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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学史上，如果说先秦诸子之论学已初开学术史端倪，那么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则是由《史记》《汉书》来成就的。
战国末，荀、韩诸子述学，已显示总结先秦学术的历史趋势。秦灭六国，天下一统，按理应是深化这一总结的极好机会。然而秦始皇无视历史潮流，以焚书坑儒、钳制思想，代替了理性的客观总结。到头来适得其反，二世而亡，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汉兴，除秦暴政，与民休息。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之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至武帝即位，承文景之治所奠定的雄厚国基，广延百家，推尊儒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得弆藏秘府。通过总结先秦学术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宛若水到渠成。于是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将杰出的史家司马迁召唤到历史舞台上。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年不详，约在武帝末。其父司马谈，早年学天文于唐都，受《易》学于杨何，又从黄老后学黄子讲习道家之说。武帝建元、元封间（前140—前105），出任太史令，执掌史书纂修。为家学濡染，司马迁自少年时代起即肆力经史，曾向孔安国问《古文尚书》，从董仲舒研求《春秋》公羊家说。二十岁以后，遨游南北，江、淮、沅、湘，会稽、九疑，名山大川皆留下过他访古寻胜的足迹。后东游齐鲁，观孔子遗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风尘仆仆，满载而归。凭此阅历，仕为郎中。元封元年（前110），奉使西南，北归洛阳。时值其父弥留之际，以撰著史书郑重相嘱。父卒三年，司马迁秉遗命出任太史令，承先人未竟之志，排比故事，整齐世传，致力于上古迄汉初历史的撰写。天汉三年（前98），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事辩解，激怒武帝，惨遭腐刑。虽蒙受此一奇耻大辱，但为完成父子相守之业，他忍辱负重，发愤撰著，终在逝世前如愿以偿，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不朽巨著《史记》。
《史记》突破《春秋》以来编年体史籍的旧有格局，既取其年经月纬、时序分明之长，又弃其首尾割裂、取舍失当之短，以纪、表、书、传之目而区分类聚，成为贯通古今的一部别开生面的史籍。全书一百三十卷，“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
，上起黄帝，下穷汉武，开创了崭新的纪传体史籍编纂体裁。也正是在这一卓有成效的创新之中，司马迁为学术史的编纂提供了成功的雏形。就学术史编纂而言，《史记》的发凡起例之功，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史记》承诸子百家之后，对先秦学术做了一次别具只眼的总评。在该书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述其父之说，离析先秦学派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在谈、迁父子看来，阴阳家虽有“序四时之大顺”的功绩，但预卜吉凶，危言耸听，则“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倡言名教，“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其礼法实为不可移易，但以“六艺”为法，终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因而“其事难尽从”。墨家主张“强本节用”，虽属治国正道，但拘执己见，不别尊卑，未免“俭而难遵”，所以“其事不可遍循”。名家控名责实，自有其功，然而“专决于名而失人情”，以致“使人俭而善失真”，则又是其弊窦之所在。法家尊主卑臣，正君臣上下之分，确立不可逾越的统治秩序，功在天下，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终“严而少恩”，因之“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独有道德家，奉“无为”“无不为”之教，讲求“以虚无为本”之术，浑然物我，顺任自然，因而能究万物之情，能为万物之主。用司马氏父子的话来说，就叫做“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所以《史记》的结论是：独有道家“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其次，全书以记人物生平学行为中心，对自先秦迄于汉初的学术源流进行了成功的梳理。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如实记录，史书的编纂体裁无疑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记述学术史亦然，或以事为线索，或以人为中心，尽可百花齐放。不过，归根结底，终究离不开人这样一个历史的主体。有鉴于先秦时代相关史籍存在的局限，诸如《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世本》《秦记》等，或偏重记事，或偏重记言，使古代学术的演进淹没在纷繁的政治、军事活动之中；诸子百家之述学，又每每扬己抑彼，不能一览学术源流之全貌。因此，司马迁的《史记》独辟蹊径，选择了以记人为中心的方式，通过对人物生平学行的叙述，凭以反映古代学术兴替的大致脉络。
