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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的两本著作，是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抗战间随武汉大学避地四川乐山期间所著，也是先生中年转治传叙文学（现在一般习称传记文学）最初的著作。二书在先生生前都没有出版，但都已经先生亲自编订定稿或接近定稿。其中《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一稿，于200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则为首度整理出版。
朱东润先生（1896—1988），名世溱，以字行，江苏泰兴人。早年先后就读于泰兴蒙学堂、襟江小学。后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得从唐文治先生习古文辞。1913年末得吴稚晖先生推荐到英国留学三年。归国后任教于广西第二中学（在梧州）、南通师范学校，1929年入武汉大学，其间皆教授英语。1932年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转入中文系。1942年移讲席于重庆柏溪之中央大学，1947年后曾辗转任教于无锡国专、齐鲁大学、沪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复旦大学任教。1957年后曾长期担任中文系主任。
朱先生学术启蒙于清末，对传统诗文诵读写作得到良好的培养，年十七就学英伦，更对西方学术和英国文学有很深切的了解。在专力从事中国文史研究以前，曾有十五年时间从事英国语言文学的讲授，这使他的研究格局和气象与民国期间一般中文系教授有很大不同。对先生一生影响很大的两位老师，都抱有强烈的淑世精神。先生曾说到从唐先生那里体会到古诗文的喷薄之美和情韵之美。唐先生曾为交通大学文治堂题联：“人生惟以廉节重，世界全靠骨气撑。”在朱先生身上也始终保持这种传统士人的精神气度。吴稚晖在近现代史上当然是有争议的人物，但朱先生从学时，适当他民初从事革命宣传之际，吴对传统学术和中外文化的认识，以及对学术和政治的敏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朱先生的学术和人生选择。
朱先生今存最早的学术文字，似乎可以举到1913年末在英国编译《欧西报业举要》，自序首云：“近数年来，吾国报章为数较多，或者不察，目为进步，西人闻之，亦相引证，以为真进步矣。实则所谓进步云者，不过指其数目上之关系，于本体之果进步与否，尚为疑问。吾人对之宜加针砭，不宜妄称道也。”这一年他十七岁。该稿从次年3月始，在《申报》曾连载数十日。其间因要自筹学费和生活费用，曾大量翻译欧洲文学著作，今知有《骠骑父子》《波兰遗恨录》《踏雪东征传》等。但他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当为《新月月刊》第2卷第9期（1929年10月）所刊《诗人吴均》，最早具有独立开创意义的学术领域，则为中国文学批评史。
先生曾自述，因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守旧气氛浓厚，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教授建议他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他用一年时间，至1932年写出讲义初稿，截止到明末钱谦益，援据英国学者高斯在《英文百科全书》对批评之定义为“判定文学上或艺术上美的对象之性质及价值之艺术”，借此阐明文学批评之性质、对象与分类，批评与文学盛衰之关系，以及文学批评文献之取资。这部讲义经1933年、1937年两次增改，已经渐趋成熟，但却因遭遇战火的意外，遗失了定稿的下半部。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1937年本前半部和1933年本后半部的拼合本。虽然其间已经有多部文学批评史著作出版，但这部《大纲》是第一部从上古到近代的通史，批评文献的发掘和理论思路的阐发都有独到之处，学界公认该书为该学科三部奠基著作之一。整个三十年代，先生发表了文学批评的系列论文，后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开明书店，1947年），又研治《诗经》，多发前人所未言，后结集为《读诗四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1940年初因授课需要，又撰成《史记考索》（开明书店，1948年）一书。成就之丰硕，当时已堪称难得，但先生并不感到满足。《读诗四论》定稿时，有诗云：“弹指蔽泰华，冥心沦九有。小夫窃高名，君子慎所守。肯以金石姿，下羡蜉蝣寿！乾坤会重光，相期在不朽。”人生短暂，学术常新，应该不断追求新的开拓、新的创造。在对中国文学做出全面观照后，他更多地考虑中国文学无论研究还是写作，都应该有大的突破，他希望从西方文学中找寻新的道路。
在乐山艰苦的环境和繁忙的授课之余，先生想到的是：“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受到新的激荡，正在一步步地和世界文学接近”，诗歌“还在大海中挣扎，一边是新体诗底不断地演进，一边有人眷恋已往的陈迹。只有中国的传叙文学，好像还没有多大的进展”。他坚持认为“传叙文学底使命是人性真相底流露”（均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决心为此做彻底的探究。
