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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记》《汉书》的发凡起例之功

在中国史学史上,如果说先秦诸子之论学已初开学术史端倪,那么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则是由《史记》《汉书》来成就的。

(一)《史记》的肇始之功

战国末,荀、韩诸子述学,已显示总结先秦学术的历史趋势。秦灭六国,天下一统,按理应是深化这一总结的极好机会。然而秦始皇无视历史潮流,以焚书坑儒、钳制思想,代替了理性的客观总结。到头来适得其反,二世而亡,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汉兴,除秦暴政,与民休息。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之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至武帝即位,承文景之治所奠定的雄厚国基,广延百家,推尊儒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得弆藏秘府。通过总结先秦学术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宛若水到渠成。于是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将杰出的史家司马迁召唤到历史舞台上。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年不详,约在武帝末。其父司马谈,早年学天文于唐都,受《易》学于杨何,又从黄老后学黄子讲习道家之说。武帝建元、元封间(前140—前105),出任太史令,执掌史书纂修。为家学濡染,司马迁自少年时代起即肆力经史,曾向孔安国问《古文尚书》,从董仲舒研求《春秋》公羊家说。二十岁以后,遨游南北,江、淮、沅、湘,会稽、九疑,名山大川皆留下过他访古寻胜的足迹。后东游齐鲁,观孔子遗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风尘仆仆,满载而归。凭此阅历,仕为郎中。元封元年(前110),奉使西南,北归洛阳。时值其父弥留之际,以撰著史书郑重相嘱。父卒三年,司马迁秉遗命出任太史令,承先人未竟之志,排比故事,整齐世传,致力于上古迄汉初历史的撰写。天汉三年(前98),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事辩解,激怒武帝,惨遭腐刑。虽蒙受此一奇耻大辱,但为完成父子相守之业,他忍辱负重,发愤撰著,终在逝世前如愿以偿,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不朽巨著《史记》。

《史记》突破《春秋》以来编年体史籍的旧有格局,既取其年经月纬、时序分明之长,又弃其首尾割裂、取舍失当之短,以纪、表、书、传之目而区分类聚,成为贯通古今的一部别开生面的史籍。全书一百三十卷,“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 ,上起黄帝,下穷汉武,开创了崭新的纪传体史籍编纂体裁。也正是在这一卓有成效的创新之中,司马迁为学术史的编纂提供了成功的雏形。就学术史编纂而言,《史记》的发凡起例之功,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史记》承诸子百家之后,对先秦学术做了一次别具只眼的总评。在该书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述其父之说,离析先秦学派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在谈、迁父子看来,阴阳家虽有“序四时之大顺”的功绩,但预卜吉凶,危言耸听,则“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倡言名教,“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其礼法实为不可移易,但以“六艺”为法,终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因而“其事难尽从”。墨家主张“强本节用”,虽属治国正道,但拘执己见,不别尊卑,未免“俭而难遵”,所以“其事不可遍循”。名家控名责实,自有其功,然而“专决于名而失人情”,以致“使人俭而善失真”,则又是其弊窦之所在。法家尊主卑臣,正君臣上下之分,确立不可逾越的统治秩序,功在天下,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终“严而少恩”,因之“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独有道德家,奉“无为”“无不为”之教,讲求“以虚无为本”之术,浑然物我,顺任自然,因而能究万物之情,能为万物之主。用司马氏父子的话来说,就叫做“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所以《史记》的结论是:独有道家“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其次,全书以记人物生平学行为中心,对自先秦迄于汉初的学术源流进行了成功的梳理。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如实记录,史书的编纂体裁无疑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记述学术史亦然,或以事为线索,或以人为中心,尽可百花齐放。不过,归根结底,终究离不开人这样一个历史的主体。有鉴于先秦时代相关史籍存在的局限,诸如《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世本》《秦记》等,或偏重记事,或偏重记言,使古代学术的演进淹没在纷繁的政治、军事活动之中;诸子百家之述学,又每每扬己抑彼,不能一览学术源流之全貌。因此,司马迁的《史记》独辟蹊径,选择了以记人为中心的方式,通过对人物生平学行的叙述,凭以反映古代学术兴替的大致脉络。