史家述史，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观察、判断未尽准确，于历史趋势的把握亦不能尽得要领。因而当时过境迁之后，其得失便豁然显露出来。司马迁著《史记》，之所以要把它“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道理或许很大程度在于此。唯其如此，所以先秦诸子之论学，历经沧桑，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再回过头去看它，自然就会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和评判历史的尺度，去做出必要的取舍。关于《史记》在叙述学术史方面所做的这类取舍，一个最为突出的事例，便是韩非子当年所判断的儒、墨并称显学，已经为孔子儒学的盛行所取代。就《史记》自身的体例而言，“世家”这一编纂形式，本是专为记录诸侯历史而设，孔子却以学术宗师赫然置身其间。由此自然就会产生出这样一个问题，孔子既非诸侯，何以又得编统入“世家”一类？司马迁于此解释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就是说，作为先秦学术的一个开派宗师，孔子的学说世代相传，历久不衰，较之昙花一现的众多诸侯，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要使之跻身“世家”之列。正是由此出发，《史记》不仅为孔子专门立传，擢入“世家”，而且还纂修了题为《仲尼弟子列传》的专篇，取与先秦诸子并列。其中，商瞿一传，不惟有“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的文字，而且记录了迄于汉初孔门《易》学的传承。《史记》于此记道：“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这样，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就由司马迁第一次线索清晰地记载了迄于汉初，孔子学说承传流衍的历史。
至于迄于汉初的诸子百家，司马迁的区分类聚，可谓独具个性。管仲、晏婴，相去百余年，《史记》则合为一传，对管、晏学以经世之功备加推奖，甚至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亦生不同时，司马迁同样聚之一堂，并于传末畅发议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音核——引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而孟子、荀子及稷下诸先生，亦同在《孟子荀卿列传》中。独有先前一度称为显学的墨学创始人墨子，则仅附见于孟、荀传中，记为：“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数语，正反映出迄于汉初，墨学弱不成军的衰象。类似事例甚多，恕不赘举。后世史家刘知幾著《史通》，于此多所訾议，讥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与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
《史通》此一评议，不为无理。然而同是杰出史家，观察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一在通古述史，一在就史论例，视角不同，旨趣有别，结论就自然不一样了。
再次，《史记》着眼于儒家“六艺”之学的传授，创立《儒林传》，开尔后历朝史家修史以述各时代儒学演变历史之先河。司马迁著《史记》，承其父之遗教，“先黄老而后‘六经’”，重道轻儒倾向贯穿全书首尾。然而儒家“六艺”之学，自孔子首倡，迭经盛衰，历久不绝，迄于汉初武帝间，又呈兴盛之势。这也是为他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作为一个志存信史的史家，既然发愿结撰“通古今之变”的史籍，这样一个历史实际就必然地要见诸自己的著述。于是《史记》创辟了《儒林传》。全传先之以序文一段，提纲挈领，对先秦迄于汉初的儒学源流，做了一个鸟瞰式的勾勒。
在这篇序中，司马迁集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称赞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以当王法”的首创之功。二是回顾战国末，儒学得孟子、荀子张大，而“显于当世”的历史。三是叙述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尊崇黄老之术，儒学由晦而显的演变过程。随后，传文以《诗》《书》《礼》《易》《春秋》为序，自高祖时代的《诗》学大师申公始，至武帝间以治《春秋》公羊家说名世的董仲舒止，依次记录了汉兴百余年间，“六艺”之学的承传流衍。这样，以分述诸多经师的学术师承为线索，《史记》再现了汉初儒学的演变脉络。在司马迁的笔下，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崇尚黄老家言的窦太后去世之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由于当权者的提倡，在汉初的学术舞台上，终于形成儒学勃兴，“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
