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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公布了《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这标志着其政府团队已开启对外战略总体规划。在该指南中，拜登政府强调了新冠疫情、经济衰退、民主倒退、种族问题、气候变化及与中俄竞争对当今全球安全形势和美国命运的重要影响。同时，拜登政府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重点：一是面对国家安全问题，要重视外交、民主和国际体系，“拜登政府将外交视为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第一工具，民主是其最大的资本”；二是高度重视新兴技术、太空、网络、健康、气候等领域，“美国必须在新兴技术、太空、网络、健康和生物威胁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三是将中国视为未来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唯一可能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从而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国防部为应对中俄等威胁，应调整资源，将支出转移到发展影响未来军事和国家安全优势的尖端技术和能力上”。
自上任之后，拜登马上开始了与欧洲、亚洲盟友的电话沟通，并先后在和欧、亚盟友深度沟通后与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通话。虽然由于疫情而更难实现访问，但拜登政府还是较快地与加拿大、墨西哥等邻国以及欧亚盟国的领导人进行了较为广泛且频繁的网络视频联系，并在执政百日实现了与日本、韩国两国的外长与防长“2+ 2”会晤、中美阿拉斯加高级别战略对话、日本首相访美以及举办领导人气候峰会。
第一，拜登政府开启推动所谓“中产阶级外交”的对外政策议程。2021年2月4日，拜登以访问美国国务院为契机发表了其就任以来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指出“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不再有明确界限。我们对外的每个行动，都必须考虑到劳工家庭的利益。推进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需要迫切关注我们国内经济复兴”。随后，拜登政府于2021年3月3日公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又将中产阶级视为国家“脊梁”，重申了确保其利益的重要性，并强调将劳工家庭诉求放在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事实上，“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对外政策”或简称“中产阶级外交”是拜登及其团队在大选期间就提出的具有一定竞选口号色彩的对外议程，目前来看也正成为其执政后重点推动兑现的政策承诺，值得高度关注。
从对中产阶级关切的判断与政策期待的评估出发，虽然同为“内顾”，但自上台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在聚焦方向、政策工具以及实现路径上都在尝试采取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实现路径：不同于特朗普从“本土主义”出发的外部归因，拜登强调美国自身能力与竞争力的提升；不同于特朗普采取的单边制裁手段，拜登看重新规则制定权；不同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拜登努力修复盟友和伙伴关系。总体而言，“中产阶级外交”在具体实现过程中率先表现在经贸政策上，体现为提升自身竞争力（包括社会治理、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研创新）、制定经济全球化新规则、团结“民主国家”经济体并构建“民主供应链”联盟。在安全与防务政策上，拜登政府希望重视“外交”而非“军事”手段以及保持军事克制，具体体现为希望尽快结束也门战事、为阿富汗撤军设定新时间表等。
可以肯定的是，“中产阶级外交”更像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折中”，旨在回应美国内外问题加剧、国际形象与地位恶化的现实，并有助于同步整合民主党内部分歧与应对共和党对蓝领中下层群体的继续吸引。我们必须看到，该议程存在着所服务群体范围过宽且诉求不一、实现强化盟友等目标存在内在矛盾、所需美国政府内部协调难度大等挑战。由于美国现有政治框架与决策生态的局限，仅仅在对外政策上的调整最终也无法实现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目标。
第二，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大国竞争”的方向，但采取了所谓“美国回来了”等强调修复盟友关系的回归路径。虽然拜登及其团队在竞选期间表现出在诸多内外政策上否定特朗普政府做法的倾向，但其上台后在“大国竞争”的方向上并没有任何转向，继续将战略重点聚焦于俄罗斯与中国。为了推进大国竞争并符合“中产阶级外交”的理念，拜登政府强调修复盟友体系，通过构建针对中、俄两国的所谓“多边主义”来实现“美国回来了”，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
