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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朱熹是与孔子后先辉映的卓然大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儒学开派宗师而影响中国学术两千多年。朱熹则以理学泰斗集传统儒学之大成，并将其导入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而与孔子并尊而有“朱子”之谓。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遁翁等，学者以其所居，尊为紫阳夫子、考亭先生。祖籍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后定居福建建宁府建阳县，遂为建阳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享年七十一岁。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时年十九岁。后历官泉州同安主簿，累知南康军、漳州、潭州，至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止。五十年间，仕于外者不及九年，而立朝仅四十日。其他岁月则多以祠职虚衔，课徒乡里。庆元二年（1196），以倡“伪学”落职罢祠。四年致仕，两年之后即溘然长逝。嘉泰间，学禁弛除，赐谥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奉诏从祀孔庙。朱子一生，弟子满门，著述如林。主要著作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一生撰文及论学问答，后人辑为《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刊行。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先生著《朱熹年谱长编》，于朱子一生学行，记之最详，亦最可信据。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学说形成初期的一部著述。就现存朱子的有关文字而言，最早议及这部书的文字，为孝宗乾道二年（1166）写给友人何镐的书札。在这封信中，朱熹第一次谈到了正在结撰的《伊洛渊源录》，他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
朱子时年三十七岁。何以朱熹要在此时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由于该书与朱子其他著述不同，首尾并无序、跋一类文字，因而对这部书的撰述背景就有必要去先做一番考察。大体说来，其撰述背景不外乎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当时的学术环境，另一个则是朱子个人的学术师承。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学术环境。
《伊洛渊源录》在南宋初叶问世，并非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两宋间社会和学术的发展之中。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至北宋，犹如人之年过半百，老已冉冉而至。经历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王朝频繁更迭，为防止这一衰老势头的加速，适应国家一统的需要，赵宋统治者提出了“一道德而同风俗”的课题。然而用什么样的学术思想来统一道德和风俗，在朝野人士中却产生了长期的争议。太祖、太宗至真宗间，儒、释、道三教势力迭经消长，渐趋合流。仁宗即位，推崇儒学，形成以儒学为主干，融佛、道为一体的基本格局。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诸家首倡于前，至周敦颐崛起，援佛、道学说以入儒，著《太极图·易说》《易通》，提出“主静”“无欲”“无极”“太极”“理气”“心性”诸范畴，以“性与天道”的讲求，开始了儒学自我更新的过程。神宗熙宁、元丰间，程颢、程颐兄弟沿着周敦颐开辟的路径而行，与张载、邵雍诸人作同调之鸣。程氏兄弟认为：“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
于是以“道学”为天下倡，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从而大大推进儒学自我更新的进程，最终演为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新儒学，即道学，又称理学。
道学自北宋中叶形成，迄于北宋亡，它并未取得学术界的主宰地位。二程生前，既有蜀中苏轼、苏辙兄弟的诗文之学相颉颃，又有讲求事功的王安石新学的压制，尤其是荆公新学凭借其政治势力而风行于世，更对程氏道学的能否立足构成一大威胁。程颢去世，时值元祐更化，程颐之学虽一度抬头，但哲宗亲政之后，伴随党派政治的风云变幻，它屡遭黜斥。徽宗崇宁间，程颐竟因“学术颇辟，素行谲怪”，“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被“尽逐学徒”，置身于奸党名籍之中
。宋室南渡，政局反复，元祐奸党名籍明令废毁，王安石被逐出孔庙，褫夺王爵，程颐学术亦渐得褒扬。但是，究竟是以荆公新学还是程氏道学来“一道德、同风俗”，这一问题始终未获解决。据《续资治通鉴》载，直到高宗绍兴六年（1136），左司谏陈公辅犹上疏请求禁绝“伊川学”，他说：“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风俗坏矣。仰惟陛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党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转相传授。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