的繁荣局面。
《史记》中的《儒林传》，不啻一部汉初儒学史大纲。如若参以之前《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及其他相关纪传，则一部自先秦迄于汉初的学术史雏形，已然间架粗具。后海先河，沿流溯源，司马迁的首倡之功洵称不朽。
继《史记》之后，《汉书》是又一部成就卓著的纪传体史籍。同为纪传体，《史记》以穷究古今，开通古为史之先河。而《汉书》则专记西汉一代史事，成为断代为史的典范，后世官修“正史”，群相效尤，无改斯道，共推为不祧之宗，影响尤为深远。
《汉书》的著者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32），和帝永元四年（92）瘐死狱中，得年六十一岁。一如司马迁，班固之有志述史，亦承其家学。其父班彪，有感于《史记》所载，仅及汉初，自武帝太初年间以后，阙而无录，后世所补，并不足以继踵前书。于是博采官私典籍，仍以纪传为体，撰为《史记后传》数十篇，以述西汉一代史事。彪死，子固承父书之未竟，潜精研思，续为撰著。后即因之而蒙私撰国史罪名，遭人告讦入狱。事由澄清，留官兰台令史、校书郎，预修国史。明帝永平中，受诏完成前史。自此伏案二十余年，至章帝建初间，《汉书》初成。和帝永元初，因锄灭外戚窦宪势力，牵连下狱而死。当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及撰成，后由固妹班昭得同郡人马续相助，补为完书。
《汉书》之编纂体裁虽沿袭《史记》，但亦有变通。世家一类，《汉书》已删除不存，诸书则不再沿用，悉改作志。全书凡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共一百卷。后经整理离析，而成今本一百二十卷。如果说司马迁《史记》的成书，为述学术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雏形，那么班固《汉书》的问世，则使这一雏形得到丰富和充实，从而成为后世史家记录各时代学术源流的楷模。《汉书》的这种典范意义，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鲜明的独尊儒术倾向。
班固之与司马迁，相去近二百年。其间，历经汉武鼎盛，宣帝中兴，及至元帝一朝，国势渐衰。哀、平短祚，王莽篡权，终致天下大乱。幸而光武帝发愤兴兵，收拾残局，刘氏王朝始得重建，而有前后、西东二汉之称。班固著《汉书》，已入东汉。全书上起高祖，下迄王莽，为西汉王朝撰写了一部完整的盛衰史。班书沿《史记》开启的路径而行，记录一代儒学更替，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然而同样叙述儒学史，由于客观环境的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术好尚的歧异，因之见诸文字，则面貌有别。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西汉初建，儒学方兴，所以《史记》之所记，只是儒学由晦而显的历史趋势。而到了班固的时代，儒学独尊，格局已成，因而在他的笔下，所再现的则是儒学尊显、一家独盛的历史画卷。从中所由以反映的历史认识，也正是著者鲜明的独尊儒术倾向。
首先，班固于《史记》诸表外，增辟一《古今人表》。表内，他依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分列历史人物为上中下九等。其中，上上为圣人，上中为仁人，上下为智人，依次而下，最末之下下等则为愚人。儒学的开派宗师孔子，班固取与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并列，高踞圣人之席。孔子诸弟子及后学，自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至子思、孟子、荀子，则紧随其后，擢置仁人之位。而与孔子相后先的老子、墨子，仅在中上之列。至于庄子、慎子、申子、惠施、公孙龙等，又等而下之，统统黜至中下一类。由此可见，《汉书》的崇儒倾向，是何等的鲜明。
其次，班固从《史记》的《儒林传》中，把董仲舒析出，独立为传。传中，详载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仲舒策中有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于传主此类主张，详加征引，以表彰董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功。传末，班固还假刘歆之评，赞誉董仲舒“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与之相一致，《汉书》之《武帝纪》末，亦盛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的决策。在类似《太史公自序》的《叙传》中，班固又再度称颂武帝“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宪章六学，统一圣真”
。