对俄政策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着墨较多的领域，凸显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为了保持战略稳定并确保对外成本投入可控，拜登政府较早与俄罗斯沟通，确定了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续约，实现了美俄两国的“消极合作”。同时，拜登政府不但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4月22日的领导人气候峰会，而且希望与其在第三国会晤。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显然是冷战结束之后首个上台之初对莫斯科、对美俄关系缓和不抱任何期待的新政府。也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在经济制裁、干涉内政、操纵“人权事务”、驱逐外交官、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对俄罗斯施压，并通过各种手段驱动欧洲盟友特别是中东欧国家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通过对俄示强的一系列攻势，拜登政府希望对外展现其在执政百日之内快速修复与欧洲盟友关系的所谓“效果”。与此同时，这一系列对俄施压以及俄罗斯的反击也在客观上渲染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复杂化乃至恶化了俄罗斯与欧洲合作的氛围，推进了美国拉拢欧洲盟友的进程。
与施压俄罗斯同步，拜登政府也与欧洲盟友展开了密切互动。2021年2月19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其上任以来首个多边外交讲话，并将在2021年6月选择英国和比利时作为上台后的首批外事访问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盟友特别是法德等传统国家对于拜登政府的政策调整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一方面积极欢迎“美国回来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保留态度。对于法德等国而言，至少过去四年美国的作为已让其清晰认识到美国国家能力、意愿及其能够投入资源的局限性，进而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务实地选择与美国的合作策略。拜登在慕安会讲话之后，法德领导人也各有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坚持将不会改变欧洲“战略自主”的步伐；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我们（美欧）的利益并不总一致”。换言之，对于在口头上宣称“回来了”却无法投入更多资源反而依赖盟友更多参与的美国而言，要实现快速强化盟友关系目标也存在着现实中的压力。
除了强化传统欧洲盟友之外，拜登政府的外交重点显然延续了奥巴马、特朗普两届两党政府以来的战略方向，突出聚焦于亚太或“印太”地区，继续推动所谓“印太战略”。显而易见，拜登政府已将所谓“印太”地区视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首要区域，主张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盟国为基础，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为主体，大力吸收区内外伙伴国，打造制衡中国的地区架构，进一步加大对华展开包括规则锁定、供应链竞争以及军事威慑在内的各种压制。2021年3月12日，拜登政府主持召开了“四方机制”的首次领导人会议，四方决定围绕新兴关键技术、疫苗生产与分发、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成立工作组。2021年4月15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成为拜登政府上台后在美国本土接待的首个外国国家首脑。美日领导人会晤之后发表了多份声明或文件，其中针对中国的意图越发明显：不但提及了对和平与稳定的台湾海峡的所谓“关切”，而且提出了美日之间所谓“竞争力和韧性”（CoRe）伙伴关系，宣誓将共同关注“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将在贸易、科技、WTO改革以及供应链重塑等多个领域强化合作。此外，拜登政府还进一步推动英、法、德、加等盟友以及北约介入“印太”事务。
第三，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议程凸显了民主党长期主张的政策议程与价值观倾向。其一，拜登政府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倾向于尽可能回归奥巴马政府期间的路线，比较明显地体现为其在伊朗核协议的态度上，这也增加了相关方与美国互动的空间。其二，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明显回归体现了民主党的价值观、所代表的利益诉求以及政策议程。但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美国仍旧希望成为制定规则的领导者，并试图以相关规则主导来服务于大国竞争。在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上，如疫苗的全球分配等，拜登政府虽然也表现出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相对积极性，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针对性，即通过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团结西方来孤立、规锁中国等竞争者的态势。其三，拜登政府在对外事务中凸显了对民主党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过于理想化追求。比如不顾沙特阿拉伯的立场而在“卡舒吉案”上表达明确态度，或者公开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而招致土耳其等国的强烈反对等。这些对于西方价值观的追求可能有助于强化西方传统盟友关系，但同时也会对某些相关的特定盟友关系走向造成较大影响。与此同时，2021年开年以来的缅甸局势也对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所谓“价值观外交”构成了较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