先生的努力从阅读西方理论开始。当时唯一能够找到的理论著作是法国莫洛亚的《传叙文学综论》，他从图书馆借出，用一个月时间连读带译，掌握了这部理论：“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朱东润自传》）他结合早年对英国文学的阅读，特别推尊鲍斯维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和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对英国古典和近代传叙的做派有一简略说明：“一部大传，往往从数十万言到百余万言。关于每一项目的记载，常要经过多种文卷的考订。这种精力，真是使人大吃一惊。这种风气，在英国传叙文学里一直保持到维多利亚时代。一切记载，更加翔实而确切，而证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艰辛，于是引起二十世纪初年之‘近代传叙文学’。这一派底作风，总想活泼而深刻，同时极力摆脱政见的桎梏。其实仍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没有蹈空的语句。”（《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
先生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的历史，先后完成本书收入的两部著作，以及其他一些单篇论文，部分在四十年代前中期发表。另一方面是探索中国传叙文学的创作，反复斟酌后，选定明代隆庆、万历间的权相张居正，一位在生前身后都有争议，但先生认为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为民族生存和发展做出重要努力的人物，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写出这样的人物，具有激励士气的意义。1943年完成《张居正大传》，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著作。
先生从1939年开始的学术选择，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先生自存有稿本两册，扉页题《传叙文学述论》，有题记云：“此书上下二册，述于一九三九，次年毕事。初名《传叙文学之变迁》，后撷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未付刊。扉页已失，姑粘此纸，以志始末。东润，一九七六年一月。”估计是“文革”抄没手稿退还后曾稍作整理，有几篇手稿装订时次第有错乱，所幸内容完整，未有缺失。
稿本共包含十五篇文章，目录如下：一、《晏子春秋》；二、《〈史记〉及史家底传叙》；三、《〈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四、《〈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五、《法显行传》；六、《高僧传》；七、《续高僧传》；八、缺题文；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十、《唐代文人传叙》；十一、《宋代的三篇行状》；十二、《宋代的年谱》；十三、《全祖望〈鲒埼亭集〉碑铭传状》；十四、《传叙文学与人格》；十五、《传叙文学底真实性》。其中缺题一篇，就《续高僧传》所涉隋代佛教与政治关系展开论述，并对隋二帝有很独到的评述。但从前一篇的结束语看，此篇似不在全稿的论述计划以内，估计是读书有所感悟临时起兴而作。我代拟题为《〈续高僧传〉所见隋代佛教与政治》，先期交《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发表，仍作为本书附录收入。
以上各文之完成时间，可以在文稿中找到内证。如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特别写到清初东南抗清之艰苦卓绝，认为“正和最近抗战中的中条山游击战一样，在民族战争中发生最大的牵制力量”。《〈史记〉及史家底传叙》说到赵将赵括的失败：“正同一九四〇年世界大战，德国军队把法国第一军团以及英比联军截断在佛兰德斯一样。”都是就当时时事引发议论，后者所述为1940年6月敦刻尔克撤退前的欧陆战事。
上述各文，有几篇经增写曾在四十年代的学术期刊刊出，具体篇目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刊《文史杂志》创刊号（1941年4月）；《传叙文学与人格》，刊《文史杂志》第2卷第1期（1942年1月）；《法显行传》一篇，改题为《论自传及〈法显行传〉》，刊《东方杂志》第39卷第17号（1943年）；《传叙文学的真实性》，刊《学识杂志》1947年12月号。此外，《〈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法显行传》《高僧传》四篇的部分内容，与《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稍有重叠，大约就是朱先生题记所述“后撷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之意。其中《法显行传》《高僧传》两章重见约各占三分之二，而另二章则因一偏重专书论述，一侧重时代发展，举例多同而论述则各异。当然，本稿为初稿，论述未及深入者自有，《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则为进一步研究后的系统论述，二者是递进的关系。其余各篇，此前均未曾发表。
先生曾在自传中说到“自己对于这部叙述很不满意”，因此一直没有出版。在这部著作里，确实看到最初拓荒的粗糙和不成熟。比如《〈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两节，是据诸书辑录传叙资料时的最初文献分析，就保存各类别传家谱较多的二书分别加以论列。但二书数据有较多交叉，裴注《三国》虽然早于刘注《世说》，但所引佚书的时代则各有先后。稍晚作《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时，就不采取这一方式，而是采取东汉至东晋各时期传叙成就分别论列的方式。对《续高僧传》的研究，肯定其“和慧皎原著有相等价值”，并揭示此书对慧皎书的批评和补充，其所依据的文献来源，所撰在世人物生传的体例特殊，并看到该书对禅宗不满、与玄奘就译经的分歧，以及所见周齐隋唐佛道二教递盛的事实。虽然都具卓见，但就传叙文学立场说，显然还没能完全展开。
