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导”。二是“对于每个批评家，常把论诗论文的主张放在一篇以内”加以讨论，目的是让读者看到“整个的批评家，而不是每个批评家的多方面的组合”。三是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明清两代文学批评的论述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展现了“远略近详”的特点。
章培恒先生曾评价《大纲》“实是我国最早提供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较完整架构、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作出富于新意的探讨和概括的著作”。其贡献在于“第一次用新的文学观念较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从先秦到清末的文学批评发展过程，尽可能地挖掘了在这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本质特征的观点和主张，描述了它们的演进历程，也适当地交代了与它们相矛盾的文学批评及其变迁”（《大纲》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朱先生转入古诗和古史研究，所著后结集为《读诗四论》（晚年再版时更名《诗三百篇探故》）和《史记考索》两书。前者包含《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论大小雅说臆》《古诗说摭遗》《诗心论发凡》四篇，所谈皆为《诗经》的核心问题，其中《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对于《国风》出自民间的旧说大胆质疑，从作品本身入手加以详细辩证，广引博征，考察诗人的地位与身份，证明《国风》百六十篇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为统治阶级人物的作品。通过对习见材料的重新解读，得出颠覆性结论，堪称典范之作。另认为雅即夏，据以判断大小雅及其正变的寓意，从批评史的立场阐发古诗说的意义，也曾广受赞誉。
《史记考索》撰于1940年上半年，因拟开设《史记》课程，乃从基本文献梳理着手，有许多独到创见。自序称：“属海内云扰，乡邑沦陷，遂肆意著述，藉遣殷忧。历时六月，得十八篇，凡论史例者四篇，史实者三篇，史注者四篇，辑佚者三篇；其他四篇，解因他起义，无待标置，附诸卷末。”该书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久已享誉学林，是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如项羽到乌江而不肯赴江东，史书称羞见江东父老，以后学者大多不离此意。而先生则提出，当时江东已为刘邦所有，项羽已无路可走。依据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江东子弟有十人封侯，功劳是以江东归汉。先生强调读书一定要注意做仔细的时间和空间的排比，要注意利用别人忽略的文献。历代研治《史记》者甚多，但在《表》上花工夫的人则不多，真正能融会贯通者更少。近期发现先生稍后撰写的《〈史记〉及史家底传叙》（刊《复旦学报》2015年第2期）一文，谈到正史的范围，讲到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特别讨论到《管晏列传》《魏公子传》《魏其武安侯传》以及项羽、刘邦本纪之人物叙写。此文是学术鼎盛时期所撰，笔力健旺，议论风发，分析细致，识透纸背，处处显示融贯东西、参悟古今的气象格局，是一篇难得的大文字。
四十年代末，先生还曾撰《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对二书也有许多独到的发明。如前后《汉书》写更始帝刘玄，大都视其为暗弱平庸的傀儡人物。先生逐月排列了更始时期的政局变动和应对策略及人事布局，指出更始称帝前以豪侠称，称帝后一系列举措可见其具有掌控全局的杰出才干，其失败有很大偶然性。对于光武帝刘秀，则指出其才干的平常，其成功决定于他的忍让，善于用人和寻觅机会。而对于范晔《后汉书》虽后出，但独能取代八家后汉史而得名世，先生也从该书特别表彰清流人士对国事之重视，强调国家在危亡动荡之际，士人应该承担的拯世济民之责任。先生读书细密，富于自信，强调力透纸背，目光如炬，常常能以单刀直入的态度，抓住问题的关节点，加以细致的考订，发前人所未发。
