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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迄于西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并无私门著述文字，故亦无所谓学术流派之可言。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格局，清代乾隆、嘉庆间史家章学诚撰文论究，称之为“官守学业合一”
。春秋战国间，历史大步跃进。社会的急剧动荡，终于将旧有历史格局打破。私学挺生，云蒸霞蔚，呈现出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气象。
先秦诸子，各倡其说，自成流派。诸家学说皆保存在各自或相关的著述之中，这便是流传至今的《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只是当时中国史学尚处于其发展的早期，就史籍编纂体裁而言，则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统天下，因而并无专门的史籍来记录学术流派的传承。不过，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之中，学术史的萌芽已经初露端倪。率先在这方面进行较为系统梳理的，当推庄周。
据《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载，庄周为战国间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早年曾做过漆园吏，后摆脱羁绊，我行我素而终身不仕。其学上承老子，著书十余万言，“剽剥儒、墨”，“洸洋自恣”
。关于庄周所著书，《史记》未称其名，而《汉书·艺文志》则归入道家一类，著录为《庄子》五十二篇。今本《庄子》已非汉时旧观，系经西晋郭象编定，凡作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三十三篇。
在《庄子》卷末的《天下篇》中，庄周谈到了一时“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百家之学”。根据其所述之先秦学术分野，除讲《诗》《书》《礼》《乐》的“邹鲁之士”而外，主要是六派。墨翟、禽滑釐为一派，名之为“墨”。承其学者，有“南方之墨者”相里勤、五侯、苦获、已齿、邓陵子等，统谓之“别墨”。墨者之学，“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墨子及其后学，为之孜孜矻矻，“虽枯槁不舍”。庄子认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然而逆物伤性，因此书中予墨子及其后学的总评价，则是“才士也夫”。宋钘、尹文为另一派，其学以“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为职志，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提倡“情欲寡浅”，并以此周行天下，“强聒而不舍”。第三派则由彭蒙与田骈、慎到师弟倡立。其学奉“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为师门之教，讲求“齐万物以为首”，憧憬“物我一体”的浑然境界。第四派是“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的关尹、老聃一派。庄周于此派之学最为服膺，推作“古之博大真人”。第五派为庄周所自创，据称其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因而他甚为自负，于一己之学大加张扬，称为：“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在庄子看来，唯有其学将长留于天地间，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做：“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最后一派便是以善辩名家的惠施、桓团、公孙龙。庄子虽然赞赏其雄辩之才，但是认为“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因而痛惜其仅能以善辩而得名。他就此喟叹：“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继庄子之后，对一时学术流派加以评述者，则是荀子。荀子名况，战国末赵国人。《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称之为荀卿。据载，他五十岁始游学于齐，时当齐襄王在位。由于田骈等人皆已故世，荀子遂以老师宿儒见称于世，三度尊为齐国祭酒。后遭谗言诋毁，离齐往楚，为春申君所用，任兰陵（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令。春申君死，荀卿职废，于是客居兰陵，以课徒著述终老。他“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遂“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荀卿之所著书，司马迁亦未详其名。东汉班固著《汉书》，于《艺文志》著录为《孙卿子》三十三篇。荀卿何以称孙卿？据唐初颜师古注《汉书》，称：“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
开元年间，司马贞著《史记索隐》，承袭颜师古说，亦称：“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
尔后，历代学者相沿不改。直至清代乾隆末，谢墉著《荀子笺释》，始出别解，指出：“荀音同孙，语遂移易。……以为避宣帝讳，当不其然。”
至于卷帙，《汉书》以后，《隋书》《旧唐书》之《经籍志》则作十二卷。之后，唐人杨倞注释本通行，始作二十卷、三十二篇。今日所存，即杨氏注本篇第。
荀子之学，推尊孔子、子弓，并由此上溯而祖述舜、禹。在《荀子》卷三《非十二子篇》中，他对先秦学术流派进行了一次批判性的总结。就宏观的学术分野而言，一如庄周，荀况亦在孔子、子弓之学外，将各家学术区分为六派，只是具体分合略异于庄子。他所分六派皆各以二人为代表，依次为：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荀况认为，此六派十二子，皆属以各自之说“欺惑愚众”之辈，同样是“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具体而论，它嚣、魏牟一派，其学“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陈仲、史一派，其学“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墨翟、宋钘一派，其学“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慎到、田骈一派，其学“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纠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惠施、邓析一派，其学“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而对子思、孟轲一派，荀况尤大不以为然，他批评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况认为，思孟一派之说，淆乱孔子学说真相，最为误人子弟。因此，他使用了批评诸子所未曾有过的激烈言词，指出：“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主张：“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他的结论是：“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篇末，荀况的批评所至，下及孔门弟子子张、子游、子夏后学。于此三家后学，他认为皆非圣人之徒，无非得其貌似而已，因而同样冠以“贱儒”之称。他说：“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与三家后学迥异其趣，荀子主张：“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战国末，顺应结束纷乱时局、谋求国家一统的历史大势，荀子的弟子韩非崛起。据《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载，非本韩国公子，其学宗尚黄老，喜言刑名法术。他早年师事荀况，著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书流传至秦，为秦王嬴政激赏，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此后，秦国即以获韩非为由而发兵。韩不敌，遣非使秦。惜嬴政听信谗言，迫韩非自杀于狱中。关于韩非所著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韩子》五十五篇，《隋书》以下诸史经籍、艺文志，则不载篇数，作二十卷。今本《韩非子》作二十卷、二十五篇。
韩非于所著《显学篇》，沿袭其师荀况的思路，集中对战国末儒、墨二家之学进行批评性总结。他不仅在先秦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儒墨并称显学的判断，而且还述及孔子、墨翟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历史。他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
韩非所做的总结，虽意在批评儒、墨而非述学史，因之而有嫌疏略，但他的努力无疑是一次可贵的学术积累，为尔后史家之梳理先秦儒、墨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