但就全稿来看，先生显然是希望借助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论著，来揭示中国传叙文学的发展脉络，最后两篇则重在阐发英国传叙文学的学术精神和文学面貌，以及具体的写作方法，对文献取资利用的原则和避忌。在论述的系统深入，以及是否就此即能完成对中国传叙文学的总结，先生的不满意带有强烈的学术自省和刻意追求。但就各具体篇章来说，则都能自成议论，多有发明，体现先生在学术鼎盛时期的独特体悟。
第一篇关于《晏子春秋》的考察，是针对《四库提要》认为该书是家传“权舆”的说法，认为“这里看不到传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看不到他的心理发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断的堆积”。这是有关传叙起源的大问题。
《〈史记〉及史家底传叙》是一篇议论《史记》叙事方法和传叙写法的很难得的力作。1940年初，因安排是年秋开设《史记》课程，乃从年初研读《史记》，阅时六月。《史记考索》一书，凡论史例者四篇，史实者三篇，史注者四篇，辑佚者三篇，附录四篇。先生自序称“属海内云扰，乡邑沦陷，遂肆意著述，藉遣殷忧”。出版后久已享誉学林，是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但内容以文献考订为主，缺乏人物传记与全书评骘之专论。本文谈到正史的范围，讲到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特别讨论到《管晏列传》《魏公子传》《魏其武安侯传》，以及项羽、刘邦本纪之人物叙写的成就和偏失，恰可弥补上述缺憾。全文笔力健旺，议论风发，分析细致，识透纸背，处处显示融贯东西、参悟古今的气象格局。如对楚汉争战最后胜负的关键，先生认为“倘使把当时双方战略和天下大势搁开不说”，项羽因为世代将家，“对于部下的赏赉，是比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而刘邦止是一个无赖，他手下的大多是时代的渣滓，这正是陈平说的‘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渣滓当然有渣滓的道理，在这一大群的顽钝无耻之徒，他们没有宗旨，没有信义，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刘邦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的成功的因素，就是不惜名器。”这里说清了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值得玩味。再如关于武安侯田蚡的评价，因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名声，似乎是久有定评了，先生揭出《史记·东越列传》和《平准书》的记载，指出田蚡“老成谋国”的干练。关于信陵君为人和围魏救赵的真相，也非浅学者所能及。
《〈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和《〈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两篇，是分别论述二书所存汉魏两晋杂传类文本之文学价值。《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在完成此一时期散佚传叙文献后有更详尽深入的分析，在此从略。
本书有五篇谈中古僧传的文学成就。就我所知，先生是持积极入世态度的学者，对佛教之空寂、轮回、蝉蜕等作为似乎并不太赞同。他研读僧传，是从人物传叙的文学成就，僧传所述出家人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加以分析论列。对《法显行传》，先生认为法显的自叙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虽然都记载天竺经行的过程，但后者只是客观地叙述诸国情况，因而只是一部地志，而《法显行传》则以生命中一段旅程的记录，主观地表达了个人的感受，“是一篇人性底叙述”。如禅门公案“法显不怕黑师子，但看不得白绢扇”，先生列举《高僧传》卷三所载：
将至天竺（略），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
认为这应是《法显行传》已佚失的内容，写出法显求法之坚定执着，置生死于度外。而《行传》载：“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先生评述云：“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底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底相顾骇叹。”“一个绝域舍身，忘生求法，无常无我，应无所住而安其心的高僧，看到白绢扇而凄然下泪，这实在是不思议的奇迹。‘举目无旧’‘顾影唯己’两句更见出他是怎样地执着现在，沾泥带絮，终于不能解脱。然而正从这几句里，我们认识法显不仅是一位高僧，而是和我们一样地有知觉有感情的人物。倘使我们认定传叙文学底目标，是人性底真相的叙述，那么在中国文学里，《法显行传》便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誉为“划时代的自叙”。
慧皎《高僧传》，在中国佛教史上当然是空前的著作，先生特别注意到此书各传篇幅扩大，如佛图澄传4800字，鸠摩罗什传4200字，道安传3200字，慧远传4400字，因而可做完密的叙述，且“富于人性的描写”。如《晋长安鸠摩罗什传》和《晋庐山释慧远传》两篇。鸠摩罗什一生的主要事业是译经，但中间受到吕光、姚兴的威胁，以致一再破戒，常怀忍辱而无异色。而对于慧远，则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先生特别举出“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栗”的几个事例，认为：“慧远庄严博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引述传中沙门见慧远心悸汗流而不敢语，以及其临终不昧的一段，“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认为其人格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