1950年秋到1951年初，朱先生研究《楚辞》，成文四篇，分别是《楚歌及楚辞》《离骚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总名《楚辞探故》。他不赞同《楚辞》为屈原、宋玉所作的一般说法，根据汉高诱《淮南子注》和荀悦《汉纪》的记载，认为《离骚》是淮南王刘安的作品。朱师认为《离骚》所述人物，除丰隆、宓妃这些幻想人物外，都是中原民族的人物，没有任何楚国的先王先公，如出屈原之手，不能不说是意外。但其中大量提到南方地名和草木，似乎提示作者是一位认识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是对于南方情事相当熟悉的人物。既然汉代关于《离骚》作者有两种不同记载，就有从不同立场探讨的必要。刘安是具备写作可能的。经老友叶圣陶交《光明日报》副刊刊出后，引致学界哗然。郭沫若正领衔着力宣传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因此郭与杨树达、沈知方连续在同一副刊发表五篇文章加以反驳。朱先生当年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但还是写了补充两文，主旨在于考述刘氏得氏迟至春秋后期，可以上溯到颛顼，与“帝高阳之苗裔兮”并无违格。另一篇讨论贾谊是否曾为长沙王太傅，认为当时中央王朝对于异姓王朝的任何官员没有任命权，《史记·贾生传》错讹很多，难以尽当信史来看待。虽然此后六十多年楚辞研究成就空前，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基本格局，朱先生当年的讨论仍具启示意义。如阜阳夏侯灶墓据传出土《楚辞》残简，而其地恰为淮南王封地。朱先生所见得自对史籍的反复研读和体悟，绝非率尔之见。
中年以后，朱先生在文史领域仍有许多重要建树。一是主持编选注释高校统编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对于近半个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影响深远，至今为止依然是最广泛通行的中文专业基本教材。二是在七十年代前期主持《旧唐书》《旧五代史》点校，从目前所存校点长编来看，文本校勘和校勘记撰写方面都严格遵循规范，达到了很高成就。三是在古籍校注和学术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他为写《梅尧臣传》，整理梅尧臣文集，为全部梅氏作品编年校注。在学术普及方面，则有《左传选》《陆游诗选》《梅尧臣诗选》等著作。
从1939年开始，朱先生的个人学术研究重心转向传叙文学研究与创作，其直接触机是当时教育部颁文要求各大学开设传记文学课程，许多教授以唐宋八大家碑传类古文来应责，朱先生认为这完全判断错误了。他从早年留学时，就对英国文学，特别是其传记文学抱有浓厚兴趣，此时决定作筚路蓝缕之探索。
在一般人看来，从《史记》《汉书》开始，中国古代史传似乎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致力的方向上，与西方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先生用西方传记文学的眼光来审视，看到了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状、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几部评传，各有成就，但也颇多遗憾。史传的目标是写史写事，碑状过于刻板虚假，年谱不免具体而琐碎，梁启超的评传把一个人的事功分割成几块来叙述，不免有“大卸八块”的遗憾。先生认为传叙文学的使命是要写出活泼生动的人性，要以确凿可信的文献为依凭，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传主的生命历程。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传叙文学的辉煌，但唐宋以后没有能够得到继续，对于过去的成就，应该加以发掘和阐述。“知道了过去的中国文学，便会看出当来的中国传叙文学。”他想到的是：“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受到新的激荡，正在一步步地和世界文学接近”，诗歌“还在大海中挣扎，一边是新体诗底不断地演进，一边有人眷恋已往的陈迹。只有中国的传叙文学，好像还没有多大的进展”。他坚持认为“传叙文学底使命是人性真相底流露”（以上均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决心为此作彻底的探究。