再次，作为集中记录一代儒学更替的《儒林传》，就其编纂体例而言，《汉书》虽大体一沿《史记》旧规，但却改变了《史记》如实叙史、不作褒贬的笔法，极力推尊儒家经典。传首序文开宗明义，即指出：“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样，班固就脱离了司马迁述学“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旧辙，赋予儒家“六艺”以法典的神圣地位。随后，班书更定《史记·儒林传》所列“五经”次第，改以《易》《书》《诗》《礼》《春秋》为序，详尽地分述了“五经”之学在西汉一代的传衍。传末，班固又对西汉历朝所立“五经”博士的状况做了综述。据他所述，汉初，武帝始立“五经”博士，当时诸儒经说得立为博士者，仅有四家，即《尚书》欧阳氏、《礼》后仓氏、《易》杨氏、《春秋》公羊氏。至宣帝时，夏侯胜、夏侯建所解《尚书》，戴德、戴圣所释《礼》，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易》说，以及《春秋》穀梁氏传，皆得立为博士。元帝之时，京房《易》说补为博士。汉末平帝朝，虽崩溃在即，但于博士之列，依然增立了《春秋》左氏传、《诗》毛氏传以及《逸礼》《古文尚书》四家。足见，西汉一代，由于历朝帝王的崇奖，儒学传衍渐盛，枝叶扶疏，已成一代学术的主体。
第二，创立《艺文志》，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自先秦文明初创，代有结撰，汗牛充栋。这是中华民族极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历史贡献。《易经》的《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书《系辞上》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就是说，早在孕育中华文明的远古传说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在根据自己对自然和人类的认识，去创造我们民族的早期文明。随着历史的进步，由《周易》《尚书》到《春秋》，文献日臻繁富。所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绝非《庄子》一书的夸大其辞，应是战国间著述富赡的一个如实写照。然而一则由于远古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粗放，再则迭经兵燹，灾害频仍，许多历史文献皆未得保存下来。所以孔子当年考论夏、殷两代礼仪，即已喟叹“文献不足”。经历秦始皇焚书之厄，历史文献付之一炬。汉兴，虽广开献书之路，但迄于武帝间，依然不得不为“书缺简脱，礼坏乐崩”而深为痛惜。因之司马迁著《史记》，自然无从去对先秦文献进行整理。这并非史家个人的责任，而是历史局限所使然。凭借宣帝中兴创造的良好条件，成帝继元帝而起，再度访求天下遗书。由于皇家藏书的空前丰富，因而对历代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光禄大夫刘向、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诸臣，奉命分校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诸类图书，而由刘向总其成。每毕一书，刘向皆条举大端，撰为提要一篇上奏。向卒，哀帝又令其子刘歆完成父业。于是刘歆依父向遗著《别录》规制，将所董理群书离析部次，区分类聚，撰为《七略》一部。该书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为类，对历代典籍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整理。班固著《汉书》，即以《七略》为依据，删繁就简，掇其大要，创立了《艺文志》。
一如《儒林传》，《艺文志》亦先之以序文一段，概述文献传衍。然后依“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类次群书，既著录书名、卷帙、著者，又于各类间提纲挈领，略加评述。由于代远年湮，当初刘向所著《别录》，以及刘歆据以续撰的《七略》，皆已亡佚，所以《汉书·艺文志》便以现存的我国古代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在文献学上显示出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的“六艺”一类，共著录《易》《书》《诗》《礼》《乐》《春秋》及《论语》《孝经》和小学类图书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诸子”一类，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基础之上，分先秦诸子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和小说。而与司马迁父子的“先黄老而后‘六经’”异趣，班固对儒家极意推崇，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此类图书共著录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汉书》的《艺文志》与《儒林传》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汉代学术史的内容，而且对《史记》所未曾系统记录的先秦文献，亦进行了可贵的弥补。之后，《儒林传》（或《儒学传》）、《艺文志》（或《经籍志》）皆不胫而走，成为历代官修“正史”的编纂矩矱，从而使各个时代的学术变迁得以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