《高僧传》以后，先生特别关注道宣《续高僧传》，认为与慧皎书“有相等价值”。道宣至少历时二十一年而成书，“是一部用力至勤的著作”。指出道宣有意补录《高僧传》所缺的北方名僧，在文献采据方面用力尤深，但对立传“偏重交游，全凭主观”，以及为在世僧人立传，则持保留态度。他在道宣著作里，特别读到三个特殊的叙述，一是对于禅宗的不满，仅为达摩、慧可立传，不涉他僧，且有“四世之后，便成名相”“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绪竟无荣嗣”等恶评。二是在译经主张上，对于当时名盛一时的玄奘颇多批评，反对他的直译、广译，认为“布在唐文，颇居繁复”，在不得不作的赞誉中，也颇多讽刺。三是对北朝、隋唐以来佛教递盛的记载。同时，也指出僧传之泄愤伪讹，《释昙始传》关于魏道武帝抑佛后“大生愧惧，遂感疠疾，崔、寇二人，次发恶病。焘以过由于彼，于是诛剪二家门族都尽”，就全属捏造。这些方面的分析都极具独见，虽然稍为有些偏离了传叙文学的中心。
另缺题一篇，应属临时起兴之作。初唐史家受到官方叙事立场的影响，极力贬抑隋代的政治建树和隋炀帝之道德为人，先生意外发现，道宣编录僧史，另有取资，且绝不愿受官方史家的局限，因而得以真实保存隋二帝行事的真貌。先生据以评述隋文、隋炀父子：“假如我们要把隋文和隋炀对比，显然地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帝阴狠，炀帝阔大；文帝鄙啬，炀帝豪纵；文帝是校计升斗的田舍翁，炀帝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子。要在中国史上找一个和炀帝相比的人物，我们只可推举汉武帝：他们同样是词华横溢的天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过炀帝的结局，遇到意外的不幸，成为历史的惨剧，再加以唐代史家全无同情的叙述，和《迷楼记》这些向壁虚造的故事，于是炀帝更写成童昏，留为千秋的炯戒。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冤狱。”这样评说，无论当时或现在，似乎都有些惊世骇俗。其实炀帝“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是《隋书》已有的评价，开凿大运河今人也已有共识。先生特别关注到，“隋文父子虽然同是隆兴佛法，但是隋文是崇拜佛法，而隋炀正经是领导佛法了”。他看到文帝因侥幸获得政权，因而更加迷信祥瑞，迷狂佛徒，度僧、建塔、送舍利，乃至自称弟子等行为，均仅限于经像报应。而炀帝与智者大师的交往，则礼敬设会，悲类受嘱，生死如一，对天台宗的弘传关系极大。又举炀帝之接纳胡僧、组织译经、清理度僧、设置经藏，以及向日韩传播佛教等诸端，以见其为政之阔大不苛细。至于从开皇后期到仁寿间，隋文五子各自倚靠僧团，经营佛教，组织势力，谋求政治地位的作为，以及僧人依附诸王之情节，更属在在都有，先生罗列分析，各得头绪。先生对《续高僧传》的阅读，突显了他一贯强调读史应能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精神。我整理本文，去岁末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重绘中古中国的时代格”国际会议上介绍后，得知孙英刚教授前此也已就《续高僧传》所见太子承乾的为人为政做了详尽的论述，在海外发表。看来会读书的学人，虽时代迥隔，感觉仍是相通的。
先生特别推重唐初玄奘门人为其师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认为其“布局之伟大、结构之完密，不特为中国文学中所罕见，即以第七世纪前欧西诸国之传叙文学比之，亦甚少有出其右者”。
《唐代文人传叙》一篇，中心是讨论韩愈所倡文人不作传的偏见，认为这一偏见阻遏了主流文人从事传叙写作的热情。对唐人传叙，有存世作品的全面考察，特别表出陆羽《陆文学自传》述曾为优伶，陆龟蒙《甫里叙述传》述曾“躬负畚锸”，因坦白而令人钦服。对韩柳文“写人情处有极细密处”给以肯定，对韩碑大量谀墓的记述也给以明白的揭发。
《宋代的三篇行状》一文，在遗憾宋人继续文人不作传之局促，以及古文家写碑志刻意求简的同时，特别揭出三篇行状，“比较接近传叙文学的正轨”。第一篇是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9500字，“开了长篇文字的先河”。虽然觉得以司马光旧派领袖的地位，一生渗入当代政治组织之履历丰富，加上苏轼和他始终保持密切接触，没有按西洋写法写成数十万字的传叙有些可惜，但因为已经突破传统的局限，因而有许多精彩的记录。先生特别节录司马光劝宋仁宗早立太子，与王安石、宋神宗讨论新法的两节，后者之分析既提到司马光立论的不足，也肯定他“老成谋国的用心”。《行状》对司马光废新法的肯定，对差役法弊害不着一词，先生特别举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对此不同的叙述，认为这是“前人作文的体裁”，也指示今人读书的立场。第二篇是朱熹《张魏公行状》，长达43700字，为空前的长篇，因而对“传主的生平，更进而对于传主的父母，有详尽的叙述”。先生列举了几节特别精彩的段落。一是绍兴十六年（1146）张浚欲劾秦桧而犹豫不决，其母诵其父对策词“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忍不言而负陛下”，鼓励直言。二是建炎三年（1129）平定苗刘之乱二十五天间的逐日纪事，认为是“中国传叙文学罕见的先例”。三是张浚经营关陕的卓识和富平之败的影响。先生虽然认为富平之败“从一隅讲，这是失败，从大局讲，这是成功”，但也直述张浚诬杀部下之不德，和朱熹写此败结果的“太轻”。四是金主亮南侵时张浚起复后的果决有为。五是措置两淮和灵璧之败的责任，先生认为朱熹有意为张浚“规避责任”，因与传主之子张栻私交甚深而不免有所隐饰。第三篇是黄榦的《朱子行状》，16000字，虽篇幅较小，但作者为朱熹女婿，又是最信任的门生，相从数十年，因而得有很亲切的观察，加上作者成文后曾长期搁置，反复修改，因此而具独到的成就。先生更看重的，则是黄榦在《行状书后》《行状成告家庙文》中对传叙作法的极有见地的理论阐述，文长不具引。