先生的努力从阅读西方理论开始。当时唯一能够找到的理论著作是法国莫洛亚的《传叙文学综论》，他从图书馆借出，用一个月时间连读带译，掌握了这部理论：“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朱东润自传》第256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他结合早年对英国文学的阅读，特别推尊鲍斯维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和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几年后对英国古典和近代传叙的做派有一简略说明：“一部大传，往往从数十万言到百余万言。关于每一项目的记载，常要经过多种文卷的考订。这种精力，真是使人大吃一惊。这种风气，在英国传叙文学里一直保持到维多利亚时代。一切记载，更加翔实而确切，而证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艰辛，于是引起二十世纪初年之‘近代传叙文学’。这一派底作风，总想活泼而深刻，同时极力摆脱政见的桎梏。其实仍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没有蹈空的语句。”（《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
他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探索中国传叙文学的创作。前者在四十年代前中期曾先后发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刊《文史杂志》创刊号，1941年4月）、《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辞》（刊《星期评论》1941年3月）、《传叙文学与史传之别》（刊《星期评论》1941年7月）、《中国传叙文学的过去与将来》（刊《学林月刊》第8期，1941年6月）等论文；后者则有1943年完成《张居正大传》，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著作。
在先生生前未发表的遗稿中，有两部已经写定完成或接近完成的著作。一部题端为《传叙文学述论》，包含十五篇文稿，扉页题记：“此书上下二册，述于一九三九，次年毕事。初名《传叙文学之变迁》，后撷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未付刊。扉页已失，姑粘此纸，以志始末。东润，一九七六年一月。”为先生从事传叙文学研究最初成文的结集。另一部是《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自序写于1941年5月，全书分十二章，经我整理200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5月复旦大学建校110周年，编辑出版《复旦百年经典文库》，以二书合刊出版，为避书名重复，前书出版时以《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为书名。
《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十五篇文稿，仅四篇增改后于四十年代发表，《法显行传》《高僧传》等三四篇与《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相关内容相近，其他大多未刊。书中确可看到拓荒时的粗糙和不成熟，如《〈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两节，据诸书辑录数据加以论列，但二书数据有较多交叉，所引佚书的时代则各有先后。对《续高僧传》的研究，肯定其“和慧皎原著有相等价值”，并揭示此书对慧皎书的批评和补充，其所依据的文献来源，所撰在世人物生传的体例特殊，并看到该书对禅宗不满、与玄奘就译经的分歧以及所见周齐隋唐佛道二教递盛的事实。虽然都具卓见，但就传叙文学立场说，显然还没能完全展开。
但书稿中确有几篇难得的大文章。前述论《史记》与史家传叙一文即见本书。关于《晏子春秋》的考察，是针对《四库提要》认为该书是家传“权舆”的说法，认为“这里看不到传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看不到他的心理发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断的堆积”。这是有关传叙起源的大问题。《唐代文人传叙》一篇，特别表出陆羽《陆文学自传》自述曾为优伶，陆龟蒙《甫里子传》自述曾“躬负畚锸”，因坦白而令人钦服。对韩愈所论文人不作传的偏见，也给以严肃的澄清。其中缺题一文长达两万多字，从前后文看，似乎为意外的写作，因为读唐初道宣《续高僧传》，体悟此书对隋代政治及人物的叙写，显然没有受到唐初史臣贬抑隋政的看法影响，真实展示隋代二帝之真实为人及其与佛教之关系。如讲隋文、隋炀父子：“假如我们要把隋文和隋炀对比，显然地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帝阴狠，炀帝阔大；文帝鄙啬，炀帝豪纵；文帝是校计升斗的田舍翁，炀帝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子。要在中国史上找一个和炀帝相比的人物，我们只可推举汉武帝：他们同样是词华横溢的天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过炀帝的结局，遇到意外的不幸，成为历史的惨剧，再加以唐代史家全无同情的叙述，和《迷楼记》这些向壁虚造的故事，于是炀帝更写成童昏，留为千秋的炯戒。