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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病逝之后，虽因明廷政治斗争的起伏，阳明学一度被诋为“邪说”，但风气既成，绝非个人意志所能逆转。嘉靖九年（1530），陆九渊得王守仁弟子薛侃表彰，从祀孔庙。以此肇始，自宋末以来晦而不显的陆学，终得起而与朱子学共席。至万历十二年王守仁获从祀孔庙，宣告阳明学崛起的现实已为明廷所接受。陆、王学说崛起，掩朱子学而上风行于世，从而使宋明理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顺应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冲破朱子学的一统格局，对陆、王学术的演变源流进行梳理，遂成为客观的历史需要。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之下，耿定向、刘元卿师弟相继而起，著《陆杨学案》《诸儒学案》以表彰陆、王学说。至万历中叶周汝登《圣学宗传》出，遂使阳明学以明学大宗的地位而跻身儒学正统。
周汝登，字继元，号海门，浙江嵊县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明崇祯二年（1629），享年八十三岁。他于万历五年（1577）登进士第，以南京工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尚宝卿。其学初从阳明高第弟子王畿入，后再师江西罗汝芳，一意阐发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的四无说。主要著述有《诗学解》《嵊县志》《圣学宗传》《程门微旨》《王门宗旨》《东越证学录》《海门语录》《海门或问》等。成书于万历三十三年的《圣学宗传》，以阳明学为一代儒学大宗，成为继朱熹《伊洛渊源录》之后，述学派历史的一部承先启后的著作。
《圣学宗传》凡十八卷，全书通古为史，上起三皇五帝，下迄明儒罗汝芳，共著录迄于晚明的历史人物八十九人。同朱熹的《伊洛渊源录》相比，该书无论就所跨越的时代，还是所涉及的人物而言，都要较朱著为广。《伊洛渊源录》述学，以周敦颐开宗。《圣学宗传》则因叙儒学源流，视角不同，故先以五卷篇幅，勾勒宋元以前学术大要。卷一、二，溯源伏羲、神农、黄帝，中经唐尧、虞舜、夏禹，下及文王、武王、周公、卫武公，凡著录十八人。述学术史而推祖古代帝王，乃至古史传说中的圣哲，画蛇添足，实是多事。卷三至五，依次著录孔子及孔门诸弟子，下至汉唐大儒，凡十六人。程朱学派认为，儒学道统中绝于孟子，孟子死，其学不传，至周敦颐出，始祧汉唐而接孟子。周汝登于此并不以为然，他在书中不惟著录荀子，而且载及汉儒董仲舒、扬雄，隋儒王通和唐儒韩愈。以此而言学术源流，自然较之程朱更接近历史真实。卷六至十一，专记宋元诸儒。周汝登不取周敦颐开宗旧说，而是先载穆修、胡瑗、李之才、邵雍，始及周敦颐。在著录二程及程门诸弟子之后，他特地与朱熹唱为别调，加了一个为朱子斥为“杂学”的张九成。随后才是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再嗣以朱陆嫡传蔡沈、杨简，经真德秀而终元儒许衡、吴澄、黄泽，共三十二人。卷十二以下，皆为明儒。先以一卷述薛瑄、吴与弼、陈献章，十三卷起，则是王守仁及阳明学派诸巨子，从徐爱、钱德洪、王畿，直到罗洪先、王栋、罗汝芳，凡二十三人。通过叙述古今学术递嬗，以确立王守仁及其所创立的阳明学派的儒学正统地位，著者意图昭然若揭。
惟其如此，所以该书卷首冠以黄卷的《正系图》，叙述自伏羲传至伊川程子的学术统系。程子以下分为二支，一支为朱子，之下不系一人，另一支为陆九渊，之下则系以王守仁。周汝登称卷此图信阳明笃，叙统系明，与《圣学宗传》足相发明。陶望龄为汝登书撰序有云：“天位尊于统，正学定于宗。统不一则大宝混于余分，宗不明则圣真奸于曲学。”何谓宗？陶氏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夫途径错糅，至心而一，智故百变，剋体则齐。”他的结论是：“万途宗于一心，万虑宗于何虑。”周、陶二氏，皆为阳明心学后劲，言之至明。陶氏断言：“圣非学而不传，宗非圣而何系。”他认为，宋元以来，学有四蔽。“疑尽性非及物之功，求志为自私之务”，此其一。其二，为“令循常平荡之途，蒙隐怪诡奇之目”。其三，为“猥以爝炬笑贞明，桔槔夸洪润”。其四，为“言理者或妄索于杳冥，涉事者遂致疑于虚寂”。因此陶氏说：“四蔽未去，一尊奚定？此海门周子《圣学宗传》所由作也。”
周汝登的另一友人邹元标，则在《圣学宗传序》中称：“予友绍兴周子，早志真宗，学有本原，虑前圣以一脉相传，后之人不曙斯义，乃溯自羲轩及我朝诸儒先有关斯学者，名曰《圣学宗传》。盖其意曰帝之与王，圣之与贤，隐之与显，微之与彰，虽异位而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千百万世无弗同。”
也惟其如此，所以周汝登的《圣学宗传》，一方面取径《伊洛渊源录》，于所著录诸人，先以生平学行，次辑论学语录，格局不变，加详而已。另一方面，著者则以“蠡测”为目，附于所辑论学语后，借以评判学术是非，抒发一己之见。这样，既显示了著者的学术倾向，亦从编纂形式上拓宽了《伊洛渊源录》开启的路径。譬如卷一《伏羲传》，周汝登即在“蠡测”中指出：“伏羲画卦之意果何为者？著专以形容吾心之万事万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头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乐，生死梦寤，出处进退，祸福吉凶，卦之画以形容，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间，日月山川，草木虫鱼，以至寒暑昼夜，古今终始，卦之画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画有所从起，图之虚中，乃从起之原。虚中无有名字，孔子强名之太极。虚中无有一物，周子特标以无极。无极而太极，即吾心是也。”