史家述史,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观察、判断未尽准确,于历史趋势的把握亦不能尽得要领。因而当时过境迁之后,其得失便豁然显露出来。司马迁著《史记》,之所以要把它“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道理或许很大程度在于此。唯其如此,所以先秦诸子之论学,历经沧桑,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再回过头去看它,自然就会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和评判历史的尺度,去做出必要的取舍。关于《史记》在叙述学术史方面所做的这类取舍,一个最为突出的事例,便是韩非子当年所判断的儒、墨并称显学,已经为孔子儒学的盛行所取代。就《史记》自身的体例而言,“世家”这一编纂形式,本是专为记录诸侯历史而设,孔子却以学术宗师赫然置身其间。由此自然就会产生出这样一个问题,孔子既非诸侯,何以又得编统入“世家”一类?司马迁于此解释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就是说,作为先秦学术的一个开派宗师,孔子的学说世代相传,历久不衰,较之昙花一现的众多诸侯,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要使之跻身“世家”之列。正是由此出发,《史记》不仅为孔子专门立传,擢入“世家”,而且还纂修了题为《仲尼弟子列传》的专篇,取与先秦诸子并列。其中,商瞿一传,不惟有“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的文字,而且记录了迄于汉初孔门《易》学的传承。《史记》于此记道:“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这样,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就由司马迁第一次线索清晰地记载了迄于汉初,孔子学说承传流衍的历史。

至于迄于汉初的诸子百家,司马迁的区分类聚,可谓独具个性。管仲、晏婴,相去百余年,《史记》则合为一传,对管、晏学以经世之功备加推奖,甚至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亦生不同时,司马迁同样聚之一堂,并于传末畅发议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音核——引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而孟子、荀子及稷下诸先生,亦同在《孟子荀卿列传》中。独有先前一度称为显学的墨学创始人墨子,则仅附见于孟、荀传中,记为:“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数语,正反映出迄于汉初,墨学弱不成军的衰象。类似事例甚多,恕不赘举。后世史家刘知幾著《史通》,于此多所訾议,讥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与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 《史通》此一评议,不为无理。然而同是杰出史家,观察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一在通古述史,一在就史论例,视角不同,旨趣有别,结论就自然不一样了。

再次,《史记》着眼于儒家“六艺”之学的传授,创立《儒林传》,开尔后历朝史家修史以述各时代儒学演变历史之先河。司马迁著《史记》,承其父之遗教,“先黄老而后‘六经’”,重道轻儒倾向贯穿全书首尾。然而儒家“六艺”之学,自孔子首倡,迭经盛衰,历久不绝,迄于汉初武帝间,又呈兴盛之势。这也是为他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作为一个志存信史的史家,既然发愿结撰“通古今之变”的史籍,这样一个历史实际就必然地要见诸自己的著述。于是《史记》创辟了《儒林传》。全传先之以序文一段,提纲挈领,对先秦迄于汉初的儒学源流,做了一个鸟瞰式的勾勒。

在这篇序中,司马迁集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称赞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以当王法”的首创之功。二是回顾战国末,儒学得孟子、荀子张大,而“显于当世”的历史。三是叙述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尊崇黄老之术,儒学由晦而显的演变过程。随后,传文以《诗》《书》《礼》《易》《春秋》为序,自高祖时代的《诗》学大师申公始,至武帝间以治《春秋》公羊家说名世的董仲舒止,依次记录了汉兴百余年间,“六艺”之学的承传流衍。这样,以分述诸多经师的学术师承为线索,《史记》再现了汉初儒学的演变脉络。在司马迁的笔下,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崇尚黄老家言的窦太后去世之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由于当权者的提倡,在汉初的学术舞台上,终于形成儒学勃兴,“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 的繁荣局面。