《宋代的年谱》，主要谈似乎与传叙文学有密切关联的年谱在宋代出现的原因，重点分析吕大防所撰杜甫、韩愈二谱虽有开创之功，但仅略具梗概，且缺漏诖误尤多，实在不足为训。虽然年谱一体在南宋后作者众多，似乎已成重要的传记形式，先生对此始终有所保留。
《全祖望〈鲒埼亭集〉碑铭传状》一篇，是先生较早论述明清之际史事的论文，似乎已可看到晚年写作《陈子龙及其时代》的一些先兆。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先生特别注意追溯鄞县全氏先世本是明代世臣，自六世祖时入仕，到他祖父一辈他山、式公、北空适当明清鼎革之际，都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清战场，而他的师友前辈、故家遗族，都还保存历史的记忆。对明遗民之向望景慕，为先贤往哲保存文献的强烈愿望，让他立意寻访故老，追寻旧迹，考订事实，发为碑状。先生特别指出：“祖望著述的特点，就是他的直书不讳的态度。”因此对于钱肃乐、张煌言等抗清名臣的个人能力、道德欠缺都有很直率的记录，也因为如此，对钱之“孤忠耿耿”，张之“百折不回”，就有更令人信服的生动的记录。先生也指出，祖望著述动机当然有“故国之感”，“但却没有反抗新朝的意识”，“不含有敌视清室的意义”，这是读全氏碑状尤应理解的地方。
《传叙文学与人格》《传叙文学底真实性》，主要阐发英、法学者对于西洋传叙文学的见解，以及对建构中国传叙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对此论述更详，可参下章。
本书稿因与《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合为一册印行，为避免书名重复或致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仍采用先生题记和自传中原用的书名《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卷首先生自序作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是此书写定的时间。写作契机缘于1940年秋教育部规定大学中文系可以开传记研究课，武汉大学遂请人开设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主的传记文学课。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对于西方传记文学有着浓厚兴趣，清楚地认识到二十四史的列传只是史传，韩柳欧苏的碑志只是速写，都不是传记。在读了一批西方传记文学理论和作品后，决心探索中国传叙文学发展的道路。
先生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传叙文学，篇幅宏大，除了叙述传主的一生，还应该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以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展现，写出独特而真实的人物。中国古代史传确实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致力的方向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先生用西方传记文学的眼光来审视，看到了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状、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几部评传，虽然都各有成就，但也颇多遗憾。史传的目标是写史写事，碑状年谱过于刻板虚假，梁启超的评传把一个人的事功分割成几块来叙述，不免有“大卸八块”的遗憾。先生认为传叙文学的使命是要写出活泼生动的人性，要以确凿可信的文献为依凭，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传主的生命历程。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传叙文学的辉煌，但唐宋以后没有能够得到继续，对于过去的成就，应该加以发掘和阐述。“知道了过去的中国文学，便会看出当来的中国传叙文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
作为一本特殊的文学史著作，本书在当时是有开拓意义的工作。为什么选取汉魏六朝呢？先生认为那一时代虽然动荡不定，但“社会上充满了壮盛的气息，没有一定的类型，一定的标格，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地发展”（同前）。看上去帝王不像帝王，文臣不像文臣，儿子不像儿子，女人不像女人，但都充满独来独往的精神，不像唐宋以后人物都有一定的标格。但要叙述此一时期传叙文学发展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现存资料似乎只有几部僧传，别传见于记载的虽有数百种之多，但大部分失传了，只有片段散在群籍之中，清代的辑佚学家很少注意及此，没有前人辑录的成绩可以援据。先生是实干型的学者，既有志于此，即从最原始文献的搜求积累开始，从汉唐之间史乘、类书、古注等古籍中爬罗剔抉，辑录出四百多种相关的作品，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可惜的是，先生辑出的传叙，仅有十四种作为本书附录得以保存。从这十多种辑本，可以了解他对辑录规范的掌握，绝不逊于清代的辑佚名家。其余部分没有留下辑本，也可能没有最后编定，但基本面貌可以从全书中得到部分的反映。先生做任何选题，都坚持从最基本的文献阅读、辑录、考证、编年等工作开始，这一治学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本书更体现了这种精神。