同卷《帝尧传》《帝舜传》，皆有同样的论学旨趣，且进而阐发了天心合一的主张。关于这一主张，周汝登说：“后世论学，有本心、本天之判，然观虞廷，则止言心矣。明道谓即心便是天，更不可外求。邵子亦谓自然之外别无天。自然者，即吾心不学不虑之良也。故天与心不可判，判天与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
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周汝登于卷四《孟子传》引述此语后，亦以“蠡测”发挥道：“此孟子真见圣人与我不二，故其告时君、告世子及曹交、貉稽之流，无一不以帝王贤圣期之。孟子不轻人，人不可自轻也。”先秦时代，孟、荀并尊。宋儒论心性，祖述孟子性善说，诋荀子性恶论为异说，扬孟抑荀，俨若定论。周汝登于此，虽未倡言排击，但却于《宗传》中，以“蠡测”而鸣不平。他说：“荀子之言，世所诋者性恶。而程子云，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则其立言非尽无谓也。况《性恶篇》终深明人可为禹，谓有其质，有其具。与人皆可为尧舜之旨有二乎哉！”
朱、陆学术之争，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元代中叶以后，合会朱陆之风起。元明之际，赵汸沿波而进，开援朱就陆风气之先声。成化、弘治间，程敏政《道一编》出，分朱陆异同为三节，始焉若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倚。于是朱陆两家之学，遂成早异晚同之论。嘉靖间，王守仁与程敏政唱为同调，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刻。周汝登乃阳明后学，所以《圣学宗传》卷九《朱熹传》，即以《朱子晚年定论》为准绳，去选辑朱子论学语录。关于这一点，著者直言不讳，他解释说：“夫论以晚定，则前当有未定者存。或先生改而未逮，门人记而未详，而后人一概泥之，遂以失先生之旨。故不肖一以《定论》为准，而摘其语于后。”同样的道理，卷十《陆九渊传》，周汝登于比较朱陆论学异同之后，亦重申：“晦翁之有得，全在晚年也。”
一部《圣学宗传》，述阳明学最详，王守仁及其门人后学，占至全书三分之一篇幅，“致良知”说和“王门四句教”，亦成贯穿其间的红线。著者指出：“心即知，知即心，无有二也。单言心，恐无入处，故醒之以知。单言知，恐以情识当之，故揭之以良。良知者，无知而知，犹无极而太极也。后儒不悟斯旨，谓良知不足以尽。彼假见闻为增益者，固支离之旧习。近有求无声臭于良知之前者，是将谓无极之上更有物也。其不能真见良知，而失先生之旨均矣。”又说：“或以良知之学为无实践之功者，亦盲人窥日，弗察而已矣。”还说：“今人良知不明，则所谓理者，未必是理，以欲为理，而先生之旨湮矣。”似此一类的主张，皆见于卷十三的“蠡测”之中。周汝登自二十四岁起从学王畿，师承所自，终身笃守，故书中述“天泉证道”事甚详，宣称：“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云。”
著者不仅推王氏为“圣代儒宗”，而且假李贽评《龙溪先生集》语，赞许王畿此书“前无往古，今无将来，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
《圣学宗传》在编纂形式上对《伊洛渊源录》的发展，除以“蠡测”发抒著者主张外，便是于论学语录之后，增辑传主的论学诗文。譬如卷六《邵雍传》，即以“尧夫喜吟诗”而引述《伊川击壤集》中诗十余首。同卷《周敦颐传》，亦录传主《拙赋》一篇及诗作三首。他如南传二程学术的杨时，宋室偏安初叶的张九成等，书中亦皆载及传主诗文。卷九《朱熹传》，录朱子作《春日二首》，所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就更是脍炙人口的佳句。《圣学宗传》录明儒诗，则始自《陈献章传》。传中录白沙先生诗近三十首，著者于此写道：“本朝理学，至白沙自凿一户牖，其精神命脉，全吐露于诗句中。”
此外，如卷十三《王守仁传》，卷十六《王艮传》，传中所录诗篇，亦是最能一觇传主学术特色的直抒胸臆之作。古人以诗证史，周汝登则假诗观学，这不能说不是他的一个发明。
综上所述，足见周汝登的《圣学宗传》，虽存门户之见而未脱以史昌学窠臼，但无论就所涉时限、人选，还是所载内容，都较之《伊洛渊源录》有所前进。其编纂形式，亦使《渊源录》得到充实、发展。在中国学案体史籍的形成过程中，《圣学宗传》的承先启后之功是不可抹煞的。之后，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取“蠡测”意而有眉批、总评。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更进一步，不仅有案语、总评，而且于所辑案主论学资料，亦录及诗文。《圣学宗传》固然因著者学术宗尚所囿而沾染禅家风习，可是大体不脱儒学矩矱，非在禅宗灯录一类。清初官修《明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称汝登“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
，显然以偏概全，言之过当。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直斥汝登“主张禅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
，亦非公允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