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华文明的特质

中华文明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板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华文明形成富有特色的性格。

其一，人文传统。

有别于其他重自然（如希腊）或超自然（如印度、希伯来）的文明类型，中华文明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当然，这种“重人”，并非单纯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其二，伦理中心。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做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华文明，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这样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

其三，尊君重民。

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去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因此，“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民本”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华文明的一体两翼。

其四，中庸协和。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会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风。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其五，延绵韧性。

中华文明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 精神，使中华文明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认同”使中华文明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华文明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吸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华文明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出现过大幅度“断层”，甚至盛极而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唯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以文学论，《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奇峰迭现；以学术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此伏彼起，蔚为大观。这种在一国范围内诸门类的发展序列保有如此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形态，是世界文明史上的特例。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东亚，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明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千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旧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文明必然在中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 NHTVjms+e717XWSImSDWx8eauNVXEG7Nx5pMkPE6mZup0c5w19l13PNVxe51xO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