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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源于印度，自两汉间传入中国，至东晋初，其势始盛。沿及南朝，梁武帝佞佛，舍身佛寺，登坛讲经，听众数以万计。一朝君臣，如醉如痴，不啻南朝时期佛教风行之缩影。陈、隋之际，西南佛说与我国传统思想融为一体，进而形成中国化的佛学。有唐一代，佛学大兴，宗派林立，终于在玄宗开元、天宝间演为极盛之势。武宗毁佛，其势衰微，经历五代纷乱，颓局已成，一蹶不振。北宋一统，理学崛起，中国古代学术翻过佛学鼎盛之一页。宋儒的义理之学，虽以辟佛相号召，实则作为理学理论渊源之一的佛学，其影子是无论如何亦无法从理学中抹去的。而在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学案体史籍，也同样存在佛学的明显影响。这便是它从诸多佛教史籍，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中，所获致的有益借鉴。
中国佛学的形成过程，是与中国传统学术交互影响、相得益彰的过程。汉魏以来，在大量佛经翻译的同时，受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佛家经录、宗史、僧传等史籍层见迭出，亦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各种形式的僧人传记中，既有为佛祖及印度圣贤编写的传记，如《释迦谱》《佛记》《诃梨跋摩传》《婆苏槃豆传》等，也有大量的中国僧人传，如《佛图澄传》《支法师传》《安法师传》《释道安传》等；既有僧人分类专传，如《高逸沙门传》《志节传》《游方沙门传》《沙婆多部相承传》及《东山僧传》《庐山僧传》等，还有贯通古今的历代僧人列传。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早年汤用彤先生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垣先生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吕澂先生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言之甚详，可信可据。以下，谨据诸位先生之所论，对历代僧人列传略加介绍。
现存中国历代僧人列传，最早见于经录体的《出三藏记集》中。全书十五卷，为梁释僧祐撰。该书取法《汉书·艺文志》，编为译经目录。而其最末三卷，则变通班书体制，专述译经诸僧传记，自后汉至萧齐，共记中外译僧三十二人。此为今日尚可见之我国最古僧传。《历代三宝记》是继僧祐经录之后，又一部著名的经录体史籍，亦为十五卷，隋费长房撰。费书又名《开皇三宝录》，体裁与祐录略同，惟所载译人传，已变更祐录体例，改作各经之后分述。费录成书百余年后，唐释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出。虽同为经录，但亦如祐、费二书，自汉魏迄唐初，共录译僧一百七十六人本传。
以上，为经录体佛教史籍中的历代僧人列传。而专门的历代僧人列传，据《隋书·经籍志》《北史》诸书载，隋以前知名者，计有：宋法进《江东名德传》、齐王褒《僧史》、梁宝唱《名僧传》、梁慧皎《高僧传》、梁裴子野《众僧传》、梁虞孝敬《高僧传》、北齐明克让《续名僧传记》等。其中最为著名者，当推慧皎撰《高僧传》。该书为类传体僧人列传，共十四卷，凡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十门，每门之后，皆有评论。自后汉至梁初，入传高僧凡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又二百余人。全书义例秩然，文词婉约，成为尔后众多僧传的圭臬。
唐初，南山宗祖师道宣撰《续高僧传》，以接慧皎《高僧传》之所记。全书三十卷，所载诸僧传始于梁初，终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入正传者凡四百八十五人，附见者二百一十九人。体制与皎书略同，亦分十科，惟神异一门改作感通，经师、唱导则合为杂科，外增护法一科。每一科毕，亦皆系以论述。北宋初，以自《续传》以来，僧传失修，于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命通惠大师赞宁续为撰著。端拱元年（988）十月，《宋高僧传》书成。全书三十卷，上接道宣《续传》，下迄宋太宗雍熙四年所卒僧人，共著录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体制仍沿《续传》之旧，凡分十科，以类传历代僧人。唯《续传》每科毕所附论述，《宋传》则改附传末，冠以“系曰”二字，以申著者旨意。若言犹未尽，则于有关卷末设为问答，记作“论曰”“通曰”。