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冤狱。”这样评说，无论当时或现在，似乎都有些惊世骇俗。对楚汉争战之最后胜负，朱先生认为“倘使把当时双方战略和天下大势搁开不说”，项羽因为世代将家，“对于部下的赏赉，是比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而刘邦止是一个无赖，他手下的大多是时代的渣滓，这正是陈平说的‘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渣滓当然有渣滓的道理，在这一大群的顽钝无耻之徒，他们没有宗旨，没有信义，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刘邦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的成功的因素，就是不惜名器”。写于1940年的这段话，是对刘胜项败的判读，也说清了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值得玩味。
更难能可贵的是，该稿撰写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虽在研究历史，但处处透露出时代气息。如说汉初以来，北方诸郡“没有一处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汉武帝“决定采用贾生的策略，实现文帝的决心”，“其后一切的战略，都由武帝独断，恰恰遇着卫青、霍去病承意顺命，如臂使指，当然攻无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幕南无王庭之后，中华民族才得到喘息的机会。以后再由元帝收拾局面，但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大功，还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讨论的是汉国势的安危和底定，但渗透了眼前的殷忧。在讨论朱熹《张魏公行状》时，特别引录《行状》原文：“公（指张浚）素念国家艰危以来，措置首尾失当，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复能自保，遂慷慨请行。”并说明建炎间张浚的计划是“自任关陕，由韩世忠镇淮东，吕颐浩、张俊、刘光世扈驾入秦”。在建炎四年（1130）金人南下，张浚被迫出兵牵制，导致富平大败。先生认为行状对此写得太轻了，“其实自此以后，关陕一带完全沦陷，幸亏吴玠、吴璘保守和尚原、大散关，阻遏金人入蜀之计，但是从此东窥中原，几于绝望，不能不由张浚负责”。1939年东南多已沦陷，国民政府入川，军事形势与南宋之重心在东南不同，而维持大局，控守关陕、湖湘之大势则同。先生借对南宋初年军事布局之认识，提出国势安危之关键所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特别写到清初东南抗清之艰苦卓绝：“当鲁王盘踞舟山的时期，宁波、余姚一带山寨林立，作为海中的声援，山寨没有陷落以前，清兵不敢下海，正和最近抗战中的中条山游击战一样，在民族战争中发生最大的牵制力量。”又说：“在山寨底挣扎当中，浙江世家子弟几乎全参加了。”特别表彰“钱肃乐是一个孤忠耿耿的大臣，张煌言便是一个百折不回的斗士”。在这些地方，说的是清初，又何尝不是当时全民抗战的现实呢？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作为一部特殊形式的文学史著作，先生特别说明有关文献取得之不易，是从各种类书、古注中辑录四百多种魏晋别传、杂传为主干，依靠史传、僧传、碑志为基础，加以系统论撰而成。他认为被《四库提要》称为传记之祖的《晏子春秋》只是“寒伧的祖宗”，《史记》《汉书》的目的是叙史，而不是写人，被史家称道的互见之法，在人物传记中无法看到其一生的真相。他认为传叙文学产生的时代在东汉，自觉的时代在魏晋。他认为：“汉魏六朝的时代是不定的，动荡的，社会上充满了壮盛的气息，没有一定的类型，一定的标格，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地发展。”这样就出现“许多不入格的人物：帝王不像帝王，文臣不像文臣，乃至儿子不像儿子，女人不像女人”，有个性的人物当然是传叙记录的好标本，“传叙家所看到的，到处都是真性的流露”。到唐宋以后，情况变了，思想、艺术和为人都“成为定格”，“常常使人感到平凡和委琐”（均见该书自序）。此外，他对中古僧传评价也很高。他认为《法显行传》是一部“人性底叙述。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底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底相顾骇叹”。他举法显在天竺看到商人供奉的白绢扇而凄然下泪，认为这位高僧“和我们一样地有知觉有感情的人物”。他特别赞赏慧皎《高僧传》各传篇幅扩大，可做完密的叙述，且“富于人性的描写”。以庐山慧远为例，认为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并加评议：“慧远庄严博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罗什屈身僭伪，而慧远树沙门不敬王者之论。从人格方面讲，慧远与鸠摩罗什简直无从比拟，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