古籍辑佚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其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清代学者已经确定，先生的工作只是遵循规范，涉及前人没有完成的领域。因为有了此项文献调查的准备，本书各章对于相关著作，无论存佚，都有准确而完整的描述和考订，举证极其丰备。但这些仅是本书写作的基础，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考察和评判汉魏六朝传叙文学的成就和局限。
先生对于传叙文学成就的评判，既经认定传叙文学的对象是人，不同于重于纪事的史，也不同于可以虚构的小说。传叙写作的生命是真实，必须文献有征，必须真实地记录传主的生平，同时又应具备文学性。先生认为《曹瞒传》注重传主个性的描写，很仔细地记录传主的小动作，接近现代传叙文学的意味。先生对于魏晋传叙中具有独特个性人物的记叙，给以很高的赞赏。他认为皇甫谧《列女传》所记庞娥亲为父报仇的故事中，“写杀人的一节，生气勃勃，更是自古未有的文字”；认为夏侯湛《辛宪英传》叙事“风神如绘”；又特别赞赏西晋传叙中“从清言娓娓的言论里，传出传主的个性”（均见第六《几个传叙家的风格》）。
先生认为，汉魏六朝的传叙文学，经过东汉的萌芽、魏晋的长育，在东晋以后的僧传中达到了成熟。具体已详前节对《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有关几篇的介绍。
然而，传叙文学的真实和生动，不同于史家叙事的真实，也不同于小说夸张虚构的有趣。先生认为，传叙“文学的形态是外表，忠实的叙述是内容”（第五《传叙文学的自觉》），内容的真伪在鉴别时，需要读者融通典籍，有所洞见。先生特别指出，有的是传主的作伪，比如公孙弘位居三公而为布被、汉高祖为项羽发丧之类，传叙家能够直指其伪，便是传叙的真实。但如果传叙家隐藏真相，故意捏造，“叙述坏事的固为谤书，叙述好事的也成秽史”（第五《传叙文学的自觉》）。《桓阶别传》叙桓阶清俭异常，在郡俸尽食酱，乃至魏文帝幸其第见诸子无裈，似乎都是美德。先生列举事实，指出桓阶是为曹操划策篡夺的参与机密的人物，又是文帝受禅时领衔劝进并临终顾命的显要，其家之奢侈，当时为众所知。《别传》所述清俭，是作者有意的作伪。同样，在讨论《孙资别传》时，先生认为孙资和刘放在魏文帝和明帝朝因亲近君主而大权在握，当明帝临终时，二人以一己之私利，引曹爽以倾燕王，复引司马懿以佐曹爽，终于演成了魏晋禅代的故事。但《别传》则称孙资在明帝顾问时仅答以“宜以圣意简择”，先生认为这是推避责任，显出作者为孙资洗刷的用意，是另一种作伪。
与故意作伪稍有不同的以下几类情况，先生也都予以揭示。如《曹瞒传》以传闻为事实，因而减损了其价值。如叙曹操因私愤而杀袁忠、桓劭，其实并不合史实。而所叙华歆破壁牵伏皇后一事，也出于杜撰。至于当时有巨大影响，后代也具很高评价的嵇康《圣贤高士传赞》，先生则认为是“极享盛名而没有价值的著作”（第五《传叙文学的自觉》）。原因在于这部书所举高士，许多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甚至如刘知几所揭那样，将《庄子》和《楚辞》中托言的两个渔父，捏合成一个人。在评价庾信《丘乃敦崇传》时，先生特别指出谀墓的风气影响于北朝的传叙，形成一批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产物，是传叙文学的不幸。在做出这些分析评价时，先生都有很具体的举证，在考证中表达了对世事人情的透彻体悟。比方前面提到的华歆一例，《后汉书》据以采信，晚出的《三国演义》中也称及，是很有名的事件。先生既指出华歆在曹丕受禅时因眷恋故主而以形色忤时，以情理不会做坏户发壁之事，又考其时华歆已不在尚书令之任，尚书令应别有其人。就考证来说，仅此已经很充分，先生则更一步指出，华歆是当时的名士，曹操特别注意招揽天下名士，以为自己收拾人望。名士身负重名，不屈身污溅，曹操也不以此相屈，否则就失去了名士的意义。这样的考述酣畅透彻，出人意表而又在情理之中，非大手笔不办。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完成之时，先生已着手写作《张居正大传》，书中许多表述，可以看到当时的努力目标和遵循原则。《张居正大传》以后先生所有的传记作品，都遵循英国近世传叙文学摆脱政见而又活泼、深刻的写法，所有事实都经过极其详密的考证，做到了信而有征。如何达到信而有征呢？先生认为学者要善于利用各类文献，但同时又要注意任何文献都有其局限性，史传的局限众所周知，西方学者重视的自叙、回忆录、日记、书简、著作，以及中国的自撰年谱一类，也都有各自的局限。先生认为，优秀的传叙家应该善于分析和驾驭各类文献，努力追寻事实的真相，“把一切伪造无稽的故事删除，把一切真凭实据的故事收进”（《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学者不仅要有贯通文献的学力，同时应有辨析人事、体悟情委的悟性和胆识。先生的著作就每每显示出此种敏锐和识见。对先生不太熟悉的读者，读先生的著作，都感到不循旧规，喜立新说，且常常对于新说的依据并不做很具体的文献交代。与先生接触多了，就知道他的新说大多是勤奋而深入地阅读群籍，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眼光读书，融通史实，具体分析，加上敏锐的史识和体悟，一点一滴积累而得，绝非率尔之谈。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写成后，先生做了认真修改定稿，亲笔题签，装订成册，珍藏行箧，并在晚年多篇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书，颇为重视。当时的出版环境已经比较宽松，本书也没有任何违忌内容，但一直没有谋求出版，原因不甚清楚。如果硬要揣测，我以为可能一是当时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后来有所变化，比如当时称传叙而不赞成称传记，五十年代后即有所改变，七十年代写的自传中提及本书，称为《八代传记文学叙论》，也似乎可以看到这一变化；二是他后来似乎更看重于传叙文学的写作，希望以传叙文学创作的实际成绩来为中国传叙文学的未来开辟道路，并坚持始终，直到去世，对于古代传叙成就的研究，可能反而看轻了。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是先生四十六岁时的著作，完成于他一生学术精力最鼎盛的时期。