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晚年坚守国家民族大义

关于章太炎先生晚年的思想，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影响很大。而我看了新出的《章太炎全集》以后，倒是有了许多别样的感受。从新文学的立场上来讲，从不断革命的立场上来讲，太炎先生和鲁迅先生的看法在晚年是有点不同的。我看了章太炎先生许多晚年的文章，感觉到在国家民族大义方面的立场。包括1932年上海淞沪停战以后，他写了关于“一·二八”事件过程的叙述，秉持了他一贯的立场；包括他为段祺瑞等许多北洋旧人或者为国民党牺牲的其他人物写的碑志之中，我也能感觉到他是坚持他一贯立场的，他的立场完全是基于国家民族大义，而不是为个人。由此可见，章先生晚年并未和他在早年时的思想有隔绝和改变。

新整理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原来多年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多文本加工，推出的新成果，既秉持了对原来作者的尊重，又坚持了学术主张，难能可贵。我认真看了朱维铮先生的《訄书》《检论》三种的整理情况，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整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学术高度。这三种都曾经先后有过影印文本，而且都有多次的印本，太炎先生本人在期间曾经有多次改动，稿本还存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因此，这三个本子的整理难度是相当大的，而朱维铮先生在前言当中所表达的尊重各种文本的差异，同时在整理之中尽量把太炎先生在《丛书》到《简论》的改动过程中所做的大量的细节改动，详尽地整理出来，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

文人或学者的全集的编纂，实际上是从宋人开始的。宋人其实已经碰到一个问题，即作者本人不要收入的内容，可能到子孙辈时还是要把它印出来。比如欧阳修的文集，《居士集》和《居士外集》就是这样的关系。而现在看来，我觉得编全集最重要的是保存一代的文献，或者一个人的完整的文献，全集的编纂实际上是为后人研究提供各种各样使用的方便。我自己因为做全唐诗文，觉得无论从一代的文献或者从一个人的文献来讲，必然会牵扯到大量处于是和非之间的问题，比如文体的判断、作者的判断、时代的判断等。我自己的感觉是，有一部分内容，可能不完全是本人的手迹、手自删定的文本，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争议。这种情况，不妨作为一个全编的外编或另编的方式加以保存。总之，我觉得全集的编纂应该尽可能都收录。但是，全集的编纂是个相对的过程，这只能是一个从编者或出版社的角度，努力求全的过程。

（本文为2014年6月9日在浙江余杭章太炎先生诞辰145周年暨《章太炎全集》首发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稿，刊《文汇报》2014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