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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史籍，不唯以浩如烟海而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还以其编纂体裁的完备而自豪于世。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若三足鼎峙，源远流长，争奇斗妍，为史籍编纂确立了基本格局。其间所派生的各种专史，或通古为体，或断代成书，或记一族一姓，或述一地一时，博及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诸领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晚近以来，又融域外史籍编纂之精华为我所有，推陈出新，别辟蹊径，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新局面。作为古代学术史的特有编纂形式，学案体史籍的兴起，是宋、元以后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渊源录》开其端，明、清间周汝登、孙奇逢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畅其流，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乾隆初，全祖望承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成《宋元学案》，学案体史籍臻于大备。清亡，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清儒学案》，学案体史籍至此极度成熟。梁启超并时而起，融会中西史学，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别开新境，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之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
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伊洛渊源录》，自梁启超先生首倡，今日已成史学界共识。然若究其发轫，则渊源甚远，来之有自。诸如先秦诸子之述学，汉唐纪传体史籍的挺生，佛家宗史、灯录的风行，北宋中理学的崛起，等等，凡此皆从不同角度为其提供了文献学和思想史的依据。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案体史籍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见盛观衰，述往思来，认真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总结其间的成败得失和学术规律，对于推动学术史研究的深入，无疑是会有益处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曾就此做过一次梳理尝试。承台湾文化大学邱镇京教授错爱，拙稿《中国学案史》有幸送请台北文津出版社付梓。自一九九四年习作在台湾问世，十余年过去，研究中国学案史，在今日的中国学术史研究中，依然还是一个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由于研究对象处于思想史、哲学史和史学史、文献学的交汇点上，随着学术史研究向纵深推进，它愈益吸引研究者的注意。有鉴于此，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莫贵阳先生之嘱，谨将旧日书稿酌加增删，订讹正误，奉呈读者诸高贤，敬请方家大雅多赐教言。
陈祖武 谨识
二〇〇八年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