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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读朱子书，蓄一疑问于胸，久久不得其解，即朱子当年何以于《伊洛渊源录》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后来将朱子《文集》与《语类》《渊源录》等比照而观，个中缘由始渐悟出大半，原来这同该书的结撰过程颇有关系。尽管代远年湮，文献有缺，关于成书的若干具体细节迄今尚不明朗，然而基本脉络可以说已经清楚。以下，拟就此做一些梳理。
一如前述，大概在乾道二年（1166），朱熹已经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而福建邵武学者何镐，则是最初促成该书着手编纂的一个重要人物。镐字叔京，福建邵武台溪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卒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得年仅四十八岁。其父兑，字太和，号龟津，学者称为龟津先生。兑以徽宗重和元年（1118）进士，南渡后官至辰州通判，后因表彰程氏弟子马伸忠节，忤权相秦桧而去职。其学自马伸而上接二程，尤以二程《中庸》之学最称专精。镐妻叔父李郁，传杨时之学于乡里，一时学者有西山先生之尊。何镐承家学，贯穿经史，究心《中庸》，一以二程之学为归，著有《易说》《论语说》及史论、诗文等数卷。乾道二年夏初，何镐慕名访朱熹于崇安，共同的学术旨趣使他们结为莫逆之交。镐长熹二岁，自初识迄于何镐去世，朱熹始终事之以兄礼。大概正是在何镐的这次过访中，朱熹与之议及《伊洛渊源录》的结撰。只是由于朱子当时正忙于辑录校订《程氏遗书》，很可能大致陈述著录人选的初步构想之后，便委托何镐先行草拟一个详细的大纲。因而这年秋天，朱子致书何镐，才会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
这里所说的邵氏，当指邵雍。何镐接书，即遵嘱将所拟之大纲寄朱熹，于是同年冬，朱熹有书答何镐，告以“《渊源》《闻见》二录已领”
。此书所言《闻见录》，当是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伯温书乃《伊洛渊源录》的重要史料来源。而《渊源录》，或许就是何镐代朱子所拟之大纲初稿。
为什么我们要做出这样的揣测？除方才所引述朱子与何镐的两封书札外，其根据主要是如下两点。第一，今本《伊洛渊源录》卷十二有关马伸生平行实的材料，皆出自何镐父子之手。材料凡二篇，一为何兑撰《逸士状》，一为何镐撰《续记》。而何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为《逸士状》所写跋，即全文附于状末。跋文避何兑名讳，而屡称“先君”，文末落款亦直书“男镐谨书”。这与同书卷十录朱松撰《遵道墓志铭》，朱子所做题注语气略同，朱注云：“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显然，倘若何镐不是最初的大纲拟草者，或者说撰稿人之一，这样的行文方式是不会出现于书中的。第二，书中著录的程门弟子，每有朱熹以题注形式提出的异议。譬如卷七所录范祖禹，朱注即称：“《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独鲜于绰《传信录》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又其所著《论语说》《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称道之语以见梗概，他不得而书也。”同卷之杨国宝，朱熹亦据程颐所撰祭文及吕希哲《吕氏家塾记》考订：“国宝宗应之，无他叙述，独伊川有祭文，而吕氏诸书记其言行之一二。然详祭文，亦先生交游耳，非门人之列也。吕氏言其元丰中已老，则年辈与先生亦相若云。”又如卷十四所录王岩叟，朱熹则认为：“盖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凡此，皆可以说明《伊洛渊源录》的最初拟目者，并非朱熹一人，而就此时朱子的交游而言，与上述诸条合观，则何镐应当是一个主要的合作者。
《伊洛渊源录》虽于乾道二年冬即已初成大纲，但是一则因为朱熹此时著述头绪太多，不能专意于该书的结撰，再则大纲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内容，一时又难以确定下来，所以时辍时续，历时数年而未见大的进展。此处所谓难以确定的重要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二程学术的师承，即与周敦颐学说的关系不明，此其一。其二，该书既以专记二程及诸弟子生平行实为职志，以期彰明程学源流，而大纲著录的程门弟子中，即有多人生平行事不明，因而尚有大量的资料收集、考订等工作要做。其三，则是对一些拟著录者的究竟是否程门弟子，还需予以澄清，因而难作定论。为此，朱熹于乾道三年长途跋涉，访程门后学张栻于湖南。乾道四、五两年间，又就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事，与前辈学者汪应辰屡有书札往复。迄于乾道九年初，尽管托友人刘清之等所收集的资料间有寄来，结撰工作亦已加紧进行，然而上述三问题中，除第一项因得张栻、吕祖谦等人赞同而可告解决外，后二项则终属悬案。
面对这一状况，朱子显得缺乏耐心，急于求成。乾道九年夏初，他致书友人吕祖谦，征集程门弟子李吁为同门友好刘绚所撰墓志铭，信中即告以正结撰《伊洛渊源录》的信息，并托吕祖谦向薛季宣征集永嘉（今浙江温州）籍程门弟子的传记材料。朱子此信写道：“刘博士墓志不曾收得，早录寄幸甚。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
以此为契机，在之后的两年间，朱熹与吕祖谦就《伊洛渊源录》结撰事，书札往复，多所商榷。这些书札成为了解该书成书经过，以及朱子何以于此书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的重要依据。