先生探索中国传叙文学的创作，在反复斟酌后，选定明代隆庆、万历间的权相张居正，一位在生前身后都有争议，但朱先生认为他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为民族生存和发展做出重要努力的人物，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写出这样的人物，是具有激励士气意义的。
在实际写作展开后，朱先生始感到开拓之不易，即明代的文献虽然很多，但各有立场和避忌，要把复杂政治斗争中交叉多元、错综难解的人际关系及其在权力角逐中的各种不同人物的真面目、多性情，以及由此造成人物命运的变化展现出来，确实不容易。朱先生从西方传记文学的做法中得到启发，即首先广泛而全面地搜辑此一时期的重要文献，在仔细阅读后做极其繁复的推敲和取舍，剔去伪饰，追寻真相。朱先生认为史传、碑志、实录、文集、年谱，乃至西方学者重视的自叙、回忆录、日记、书简，都有各自的局限。优秀的传叙家应善于分析和驾驭各类文献，努力追寻事实的真相，“把一切伪造无稽的故事删除，把一切真凭实据的故事收进”。学者不仅要有贯通文献的学力，同时应有辨析人事、体悟情委的悟性和胆识。先生的著作就每每显示出此种敏锐和识见。在《张居正大传》一书中，朱先生从明初以来的权力变迁、制度设置和国势隆替的叙述中展开，在张居正的家世、仕途以及取得权力的曲折过程中写活人物，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无疑是他与万历皇帝以及权阉冯保的复杂关系的剖析和描述，写出张一心奉公，为国家发展忍辱负重，推出一系列有利国势强盛的举措，为明王朝延续了生存的机会。在这些人物身上较多地投入了朱先生本人的人生态度，他也经常谈到士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应该承担的责任。他在《张居正大传》最后写道：
整个中国，不是一家一姓底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底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是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底儿女！
这段写在抗战最困难时期的话，无疑具有激励士气、砥砺名节的作用，也体现了朱先生写作传记为先人总结荣光，为今人树立典范的用心。《张居正大传》的成就，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拓了新的道路。
在《张居正大传》以后，朱先生又写出《王阳明大传》，可惜书成于鼎革前夕，无法及时出版，后来在迁徙中遗失，留下永久的遗憾。
五十年代的学术氛围在于主导思想强势，个人研究难以展开，加上教务繁重，朱先生治学有过一段低谷，直到1959年完成《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方重有起色。前一年“大跃进”，所有人都报宏大而不准备实施的题目，只有朱先生是很认真的，他提出完成陆游三书一百万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一年多时间里全力以赴，如期完成了《陆游传》《陆游研究》和《陆游诗选》。他晚年提及此事，仍颇多感慨。因陆游《剑南诗稿》本身是按照写作前后编次，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一生诗歌写作的变化。在一些重大关节上，朱先生仍然做了极其有意义的发挥，如陆游最初依仿江西派写诗，诗风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南郑从军对他诗歌成熟的关键意义；他在南郑参与军事活动的实际意义以及最终失败原因的分析；他晚年与韩侂胄和解并出山用事的真相与评价，凡此皆颇多发明。此外对许多作品的解说也很有新意。如《清商怨》词有“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句，向来认为述男女私情。朱先生根据词“葭萌驿作”自题，认为作于南郑从军之归途，表达的是对金作战方略失败的失望，是一首有寄托的词作。
写完《陆游传》，他准备转入北宋，写苏东坡的传记，并为此做了长达两年的阅读和准备，但最终放弃了，他自己解释是个性与东坡相去太远，无法深入体会东坡的思想和行事。因为这一段经历，他最终选择改写有宋诗开山之祖之称的梅尧臣。有关《梅尧臣传》写作的叙述，详见本文最后一节，在此从略。
