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波粒二象性

量子理论中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波粒二象性，它是指所有的物质粒子不仅可以部分地以粒子的术语来描述，也可以部分地用波的术语来描述。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物质粒子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粒子性。托马斯·杨（Thomas Young）的双缝干涉实验就是用来说明光的波粒二象性的最典型的实验（见图2-1）。

资料来源：新科学家.科学速读：量子物理新话.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24.

一个光源照射到一台双缝装置上，当缝的宽度足够小，且我们不试图观测光子时，即使我们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它的表现也会像一个波——波会同时通过两条缝隙，然后自己与自己发生干涉，在屏幕上形成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然而，一旦我们想弄清楚这个光子是从哪条缝隙穿过来的（如在狭缝后放置探测器），光子就会表现得像一个粒子——从两条缝隙中的任意一条穿过，在屏幕上形成一个小亮点，之前的干涉条纹也随之消失。

波粒二象性中的“波”“粒”概念就类似于传奇画家莫里茨·埃舍尔（Maurits Escher）在他的名画《两只飞鸟》中所描述的白鸟和灰鸟（见图2-2）——白鸟和灰鸟看似有所区别，实则是一个整体；它们相互描述、相互规定，没有白鸟就没有灰鸟，没有灰鸟也就没有白鸟。然而，如果我们将思维或视角集中于画面的一个方向，只能得出“要么是白鸟”“要么是灰鸟”的二选一结论。

在这里，将视角集中于画面的一个方向，就相当于采用了双缝观测或者安装探测器这两种观测方式中的一种。如果把双缝观测视为从左到右观察画面（此时我们看到了白鸟），安装探测器就相当于从右到左观察画面（此时我们看到了灰鸟）。我们最后得出白鸟或者灰鸟的判断，就分别对应于“光子同时穿过两条缝隙”（对应光的波动性）和“光子随机穿过一条缝隙”（对应光的粒子性）的实验结论。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幅画描述的既不是白鸟也不是灰鸟，或者说它描述的既是白鸟也是灰鸟，是白鸟和灰鸟的叠加态，是“灰白鸟二象性”，也就是双缝干涉实验所呈现出的光的波粒二象性。

“ P 2+ V 2≤1”是量子理论中的量子态普适公式，其中的 P 和 V 分别代表物质的粒子性和波动性，或者说定域性和非定域性。从广义上说，粒子性和定域性描述了一个事物的离散性、独立性和边界性特征——我们只研究眼前这个事物以及它与相邻事物的相互作用关系，就能将这个事物了解清楚，而不需要知道与它相距遥远的其他事物的信息；波动性和非定域性则描述了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关联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我们要研究眼前这个事物，就一定要研究与它相互关联的其他事物，即使其他事物与它相距遥远。因为无论距离远近，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都不能忽略，这些关系中包含着当前事物的必要信息。根据公式，一个物理量如果处于定域或非定域的纯态中，普适公式的计算结果就会等于1，但由于微观粒子的物理状态始终不确定，纯态状态始终不存在，所以这个公式的计算结果会始终小于1。还可以看出， P 和 V 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代表定域性和粒子性的 P 值越大时，代表非定域性和波动性的 V 值就越小，反之亦然。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波粒二象性并不是微观粒子的独有特征，所有物质包括宏观物体都具有波粒二象性，只是由于宏观物体的质量较大，它们的波动性表现得并不明显。在一般意义上，波粒二象性还可以理解为一种软硬兼具的双重性：粒子的一面代表硬件、物质和实体——它们就像很多硬质小球，咯咯地碰撞，然后弹开；波的一面则相当于软件、关系、信息和精神——只不过与我们所熟悉的任何种类的波都不同，它不是任何实体或物质构成的波，而是知识或信息的波，是一种用概率描述的波。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粒子性反映了事物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波动性则反映了事物之间、事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量子管理学奠基人丹娜·左哈尔（Danah Zohar）立足于波和粒子的扩展意义，将它们与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串行思维和并行思维、智商和情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等概念关联对应起来，进一步拓展深化了波和粒子的内涵和外延（见表2-1）。

一般来说，大脑的思维活动可以分为两种：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左脑思维倾向于将复杂的问题抽象为逻辑、符号和概念，并按照逐步逐级、线性、受制于规则的顺序路线对它们进行“串行”处理。因此，左脑思维通常也被称为串行思维、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其特点就是理性化、讲逻辑、有规则、成体系、人为定义与划分、目标导向等。与左脑思维形成鲜明对比，右脑思维根植于我们的情感和亲身体验，倾向于用心和身体进行感悟领会，同时将问题转化为图案和图形，按照联想、非线性、自由连接的方式对问题进行“并行”处理。因此，右脑思维通常也被称为并行思维、感性思维、联想思维，其特点就是感性化、重直觉、少规则、习惯化、分散并行、自然生成等。