《史记》中的《儒林传》,不啻一部汉初儒学史大纲。如若参以之前《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及其他相关纪传,则一部自先秦迄于汉初的学术史雏形,已然间架粗具。后海先河,沿流溯源,司马迁的首倡之功洵称不朽。

(二)《汉书》记学术史的创获

继《史记》之后,《汉书》是又一部成就卓著的纪传体史籍。同为纪传体,《史记》以穷究古今,开通古为史之先河。而《汉书》则专记西汉一代史事,成为断代为史的典范,后世官修“正史”,群相效尤,无改斯道,共推为不祧之宗,影响尤为深远。

《汉书》的著者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32),和帝永元四年(92)瘐死狱中,得年六十一岁。一如司马迁,班固之有志述史,亦承其家学。其父班彪,有感于《史记》所载,仅及汉初,自武帝太初年间以后,阙而无录,后世所补,并不足以继踵前书。于是博采官私典籍,仍以纪传为体,撰为《史记后传》数十篇,以述西汉一代史事。彪死,子固承父书之未竟,潜精研思,续为撰著。后即因之而蒙私撰国史罪名,遭人告讦入狱。事由澄清,留官兰台令史、校书郎,预修国史。明帝永平中,受诏完成前史。自此伏案二十余年,至章帝建初间,《汉书》初成。和帝永元初,因锄灭外戚窦宪势力,牵连下狱而死。当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及撰成,后由固妹班昭得同郡人马续相助,补为完书。

《汉书》之编纂体裁虽沿袭《史记》,但亦有变通。世家一类,《汉书》已删除不存,诸书则不再沿用,悉改作志。全书凡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共一百卷。后经整理离析,而成今本一百二十卷。如果说司马迁《史记》的成书,为述学术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雏形,那么班固《汉书》的问世,则使这一雏形得到丰富和充实,从而成为后世史家记录各时代学术源流的楷模。《汉书》的这种典范意义,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鲜明的独尊儒术倾向。

班固之与司马迁,相去近二百年。其间,历经汉武鼎盛,宣帝中兴,及至元帝一朝,国势渐衰。哀、平短祚,王莽篡权,终致天下大乱。幸而光武帝发愤兴兵,收拾残局,刘氏王朝始得重建,而有前后、西东二汉之称。班固著《汉书》,已入东汉。全书上起高祖,下迄王莽,为西汉王朝撰写了一部完整的盛衰史。班书沿《史记》开启的路径而行,记录一代儒学更替,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然而同样叙述儒学史,由于客观环境的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术好尚的歧异,因之见诸文字,则面貌有别。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西汉初建,儒学方兴,所以《史记》之所记,只是儒学由晦而显的历史趋势。而到了班固的时代,儒学独尊,格局已成,因而在他的笔下,所再现的则是儒学尊显、一家独盛的历史画卷。从中所由以反映的历史认识,也正是著者鲜明的独尊儒术倾向。

首先,班固于《史记》诸表外,增辟一《古今人表》。表内,他依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分列历史人物为上中下九等。其中,上上为圣人,上中为仁人,上下为智人,依次而下,最末之下下等则为愚人。儒学的开派宗师孔子,班固取与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并列,高踞圣人之席。孔子诸弟子及后学,自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至子思、孟子、荀子,则紧随其后,擢置仁人之位。而与孔子相后先的老子、墨子,仅在中上之列。至于庄子、慎子、申子、惠施、公孙龙等,又等而下之,统统黜至中下一类。由此可见,《汉书》的崇儒倾向,是何等的鲜明。

其次,班固从《史记》的《儒林传》中,把董仲舒析出,独立为传。传中,详载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仲舒策中有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于传主此类主张,详加征引,以表彰董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功。传末,班固还假刘歆之评,赞誉董仲舒“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与之相一致,《汉书》之《武帝纪》末,亦盛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的决策。在类似《太史公自序》的《叙传》中,班固又再度称颂武帝“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宪章六学,统一圣真”