《杜甫叙论》写成于“文革”后期。朱先生认为冯至《杜甫传》写得不错，因另拟题。萧涤非《杜甫研究》以杜甫为人民诗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杜甫出身地主，嗜酒终生，朱先生都不赞成。他认为杜甫虽出身世族，享有特权，但随着时代变化和地位下移，他与人民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先生特别表彰杜甫在人生困顿期间始终坚持诗歌的写作，认为华州和夔州时期是杜诗创作的两个高峰时期。他尤其称赞杜甫《八哀诗》以宏大的篇幅写出自己心仪的八位人物一生的事功和遭际，认为是用诗歌写人物传记的典范。当然，书中也自多时代的感慨与批判，会心的读者当不难读出。
《陈子龙及其时代》是朱先生晚年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成书在八十年代初，当时我方随读研究生，看到他阅读文献及写作的过程。当时他思考较多的问题是，北宋末金人南侵，汉人南渡后还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半壁江山，为什么南明就守不住。他的结论是，明后期朝廷固然已经腐朽之极，至南方士人如东林、复社诸人，也已经腐败至甚，因而到国家危急之时，已经没有人才出来支撑危局。他认为陈子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在明末的腐败风气中，陈有随波逐流的一面，也有认真思考、努力行动的另一面。在甲申惊天动地的变局中，陈子龙完成了从文士到斗士的转变，为民族战争克尽努力，最后以一死成就一生之名节。全稿用较大篇幅讨论明末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相，提出在辽东战局、西北西南平叛，以及北京陷落前后的诸多失误及应该采取的方略。书稿原名《陈子龙传》，出版社考虑到名实相符，建议改名，朱先生虽接受了建议，但私下谈话间也每多遗憾，认为传记是可以这样写的。此书与稍早出版的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所述为同一时代，不少内容可以比读参照。
《元好问传》是朱先生撰写的最后一部传记，确定选题时已经将近九十岁。朱先生最初认为元氏在金元之际名节有守，值得肯定，但在充分阅读相关文献后，感到其人品可议处不少。其间曾与我谈到具体的想法，年纪大了，再换选题已不可能；元本来就是鲜卑后裔，不必完全用汉文化的立场来加以评价；前此所选传主都是公忠为国、认真用世者，最后有些变化也好。正编写成不久，就因病入院，未及为此书作序即辞世，真正做到写作到最后一息。
还应该提到朱先生在“文革”时期写成的两部传记。一部是《李方舟传》，是为“文革”间被迫害致死的夫人邹莲舫女士所写传记。朱先生认为，传记既可以写在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伟大人物的生命历程，也可以记录平凡人物的人生道路。他与夫人是按照旧式婚姻结合，婚前未见面，婚后感情笃好。朱先生回顾走来路，更感到夫人在乱世中操持家务的坚强伟大，因而饱含感情地写下这部特殊传记。因为写于特殊时期，全书人物皆用别名，内容也仅写到“文革”前，书中的寄意读者当不难体会。自传《八十年》大体写于“文革”末期，篇幅约四十万字，回首自己一生道路，紧密结合时代变化和人生遭际，留下一生思想和学术的珍贵记录。如其中有关武汉大学三四十年代的记录，谈校史者认为可与台湾学者齐邦媛名著《巨流河》齐价。
朱先生1946年为其子君道中学毕业题词“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泰兴市朱东润纪念馆存手迹）也可视为他一生的自勉格言，他的治学即体现了这一精神。从最基本的文献考订做起，学术研究中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在复杂的文献解读中融入对生活的透辟体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去解释一个又一个杰出人物的生命历程，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如果要具体说明，则可以《梅尧臣传》的写作为例。
《梅尧臣传》写于1963年，历时204日脱稿。实际开始研究的时间要早两年，着手后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要弄清楚梅的生平，依据当然一是碑传，二是他的文集。碑传有梅好友欧阳修所写《梅圣俞墓志铭》和《梅圣俞诗集序》，但仔细阅读，朱先生发现二文称梅“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又说他“有所骂讥笑谑”皆“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就不符合事实。梅对当时地位高的人批评很激烈，欧阳修如此评价，只能理解为出于料理后事时为家属请恤的考虑。元代张师曾曾编《宛陵都官公年谱》，所据资料有限，仅略备梗概。要弄清楚梅尧臣一生的经历，并对其作品寓意做出知人论世的评价，只能依靠充分研究他的诗集。