串行思维和并行思维、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一方面是左脑和右脑的主要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分别赋予我们智商和情商。智商就是智力商数，反映的是我们的认知、逻辑和计算能力，通常是逻辑性的、理性的、受规则约束的；智商高的人往往善于处理目标明确、边界清晰的任务型、标准型工作。情商就是情绪商数或者情绪智力，反映的是我们识别他人情绪、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通常是关联的、感性的、发散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被称为“情商之父”的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曾经给情商下了一个非常通俗的定义：自主动机和坚持、反思的能力，控制冲动的能力，对情绪的觉察力，同情心以及交朋友的能力。这个定义充分说明，情商是我们与他人正常交往、实现沟通的基础，情商越高的人越善于处理没有特定的目标和界限、涉及复杂情感和人际关系的感受型和实践型工作。

不难发现，粒子所具有的独立性、边界性和个体性特征，正好可以用来表征左脑思维、串行思维、理性思维和智商。粒子性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事、物之间清晰的边界划分，赋予事物独立、个性的特征，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人主义、个体权益以及私有竞争的理念密切相关。波所具有的关系性、模糊性和整体性特征，正好可以用来表征右脑思维、并行思维、感性思维和情商。波动性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事、物之间紧密的关联关系，将事物看作它与周边事物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东方文化所强调的集体主义、人际关系以及共有协作的理念一脉相承。

任何单一的思维方式和智能模式都各有侧重和局限。比如，左脑思维逻辑性很强，做事有条理有计划，但往往缺乏创新和灵感；右脑思维在直觉感悟、形象识别、空间判断、理解复杂关系以及情绪表达方面都远远超过左脑，但它往往非理性、情绪化，容易脱离现实，缺乏思维的条理性和可操作性。只有将左脑和右脑、串行和并行、理性和感性、智商和情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系统地发挥思维能力，充分理解事物本质。事实上，以上这些看似矛盾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它们相互影响，不可分割。

“斯坦福棉花糖实验”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实验过程非常简单：实验者给孩子们每人1块棉花糖，并借口说要出去10分钟，同时会告诉孩子如果他们暂时忍住不吃，等实验者回来，每个人能再得到2块棉花糖。这个实验表面是要测试孩子的情商，因为根据戈尔曼教授的定义，控制冲动的能力是情商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孩子愿意等待，他的情商水平就不会太低。与此同时，这个实验还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孩子在决定等待之前，会大概地盘算和估计一下，10分钟2块棉花糖的交易是否划算？这个交易的可信度如何？与其他的东西相比（如与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耍），多出来的2块棉花糖是否值得等待？这个思考和揣度的过程恰恰反映了这个孩子的智商和理性判断能力。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情商和智商不仅不是相互矛盾对立的关系，它们在根本意义上相辅相成，彼此促进。2004年所做的一项科学测试更加明确了这个结论：一群科学家对102个志愿者展开智商、情商和人格的测验后发现，智商与情商不仅不是无关的，更不是负相关的，而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智商越高的人情商往往也越高。

虽然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串行思维和并行思维、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等都是我们熟知的概念，但实际上，除了以上这些具有相对性和矛盾性的思维方式和智能模式，还存在一种整合并超越于它们的全新思维，即左哈尔教授所说的“第三种思维”。第三种思维兼具了左脑与右脑、串行与并行、理性与感性的优势，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也被称为全脑思维和超思维，它同时也是融合了粒子和波、物质与信息、硬件与软件、西方和东方文化的量子思维。

第三种思维建立在打破一切固有观念和知识藩篱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定义我们的思维和认知体系，回归事物本源去发现和思考问题，同时赋予我们超越智商和情商的灵商，即心灵智商（SQ）。灵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它的提出者是量子管理学的奠基者左哈尔教授。她将灵商概括为“一种对事物本质的灵感、顿悟和直觉思维能力”，同时系统阐述了灵商与智商、情商之间的关系，并将灵商看作一种超越智商和情商的全新智能以及人类自我的“第三个层次”。在左哈尔教授看来，灵商不仅重塑了我们对世界最底层的假设和认知，重新定义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处境，还是一个人内在驱动力、内在能量和内在创造力的不竭源泉；灵商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所追求的意义、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中，回答了关于生命的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是量子自我的极致表达，它在本质上就是量子思维。 d1xsKfymm2jSW+lbQak/KD55FafnCPP/Ve789YhO3tpa17k/K9y8RJGx747Wg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