隋唐间，中国佛教形成众多宗派，天台、华严、禅宗、法相、真言、律宗等，比比而立。其中，禅宗以其平易而流传尤为久远。它兴起于初唐，至晚唐而极盛。禅门中人，推梁武帝时来华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为初祖。达摩传慧可，是为二祖，可传僧璨，是为三祖，璨传道信，是为四祖。四祖传法，旁支别出，不可胜数，就中以弘忍最能张大师门之说，是为五祖。弘忍门下，徒众繁多，神秀一支传其学于北，深得武则天、中宗礼敬；慧能一支传其学于南，南能北秀，同尊六祖。后慧能弟子北上行禅，以师门顿悟之教掩神秀渐修之法而上，于是慧能之学大行于世，独称六祖。慧能之后，青原、南岳二系，代代相传，流衍不绝。会昌间，武宗毁佛，诸宗衰歇，独禅家宗风益盛。唐末、五代之际，演为临济、沩仰、曹洞、法眼、云门等禅门五宗。禅宗的风行南北，不仅在教内与天台宗相颉颃，成为此后中国佛学的主流，而且于北宋理学的兴起，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佛教之所以宗派林立，就佛学自身的传衍而言，自然系因师承讲论之各别而使然。而作为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佛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深受传统儒学的熏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开派宗师孔子，有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教，以明其确为古代学术正宗之所在。西汉武帝以来，历代统治者的褒扬儒术，推尊孔子，在各个时代的学术发展中，都存在一个孰为儒学正统的问题。业已中国化的佛学，受这样一个风气影响，佛门中人也不由自主地去争佛法嫡传的正统地位。于是争斗愈烈，鸿沟愈深，不惟登坛舌战，恶语相加，而且竟然刀刃相向，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反映于佛教史籍，便是各派宗史的出现。而最先写宗史的就是禅宗。唐释智炬撰《宝林传》十卷，为今日尚可见之禅宗最早宗史。他如《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禅门师资承袭图》等，皆属此类著作。北宋嘉祐间，释契嵩《传法正宗记》十卷出，把禅宗始祖一直推到印度祖师释迦，因之而激起天台宗中人反感。于是政和间，释元颖著《天台宗元录》相驳诘，以明天台宗传承。南宋初，《佛祖统纪》《释门正统》诸天台宗宗史先后问世，台禅之争，形同水火。除此之外，南北宋之交，释惠洪撰《禅林僧宝传》三十卷，一改先前慧皎、道宣、赞宁诸家高僧传，以专述禅者为特色，实为一部传记体的禅宗史。稍后，祖琇承其未竟，撰为《僧宝正续传》七卷，亦属传记体宗史。
与宗史相辅而行，禅宗独创传灯录，以记其师弟相传之心印机缘。所谓传灯，言禅家心印传承，若灯火照暗，师弟相接，世代不灭。就体制而言，同传记体宗史有别，灯录体史籍则专在记言。而同样记言，它又与不分时序先后的语录异趣，系依世次记载，故隐含合世次、语录于一堂之意。现存禅宗灯录，以五代末《祖堂集》为最早。而在朱熹《伊洛渊源录》问世之前，流传最广、影响一时儒学最大者，则当推“北宋三灯”，即《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和《建中靖国续灯录》。
《景德传灯录》，宋释道原撰。书成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后献于朝廷，杨亿等奉诏裁定。亿以能文名，润色其文，是正误谬，遂冠以景德年号而盛行于世。全书三十卷，上起七佛，下迄法眼诸弟子，所记凡五十二世，共一千七百零一人。著者为青原一系法眼宗传人，故录内述青原诸宗尤详。景德录颁行不及二十年，仁宗天圣七年（1029），临济宗传人李遵勖《天圣广灯录》出。李录亦三十卷，天圣去景德未远，顾名思义，著者意在增广道原前录。所以该书于各宗世次，增加无几，只是对章次、人数、语句等略作更易扩充而已。北宋末，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云门宗传人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问世。与李录不同，此时去景德录已近百年，世次繁衍，大师迭出，灯录确有续撰必要，故书名不称广而作续。全书亦三十卷，另有目录二卷，所载一千七百余人，分隶于五门之中，依次为正宗门、对机门、拈古门、颂古门、偈颂门。
南宋淳熙、嘉祐间，又先后有二部灯录问世。一为临济宗悟明撰《联灯会要》，一为云门宗正受撰《嘉泰普灯录》。理宗朝，临济宗大川法师普济聚南北宋五灯为一体，辑为《五灯会元》二十卷，于宝祐元年（1253）刊行。至此，有宋一代灯录，可谓集其大成。历元、明诸朝，迄于清初净土宗兴起，各种灯录比肩接踵，代有续作。佛家灯录的盛行，既为禅宗师资传承保存了丰富史料，也对儒学发展产生了无形影响。诚如陈援庵先生所教：“自灯录盛行，影响及于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