梅尧臣的诗集《宛陵集》六十卷，宋刻仅存残本三十卷，明刻本两种倒是完整的，但编次与宋刻不同。这两部文集编次混乱，既不编年，也不分类。近人夏敬观选《梅尧臣诗导言》中，曾指出此集前五十九卷分为两个部分，各为起讫。他的意见给朱先生以启发，在全集中寻找有明确的系年的两类线索，一是作者原诗题上标明年代的，二是编辑者在一些卷前标明时期者，后者有十多卷，大端可信，但细节颇有出入。仅有这些线索，要为全集编年，朱先生觉得如同捉跳蚤，东跳西掷，不知从何入手，何况诗人即兴咏诗，有时并无本事可言，即便辛苦求证，也难以全部落实。他在对梅集反复阅读后，发现其大体虽显得混乱，但每个小段落还保存着作者或了解者所编定的痕迹，只要弄清全书的安排规律，再理清偶然错乱的特殊情况，就如同揭树皮一样，可以一块一块地理清楚。为此他提出六条办法为梅集编年，理出了全集的基本线索，并为全集作注。
花费以上功夫还不够，他还通读了与梅尧臣同时代各家文集，利用各种编年或纪传体史书，逐年逐月理清梅尧臣生活时代发生了哪些大事，梅是如何对此表达己见的，就此综合斟酌，深入讨究，因而提出许多发前人未及的看法。比如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态度，前人都知景祐三年（1036）范被贬时，欧为范声援而坐贬，但在范起复后，请欧去做他的掌书记，遭欧拒绝。前人对此解释多不着边际，朱先生从欧给梅的书信看到直率的表述，否定了朋党避嫌或奉亲不远行的说法，表达了对范以掌书记见召的不满。朱先生认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对于同患难的欧阳修，还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以致欧阳修也不愿前往，这就难免在朋友之间发生裂痕了。”在这里，朱先生不仅指示了对于文献解读应该注意先后早晚，更提示应该注意其写作的对象、场合以及特定的微妙关系，揆以世事人情，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而不必完全拘泥于书面的表述。再如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与欧、梅以及苏舜钦、吕公著等关系的叙述，可以说是《梅尧臣传》中最为精彩的部分。现代学者研究庆历新政，一般都认为由范仲淹领导，并根据范的“条陈十事”来分析新政的主张，根据《岳阳楼记》来分析新政失败后范的气度胸襟，这些当然都是不错的。朱先生在详密分析文献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一是欧阳修为主的庆历四谏官对新政形成的作用。四谏官任用在范仲淹还朝前半年，范还朝初任枢密副使，主军事而非主政事。朱先生特别指出欧阳修上疏请参知政事王举正与范的职务互换，相当尖锐，在人事布局上直接促成了新政的实行。二是范的十事提出后，改革派内部的不同意见。朱先生特别分析了苏舜钦《上范公参政书》，认为新政表面上看奋发有为，百废待兴，实际上手忙脚乱，一事无成，而苏在新政关键时期提出的意见，并没有引起范的重视，从而决定了新政的失败。三是范在新政将败之时，主动请求到西边主管对西夏战事。对此，朱先生引用吕夷简的议论，指出范的失误；又引用梅尧臣在范仲淹去世前后的一系列诗歌，指出范在新政失败前后，对于朋友没有尽到关心和帮助的责任；引用梅在范去世后的悼诗，看到梅范两人关系逐渐疏远的经过。朱先生的解释是，在主张改革的这批人之中，韩琦和范仲淹是行政官气味较重的人物，在考虑如何做好事情的同时，先考虑自身的安全；而梅尧臣、欧阳修则书生气味较重，只是按照书上的准则提出要求，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其中范、梅二人更显得极端而偏激，导致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四是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神道碑，一定要写到范与政敌吕夷简的和好与相见，引起范仲淹家人的极大不满。为此，朱先生特别引用由吕家保存而为南宋吕祖谦收入《宋文鉴》的范仲淹《上吕相公书》，证明欧阳修所云的可靠。朱先生认为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妥当地寻得下台的地步，而新政诸人则多受到严厉的处分，因此在梅尧臣的《谕乌》《灵乌后赋》等作品中，指出范仲淹用人的不当和教子的无方，对他的失败不仅不同情，甚或认为是应得的惩罚。以上见解，不仅是广泛并深入处理文献后的收获，更多地体现出朱先生力透纸背的史识和丰厚的人生体悟。
2015年10月7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刊《上海文化》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