全书举证丰富，考辨周详，议论骏爽，笔力雄劲，处处可以显见当时开疆拓土的执着奋发。虽然六十四年后方首次出版，其学术意义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减损。先生当时疾呼因应世界文学的趋势，建立可以无愧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中国传叙文学，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先生对于汉魏南北朝传叙文学作品的全面发掘，在此基础上对此一时期传叙文学成就的评骘，至今尚无学者超越先生当时已经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当然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他在学术转型过程中的系统思考，对于了解先生一生的治学道路和成就，意义十分重大。此外，还可以指出的是，先生一生治学范围极广，但以往还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专著出版，本书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先生中年以后的著作，大多以叙事和议论见长，而将为此而做的文献梳理和考订工作，掩映在叙述之中。本书则将乾嘉考据之学与西学的弘通融于一编，可以见到先生另一方面的成就。
以上两部书稿，《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完成于1940年，《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则写成于1942年5月。这一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朱先生本人虽然没有到前线去从军杀敌，但他的生活和著述是融入到那个时代里去的，他以自己的努力，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留下特殊的记录。
我想在此稍微叙述一下朱先生在写作二书期间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状态。
全国抗战的爆发，显然不在朱先生预料之内。他在1937年初，因为居家狭窄，子女众多，准备在泰兴老家动工造房，至8月还未完成，武汉大学开学已近，只能将事务交代给夫人邹莲舫，赶回武汉。此后战火遍及江东，先生忧国忧家，待到学期课程一结束，马上取道香港、上海回到泰兴。居家近一年，到1938年11月，上海转来电报，告武汉大学已经内迁四川乐山，正式上课，“大家都在后方为这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要求在次年1月15日前赶到。先生稍有犹豫，但在夫人“家庭的一切有我”的鼓励下，决心西行。从上海乘船往香港，复搭船到海防，过河内、昆明，到达重庆，又改乘飞机，在截止日前两日到校。因为要开设新课六朝文选读，先生觉得六朝的最具代表性的大赋，只是读过，没有写作的体会，乃仿西晋潘岳《西征赋》，述自泰兴至乐山西行沿途之所见所感，成《后西征赋》五千余言，伤痛时事，纵论得失，感慨苍茫，意境雄浑，为近代以来罕见之闳篇。赋从抗战爆发写起：“惟民国之肇建，粤二十有六载，夷则奏于清秋，杀机发于宇内。于时封豕长蛇，砺牙磨喙，俯窥幽燕，右击恒代，驰驱沧博，割裂海岱；将欲收河朔为外藩，隳长城与紫塞。”写出淞沪抗战之壮烈：“盖南翔十万之众，咸与敌而拼命；然后雕题凿齿之徒，始额首而称庆。江东子弟，化为国殇，邦家殄瘁，人之云亡。”也写出一路之所见和感慨。最后说到抗战中大学教育的使命：“国学既迁，来依兹土；别珞珈之烟云，辟高幖之林莽。（略）值风雨之飘摇，犹弦颂之不息；斯则诗书之渊泉，人伦之准式。至治待兹而裨赞，鸿文于斯而润色；将非开诚心而布公道，焕大猷而建皇极也欤？”
先生在乐山，先住府街安居旅馆，乐山被轰炸后，移住半壁街，再迁竹公溪，与叶圣陶对溪而居。他曾在《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自序中写到当时生活之艰苦：“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当时正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最困难时期，先生离家万里，独处后方，于此可见他生活艰苦的状况。晚年所写自传中，叙述了二书写作的过程：
自己对于这部叙述（指《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很不满意，因为对于汉魏六朝的叙述太简略了。事实上没有足够的材料，叙述也就必然地简略。这样我就开始了辑佚的工作。我从《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文选注》以及类似的畸零琐碎的著作里搜求古代传记的残篇断简。有时只是几个字、十几个字，有时多至几万字。我利用这些材料和道家、佛家的材料写成一部《八代传记文学叙论》。记得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吾庐里正在抄集的时候，空袭警报来了，是夏天，身上着的白衣服不宜于跑警报，只好伏在窗下。凶恶的敌人在附近轰炸以后，扬长而去。我从窗下爬起来，依旧抄录《慧远传》，作为这部作品的附录。
在稍早的一次轰炸中，来自泰兴的经济系二十五岁学生李其昌不幸遇难，先生为撰墓志铭，称“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敌飞机袭乐山，投弹于龙神祠大学宿舍，君自外来，及门而炸弹发，遂遇难，年二十五岁”。七十年代末，我还听先生说到此事，特别讲到当时趴在石上书丹的情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先生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努力开拓学术的新域，从最基本的文献工作做起，对传叙文学的历史做两千多年上下贯通的考察，这种气魄，“真是使人大吃一惊”。当年没有立项，也没有考核，教授工作重心在授课，教授而能有专著，已经是很好的成绩，像先生这样倾全力于开拓学术道路的，更属难能可贵。在上述两部书稿中，可以看到他的学术视野从上古一直延续到当前，在大量具体文献考订中参悟历史真相，做出独到的评述。稍晚成书的《张居正大传》，则要梳理明初以来政事举措之得失，要揭示张的家世渊源与人事纠葛，在详密的事件脉络和人事冲突中揭示张的政治建树、成功与失败的根源。虽然最后完成的是三十万字的传记，但所作文献阅读当在千万字以上，所作文件考订如写出来也可有几百万字之多。按照英国近世传叙的做法，这些虽然没有写出，但细节却一点也没有简省，这是认真阅读朱先生传记创作的每一位读者都能体会到的。
