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晚清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却又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与清王朝的极度衰落相对应，中国佛教也进入一个“最黑暗时期”。在汉传佛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宁波天童寺的“八指头陀”和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居士，一僧一俗，遥相呼应，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佛教复兴运动。

晚清民国的佛教复兴催生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佛教思想家。其中，既有以佛教为思想武器，唤醒民众起来推翻封建帝制的谭嗣同、章太炎，又有号召对传统佛教进行“三大革命”的太虚大师，更有许多教界、学界的知名学者，深入经藏，剖析佛理，探讨佛教的真精神，留下了数以百计的佛学著作。他们呼唤佛教应该“应时代之所需”，走上贴近社会、服务现实人生的“人间佛教”之路。这种“人间佛教”思潮，对当下的中国佛教仍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晚清民国佛教复兴的另一个重要产物，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一大批哲学、佛学名著，诸如谭嗣同的《仁学》、太虚的《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这批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既推动了当时中国佛教实现涅槃重生，实现历史性转变；也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思潮历史性转向的一个缩影，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从宗教、文化传播、发展史的角度说，佛法东传，既为佛教的发展焕发出生机，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活力。13世纪后，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日渐消失，与此不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两千多年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既相互排斥斗争，又相互吸收融合的道路上砥砺前行，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与儒、道鼎足而三的重要的思想、学术潮流。此中，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契理契机，是其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历久弥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中国化，尤其是中国化佛教的形成，既成就了佛教自身，也进一步丰富和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首先，中国化的佛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最能体现中国佛教特质的“禅宗”，它本身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学界、教界应已有共识。

其次，佛教的中国化，一直是在与中国本土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对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许多方面也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就哲学思想而论，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思想，自魏晋南北朝起，就与外来的佛学产生深刻的互动乃至交融。佛教先是依附于老庄、玄学而得到传播，但当玄学发展到向、郭之义注时已达到顶点，是佛教的般若学从“不落‘有’‘无’”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玄学。

隋唐时期的中国哲学，几乎是佛教哲学一家独大。此一时期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之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之哲学思想，实难与佛家之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四大宗派的哲学思想相提并论。

宋明时期，儒学呈复兴之势，佛学则相对式微。但是，正如魏晋南北朝老庄玄学之成为“显学”，并不影响儒家思想在伦理纲常、王道政治等方面仍处于“主流”地位一样，对于宋明时期“中兴”的“新儒学”，如果就哲学思辨言，人们切不可忘记前贤先哲的一个重要评注：“儒表佛里”“阳儒阴释”。“儒表”一般是指宋明新儒学所讨论的大多是儒家的话题，如人伦道德、修齐治平，等等；“佛里”则是指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一言以蔽之，宋明“新儒学”，实是以佛家本体论思维模式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心性义理之学。

哲学之外，佛教对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诸如诗歌、书画、雕塑、建筑、戏剧、音乐乃至语言文字等，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当今文史哲各学科，乃至社会各界之所以逐渐重视对佛学或佛教文化的研究，盖因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确实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甚至是内在的联系。就此而论，不了解佛教、佛学和佛教文化，实难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激烈碰撞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一时期的中国佛教，一身而兼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二任，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时所产生的一大批佛学名著，也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理、再版和研究这批历史名著，对于梳理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大势，理解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达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约请了一批著名的佛学研究专家，组成《中华现代佛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由编委会遴选、整理出百部最具影响力的晚清民国时期的佛学名著，并约请了数十位专家、学者，撰写各部名著的导读。导读包含作者介绍、内容概要、思想特质、学术价值和历史影响等，使丛书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需求。丛书既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也为普罗大众了解佛教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既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的建设，也能让流逝的历史文化获得重新彰显，让更多读者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人生境界。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纂《中华现代佛学名著》丛书之初衷。

佛学名著即将付梓，聊寄数语，以叙因缘，是为序。

赖永海
丁酉年仲秋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