接乾道九年（1173）夏初朱熹札，吕祖谦遵嘱将刘绚墓志铭寄来。朱熹及时作复道：“刘博士志文得之，幸甚。此类文字，此间所已有者旦夕录呈，切告。据此以访其所无，异时得一书，亦学者之幸也。”
随即又寄出辑录初成的《程氏外书》和《伊洛渊源录》初稿，请吕氏订正，并请为《渊源录》撰序。吕祖谦接二书稿，于同年冬再度致书，信中说：“《渊源录》《外书》皆领，旦夕即遣人往汪丈处借书，永嘉事迹亦当属陈君举辈访寻，当随所得次第之。《渊源》序次，本非晚辈所当涉笔，然既辱严诲，当试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尝作文字，须俟来春祥祭后，乃可措思也。”
吕祖谦的父亲于乾道八年春故世，此时他尚在居丧守制之中，所以信中即以“服制中未尝作文字”答复朱熹，并表示来年春天大祥之后，可望为《渊源录》撰序。淳熙元年春，朱熹接祖谦札，甚为欣喜，当即复书：“《渊源录》许为序引，甚善。两处文字，告更趣之。”
三月，朱熹将新刻《弟子职》《女戒》二书寄吕祖谦，并附札敦请早日完成《渊源录》序文。信中说：“《外书》《渊源》二书颇有绪否？幸早留意。”
吕祖谦接书，随即复书，通报所询情况，他说：“《外书》《渊源录》亦稍稍裒集得数十条，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屡督之矣。”
同年秋，吕祖谦寄还《渊源录》《外书》二书稿本，并就《渊源录》写了详尽的商榷意见，建议不可急于求成。祖谦于信中指出：“《渊源录》其间鄙意有欲商榷者，谨以求教。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
吕祖谦的来信，不啻给朱熹的急于求成之想泼了一瓢冷水，顿时使之清醒过来。于是十月十四日，朱熹复书吕祖谦，表示接受建议，信中说：“《渊源》《外书》皆如所谕，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
随后，朱熹又专就吕祖谦的商榷意见，写了洋洋数千言的答复。这就是著录于今本《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在这一封答书的末了，朱熹同样表示：“其他浮辞，多合删节，当时失于草草耳。卷首诸公，当时以其名实稍著，故不悉书，自今观之，诚觉旷阙。但此间少文字，乏人检阅，须仗伯恭与诸朋友共成之也。”
综上所述，足见从乾道二年（1166）《伊洛渊源录》拟就大纲，到九年得一初稿，迄于淳熙元年冬，全书并未取得定本形态。因而今人谈《伊洛渊源录》，每以清初王懋竑辑《朱子年谱》为据，判定该书成于乾道九年，这样的一个结论就很值得商量了。事实上，如果将朱子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与今本《伊洛渊源录》比照，我们即可发现，通行本同朱子的本意多有乖违。谨依朱子答书次第，掇其大要，略述如后。
朱子答书所论凡十五条，或解释辑录初衷，或提出修订意见，依次涉及今本《伊洛渊源录》中卷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三诸卷内容。第一条论卷三所引《胡氏传家录》语，朱熹接受吕祖谦的意见，拟修订原稿，信中表示：“元丰中，诏起吕申公。此段初因虑其有误，然以其不害大体，故不复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马温公，温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题，改‘寄’为‘赠’可也。”而今本既未删所述之八个字，亦未依《河南程氏文集》改“寄”为“赠”，显然与朱子本意不符。第三条论卷四《伊川先生年谱》所述讽谏哲宗折柳事，吕祖谦主张删除，朱子则维持己见，并进而提出一折中方案，于折柳事后注如下数字：“某人云，国朝讲筵仪制甚肃，恐无此事。”今本无“某人云”句，仅有“恐无此事”四字。第六条论卷四遗事第四则所引《涪陵记善录》事，吕祖谦指出程颐制西京国子监时，文彦博并未任洛阳尹。朱熹认为言之成理，“潞公未尝尹洛，疑此有小误”。而今本并无此注。第九条论卷七记吕希哲从学佛、老事，朱熹认为“似不必载”，而今本依然载之甚明。第十二条论卷八蓝田吕氏兄弟编次，朱熹指出：“吕进伯、和叔本当别出，以事少无本末，故附之与叔，甚非是。告访问增益，别立两条。”而今本于吕大忠、大钧并未别立两条，仍旧与吕大临一并编录。凡此，皆表明通行本《伊洛渊源录》，并未按朱熹《答吕伯恭论〈渊源录〉》所述加以修订，因而它当是乾道九年的初稿本，非经朱子亲手定稿。
关于《伊洛渊源录》通行本的乖违朱熹本意，在朱子晚年的论学文字中，亦能寻出有力的直接佐证。绍熙二年（1191），朱子时年六十二，他于《渊源录》谈了两条否定性的意见。一是否认书中卷五邵雍传记材料为己作，二是邵武印本《渊源录》系后生传出，并非己愿。第一条意见，见于《朱子语类》卷六十答门人郑可学语。可学问：“《渊源录》中何故有康节传？”朱子答道：“书坊自增耳。”第二条意见，则在《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吴斗南》中。朱熹于此信中写道：“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当时编集未成，而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见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须作。比来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门人恐未有承当得此衣钵者。此事尽须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获也。”朱熹的这两条意见表明，直到朱子晚年，由于他对程门诸弟子的能否光大程学深致怀疑，因而不唯无意去修订《伊洛渊源录》初稿，而且于他人的擅自将“编集未成”的稿本刊行而引为憾恨。在这样一个心理状态之下，迄于逝世，朱子于《伊洛渊源录》始终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我们赞成清代雍乾间学者全祖望的看法，即《伊洛渊源录》实为一部“未成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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