1939年至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日，欧洲战场战火遍地，日军席卷中国东部和东南亚后，又挑起珍珠港事件，对美国宣战，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先生虽避居乐山，但始终关注战争情势，论著中也时常见到激昂的抗敌情绪。他说汉初以来北方诸郡“没有一处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最后武帝才决定采用贾生的策略，实现文帝的决心”。“其后一切的战略，都由武帝独断，恰恰遇着卫青、霍去病承意顺命，如臂使指，当然攻无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幕南无王庭之后，中华民族才得到喘息的机会。以后再由元帝收拾局面，但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大功，还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这里说的当然是汉与匈奴的关系，讨论的完全是汉代国势的安危和底定，但能说其间没有眼前的殷忧吗？在讨论到朱熹《张魏公行状》时，特别引录《行状》原文：“公（指张浚）素念国家艰危以来，措置首尾失当，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复能自保，遂慷慨请行。”并说明建炎间张浚的计划是“自任关陕，由韩世忠镇淮东，吕颐浩、张俊、刘光世扈驾入秦”。但在建炎四年（1130）金人南下，张浚被迫出兵牵制，导致富平大败。先生认为《行状》对此写得太轻了，“其实自此以后，关陕一带完全沦陷，幸亏吴玠、吴璘保守和尚原、大散关，阻遏金人入蜀之计，但是从此东窥中原，几于绝望，不能不由张浚负责”。1939年东南多已沦陷，国民政府入川，军事形势与南宋之重心在东南不同，而维持大局，控守关陕、湖湘之大势则同。在这里，先生借对南宋初年军事布局之认识，提出国势安危之关键所在。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先生特别写到清初东南抗清之艰苦卓绝：“当鲁王盘踞舟山的时期，宁波、余姚一带山寨林立，作为海中的声援，山寨没有陷落以前，清兵不敢下海，正和最近抗战中的中条山游击战一样，在民族战争中发生最大的牵制力量。”又说：“在山寨底挣扎当中，浙江世家子弟几乎全参加了。”特别表彰“钱肃乐是一个孤忠耿耿的大臣，张煌言便是一个百折不回的斗士”。在这些地方，说的是清初，又何尝不是当时全民抗战的现实呢？
两部书稿都是先生亲笔书写于对折双面有行格的毛边纸上。《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凡231页，《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凡230页，均为单页十行，每行四十余字，后者折页书缝处都手写了书名。本次出版前，均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原稿凡引书一律不用书名号，引文的标点也与现在的规范稍有不同，付排前均做了适当加工。夹注文字，原稿采用双行夹注，本次改为单行小字注。《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中所引《史记》据中华书局2013年新点校本有所校改，《续高僧传》原稿所据当为金陵刻经处所引四十卷本，也据中华书局2014年新出郭绍林校点三十一卷本校改，引书卷次也做了改动。所引全祖望《鲒埼亭集》则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朱铸禹汇校本有所改订。《八代传记文学叙论》附录部分，考虑到先生当时的用书条件，此次校订时参酌了章巽《法显传校注》、汤用彤校注本《高僧传》，《陶渊明集》则校了《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其他引书凡有疑问处，也曾参校了通行善本和今人点校本。整理时尽量保存原稿的面貌，除前述细节外，一律不做增删改动，如按照当时习惯使用的“狠”（很）、“底”（的）等字，也都仍予保留。这样处理是否妥当，殊无把握，如有错误，当然由我负责。
最后，谢谢朱邦薇女士授权整理朱先生的遗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2006年初版时，承复旦大学出版社时任社长贺圣遂先生约稿，责任编辑韩结根校读，唐雯博士代为校订。这次适逢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朱先生两种遗著得以合并问世，承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孙晶编审约稿，责任编辑宋文涛、杜怡顺先生认真校订，罗剑波博士、侯体健博士、杨奇霖同学协助做过部分校录，中文系领导对整理先哲遗著给以支持，也在此一并致谢。整理中错失讹夺恐仍多有，敬望方家有以赐教。
2015年3月22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2015年5月出版。其中《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一书2006年初版后记，已融入本稿，不另收。部分内容曾改写后刊于《文汇报》，题作《传叙文学：人性真相的叙述》，见前，稍有重复，谨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