公辅言出，程门弟子后学纷起驳斥。绍兴七年，徽猷阁待制胡安国愤然上疏，指出：“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正是在这篇奏疏中，胡安国提出了明定道术的问题，他说：“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
与之同时，程颐晚年的得意弟子尹焞，则拒不就任经筵讲官，以示抗议，且理直气壮昌言：“学程氏者焞也！”
后来，陈公辅虽被贬为外官，但迄于孝宗乾道初，对于王、程学术之争，南宋最高当局则始终不置可否，道术之所系并未得一定局。乾道四年（1168），福建程门后学魏掞之应召赴杭州，进言：“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绝学以幸来今，其功为大。请言于帝，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
结果一如既往，未能激起反响。
南宋初叶的学术环境表明，形成伊始的道学要谋求自身的发展，为程氏兄弟之学争得正统地位，已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此时崛起的朱熹，顺应学术发展趋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恰当人选。
以上，我们对迄于南宋初的学术环境，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接下去，拟谈一谈朱子的学术师承。
朱熹之所以要以《伊洛渊源录》去述道学统绪，这是与他作为程学干城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朱熹为学之初，即因家学濡染而自程学入。其父朱松，师从南剑罗从彦，得闻程门高第弟子杨时所传程氏兄弟之学。十四岁以前的朱熹，随其父所讲习者，即为二程关于《论语》的解说。父卒，托孤于刘子羽，遗命从父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问学。胡宪为胡安国从子，刘勉之早年于杨时曾亲承教言，勉之课督朱熹如子侄，并妻以长女。二刘胡氏之学，皆近承杨时而远宗程颐，为东南程门后劲，所以朱熹青少年时代的为学根柢，就大体而言，应是以程学为矩矱而建立起来的。然而由于刘子翚、胡宪皆喜禅学，朝夕相随，使早年的朱熹亦与禅僧道谦、圆悟等过从甚密，为禅学长期习染而不自觉。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就任同安主簿，问学于其父生前同门友人李侗，迄于三十年与李侗正师弟礼，朱熹始毅然摆脱禅学羁绊，成为程氏道学的笃信者。
关于朱熹早年皈依程门学术的过程，他晚年曾多次向友人及弟子述及。据称：“初师屏山（刘子翚——引者）、籍溪（胡宪——引者）。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李侗——引者）。”
朱熹还回忆早年住刘子翚家时，与一禅僧的交往，他说：“一日在病翁（刘子翚——引者）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原注）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著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自问学李侗、皈依程门之后，以绍兴二十九年三月校定程氏高足谢良佐语录肇始，朱熹为护卫程学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八月，应诏上疏，力谏孝宗讲求程氏兄弟所倡导的格物致知之学，不可为佛、老之书所惑。朱熹疏中有云：“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再度面奏：“《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于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
旋即取二程及其门人友朋关于《论语》的解说，辑为《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随后，朱熹潜心于二程学说旨趣的阐发，先是于乾道二年（1166）悟得二程心性学说中，“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史称“丙戌之悟”。继之得湖湘学派著名学者张栻启发，于三年后推翻前说，专意弘扬程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教，痛自反省：“自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
史称“己丑之悟”。其间，他在乾道二年撰成《杂学辨》，以明苏氏兄弟之学非儒学正统。四年四月，又校订二程门人所记程氏兄弟论学问答语，成《程氏遗书》二十五卷，并附以所辑《伊川先生年谱》等合为一书。在该书后序中，朱熹写道：“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
“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复取先前未予收录的二程论学语，于乾道九年六月，辑为《程氏外书》十二卷刊行。与之同时，他还致力于与二程在师友之间的周敦颐、张载诸家学术的表彰，先后撰成《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孟子集解》等。淳熙二年（1175），浙江著名学者吕祖谦访朱熹于武夷山，二人携手合作，分类辑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论著为《近思录》十四卷。至此，朱熹成为程氏学说的权威解说者，显示了他作为程学干城的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因之在此一期间，为确立二程学说的儒学正统地位，他以《伊洛渊源录》去董理程氏学术源流，便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