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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渊源录》虽是一部“编集未成”之书，但是自南宋绍熙间初刊，历元、明诸朝，代有镂板。至清代乾隆中叶，且著录于《四库全书》，迄于民国间，续经重印，其影响经数百年而不衰。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有理学风行、朱子学术地位日渐尊荣的背景，另一方面同该书独具一格的特殊内容和编纂体例也是分不开的。
《伊洛渊源录》凡十四卷，全书以首倡道学的程颢、程颐为中心，上起北宋中叶周敦颐、邵雍、张载，下迄南宋绍兴初胡安国、尹焞，通过辑录二程及两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传记资料，据以勾勒出程氏道学的承传源流。书中所著录之四十九人，大致依时间先后为序，各以学术地位区分类聚，或人自一卷，或数人合卷。卷帙分合，次第如后。
卷一周敦颐。朱熹推尊周敦颐，取以冠于全书之首，旨在彰明二程学术的师承所自。卷二、三程颢，卷四程颐。此三卷一意表彰二程倡明道学之功，确立程氏兄弟承接孔孟儒学统绪的正宗地位，实为全书核心。卷五邵雍。全书所录诸多学者中，邵氏年辈最长，不惟长于二程，且亦长于周敦颐。他虽与程氏兄弟为忘年交，故世之后，墓志铭亦为程颢所作，但二程并不传邵雍最为自负的象数之学。程颐于此有过明确申述，他说：“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
《渊源录》中如何处理二程与邵雍的关系，看来颇费周折。早年，一如前述，朱熹曾就此与友人何镐有过商量，表示《渊源录》中的邵雍资料“且留不妨”。后来大概主意变更，于是晚年又否认此卷为己录，断言系“书坊自增”。卷六张载、张戬兄弟。张氏兄弟为二程表叔辈，张载病卒，程颢写有《哭张子厚先生》一诗以志哀悼，诗中即尊载为夫子。张氏门人吕大临为其师撰行状，内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程颐见此文，当即令吕氏删除前述文字。程颐晚年，弟子尹焞就此提出质疑，他再度予以否定道：“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矣。”
朱熹既尊程颐说，指出吕氏行状后有改本，已将“尽弃其学”改作“尽弃异学，淳如也”，因而书中著录即以改本为据。然而他同时又认为：“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所以张氏兄弟虽为长辈，而录中依然载诸二程之后。
大体而言，以上六卷可以归为一类，即专记二程及与之在师友之间的前辈学者。而之后各卷，除个别例外，则多属承学于二程的南北诸门人。
卷七所录凡四人，吕希哲、范祖禹、杨国宝、朱光庭。四人年辈皆与二程相当，用程颐的话来说，就叫做“同志共学之人”
，然而却并非都属门人之列。所以朱熹于范祖禹即明言：“不云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于杨国宝则断定：“亦先生之交游耳，非门人之列也。”此卷所录，实可视为与二程关系在师友之间的同辈。
程颐一生，门徒甚众。早年与其兄倡学之初，最为得意的弟子莫如刘绚、李吁。刘、李皆先于程颐去世，颐所撰祭刘绚文有云：“呜呼！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矣。以谓苟能使知之者广，则用力者众，何难之不易也。游吾门者众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几希。”
祭李吁文亦称：“呜呼！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矣。”
所以《渊源录》卷八，即率先著录刘、李二人。随后，同卷所录二程门人，为陕西蓝田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在程门诸弟子中，继刘绚、李吁之后，吕大临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并称“四先生”，故《渊源录》卷八载吕大临于刘、李之后，无可非议。但因大临而并载其兄大忠、大钧，则实属不妥。吕大忠、吕大钧皆年长于二程，虽有与二程论学问对，但与其弟大临不同，未可一概视为二程弟子。唯其如此，所以淳熙元年朱熹接受吕祖谦的意见，拟对此加以修订，将吕大忠、吕大钧与吕大临分立。
卷九所录凡三人，苏昞、谢良佐、游酢。谢、游皆为程门高足，编入同卷，理所当然。而苏昞则不然，他为陕西武功人，与吕大临情况类似，先师从张载，后卒业于程门。倘合大临作一卷，倒也顺理成章，而此处则与谢、游同编，且先于谢、游，实是不伦。于此，似亦可见今本《渊源录》之为不成熟初稿。卷十所载，为杨时、杨迪父子。杨时早年从学于二程兄弟，后辞师南归，程颢曾欣然期许道：“吾道南矣。”宋室南渡，杨时传学东南，俨然一时程学正宗。朱熹一如其父，皆为杨门后学，故录中载杨时传记资料最详，除二程之外，远非他人所可比拟。杨迪既承家学，又师从程颐，深得器重。故世后，朱松为之撰墓志铭，文末订铭诗有云：“屹屹龟山，渊源伊洛。”朱熹与友人合作著书述程学源流，而以《伊洛渊源录》题名，当启发于此。