再次,作为集中记录一代儒学更替的《儒林传》,就其编纂体例而言,《汉书》虽大体一沿《史记》旧规,但却改变了《史记》如实叙史、不作褒贬的笔法,极力推尊儒家经典。传首序文开宗明义,即指出:“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样,班固就脱离了司马迁述学“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旧辙,赋予儒家“六艺”以法典的神圣地位。随后,班书更定《史记·儒林传》所列“五经”次第,改以《易》《书》《诗》《礼》《春秋》为序,详尽地分述了“五经”之学在西汉一代的传衍。传末,班固又对西汉历朝所立“五经”博士的状况做了综述。据他所述,汉初,武帝始立“五经”博士,当时诸儒经说得立为博士者,仅有四家,即《尚书》欧阳氏、《礼》后仓氏、《易》杨氏、《春秋》公羊氏。至宣帝时,夏侯胜、夏侯建所解《尚书》,戴德、戴圣所释《礼》,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易》说,以及《春秋》穀梁氏传,皆得立为博士。元帝之时,京房《易》说补为博士。汉末平帝朝,虽崩溃在即,但于博士之列,依然增立了《春秋》左氏传、《诗》毛氏传以及《逸礼》《古文尚书》四家。足见,西汉一代,由于历朝帝王的崇奖,儒学传衍渐盛,枝叶扶疏,已成一代学术的主体。

第二,创立《艺文志》,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自先秦文明初创,代有结撰,汗牛充栋。这是中华民族极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历史贡献。《易经》的《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书《系辞上》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就是说,早在孕育中华文明的远古传说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在根据自己对自然和人类的认识,去创造我们民族的早期文明。随着历史的进步,由《周易》《尚书》到《春秋》,文献日臻繁富。所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绝非《庄子》一书的夸大其辞,应是战国间著述富赡的一个如实写照。然而一则由于远古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粗放,再则迭经兵燹,灾害频仍,许多历史文献皆未得保存下来。所以孔子当年考论夏、殷两代礼仪,即已喟叹“文献不足”。经历秦始皇焚书之厄,历史文献付之一炬。汉兴,虽广开献书之路,但迄于武帝间,依然不得不为“书缺简脱,礼坏乐崩”而深为痛惜。因之司马迁著《史记》,自然无从去对先秦文献进行整理。这并非史家个人的责任,而是历史局限所使然。凭借宣帝中兴创造的良好条件,成帝继元帝而起,再度访求天下遗书。由于皇家藏书的空前丰富,因而对历代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光禄大夫刘向、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诸臣,奉命分校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诸类图书,而由刘向总其成。每毕一书,刘向皆条举大端,撰为提要一篇上奏。向卒,哀帝又令其子刘歆完成父业。于是刘歆依父向遗著《别录》规制,将所董理群书离析部次,区分类聚,撰为《七略》一部。该书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为类,对历代典籍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整理。班固著《汉书》,即以《七略》为依据,删繁就简,掇其大要,创立了《艺文志》。

一如《儒林传》,《艺文志》亦先之以序文一段,概述文献传衍。然后依“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类次群书,既著录书名、卷帙、著者,又于各类间提纲挈领,略加评述。由于代远年湮,当初刘向所著《别录》,以及刘歆据以续撰的《七略》,皆已亡佚,所以《汉书·艺文志》便以现存的我国古代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在文献学上显示出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的“六艺”一类,共著录《易》《书》《诗》《礼》《乐》《春秋》及《论语》《孝经》和小学类图书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诸子”一类,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基础之上,分先秦诸子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和小说。而与司马迁父子的“先黄老而后‘六经’”异趣,班固对儒家极意推崇,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此类图书共著录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汉书》的《艺文志》与《儒林传》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汉代学术史的内容,而且对《史记》所未曾系统记录的先秦文献,亦进行了可贵的弥补。之后,《儒林传》(或《儒学传》)、《艺文志》(或《经籍志》)皆不胫而走,成为历代官修“正史”的编纂矩矱,从而使各个时代的学术变迁得以保存下来。 0EF8td3sTqSXDzwiIRXtUak37x31A02rT/vAeEqK8W+loGjv3lpLKbPjeFCee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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