程颐晚年，弟子满门，其中最为惬意者，则数尹焞、张绎二人，所以他每以“晚得二士”而自慰。《伊洛渊源录》分载尹焞、张绎于卷十一、十二，同入此二卷者，为程颐晚年门人刘安节、马伸、侯仲良、王苹四人。王苹故世，已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渊源录》所载之四十九人，即以王苹故世为最晚。宋室南渡之后，以朝廷大臣而护卫程氏道学最力者，首推胡安国，故朱熹专取安国为一卷，编为《渊源录》卷十三。至此，程氏道学自北宋嘉祐间倡立，后迭经盛衰，屡遭压抑，迄于南宋绍兴中，不绝如缕的发展源流，已在录中载之甚明。由于收集材料的困难，全书的编纂又不可旷日持久地延宕下去，因此凡未能在短期觅得传记资料的二程门人，朱熹皆集中于《伊洛渊源录》卷十四，统名之为“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计所录为王岩叟、刘立之、林大节、张闳中、冯理、鲍若雨、周孚先、周恭先、唐棣、谢天申、潘旻、陈经正、陈经邦、李处遁、孟厚、范文甫、畅中伯、李朴、畅大隐、郭忠孝、周行己、邢恕等凡二十二人。此卷所录实为一待访名录，宗尚未明，漫无序次，多者一二百言，少者寥寥数语，同之前诸卷相比，无非附录而已。朱熹于此本不满意，所以他后来致书答吕祖谦，才会表示“诚觉旷阙”，亟待吕氏及诸友朋襄助，以期早日得成完书。全祖望之所以判定《伊洛渊源录》为一“未成之书”，其依据亦即在于此。
以上，我们从卷帙分合着眼，就《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梳理程学源流的编纂特征做了介绍。接下去，准备以前四卷为例，就所录传记资料的排列，来看一看该书的编纂体例。
卷一所录为两大部分，一是《濂溪先生事状》，二是《遗事》。《事状》为朱熹撰，文成于乾道五年，专记周敦颐生平行事、学术好尚。《遗事》则以记述传主言论及他人称述为主，与《事状》浑然一体，相辅而行。所记凡十五条，分别取材自《程颐文集》、《程氏遗书》、邵伯温《易学辨惑》、吕本中《童蒙训》诸书。卷二、三载程颢传记资料，犹如卷一，亦作两部分。卷二为程颐撰《书明道先生行状后》、吕大临撰《哀词》、程颐撰《墓表》、陈恬撰《赞》。以上诸篇碑志传状合而为一，即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亦是《遗事》，凡二十七条，所录亦多系传主言论，材料分别出自《上蔡语录》《程氏遗书》《龟山语录》《侯子雅言》《二程文集》《邵氏闻见录》《胡氏传家录》《庭闻稿录》《程氏外书》《击壤集》《涪陵记善录》及《陈忠肃公集》等书。体例与卷一略异者，则是关于材料来源，改正文称述为文后夹注。对所录有别本异文，亦于夹注中略加征引，并作必要考订。譬如《遗事》第八条记程颢与宋神宗论王安石学术一段，语出《程氏遗书》卷二，而《龟山语录》所载略异。朱熹于引述杨时书后，即考订：“恐当以《遗书》为正。”再如第二十七条述陈瓘以不识程颢而自愧语，文末既注“见《陈忠肃公集》”，又据《范公遗事》补注：“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带而后读之。”卷四所录程颐传记资料，亦作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载朱熹于乾道四年所辑《伊川先生年谱》、尹焞等所撰《祭文》及胡安国绍兴初所上奏状节略。第二部分为《遗事》二十一条，录文所出著述，皆一一夹注于文末。
就上述四卷传记资料的构成而言，《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体例已甚明朗，归纳起来，主要是如下三条。第一，所录皆为两大部分，一为碑志传状，二为遗事，前者记行，后者记言，言行一体，相得益彰，遂成传主一翔实的传记资料汇编。第二，所录资料，或取自官修史籍，或源于私家撰著，皆一一明注来源，以示求实可信。第三，凡有异文歧辞，皆于文末注明，并作必要考订，以明历史真相。卷五以后诸卷，无论所载内容详略，亦无论人自为卷或数人合卷，上述三条，皆首尾无异，始终如一。凡因资料收集有缺，一时难觅传状者，作者则有题注说明。如卷七之范祖禹、杨国宝，卷八之吕大忠、吕大钧，卷九之谢良佐，卷十二之张绎、侯仲良等皆是。这样，一部《伊洛渊源录》，除卷十四待访之二程诸门人外，全书以贯穿首尾的严整体例，立二程为中心，合百余年间诸家传记资料于一堂，在南宋初叶的学术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记录了二程道学的承传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