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华文明的生态状况

中国人古来之所以长期自认处于世界中心，与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孕育的生态状况颇有干系。

文化生态由自然场与社会场交织而成。“自然场”指人的生存与发展所附丽的自然环境（又称地理环境），“社会场”指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分为经济层与社会层。此外，文化的民族性和国度性决定了它要受到特定的国际条件制约。因此，考察中华文明的生成机制，应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四方面加以整合。

一　地理环境

对中国地理大势首次做出概括的，是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汉代人将其收入《尚书》）。该文提出华夏族的“四至”观：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这一洗练的描述当然需要补充：中国东边面临的大海，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太平洋，并非地中海、波斯湾那样的内海；其陆地外缘，不仅有西北横亘的漫漫戈壁，还有西南耸立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纵贯边陲的横断山脉。大海、沙漠、高山共同围护着板块状的东亚大陆，使之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而其内部，又有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气候条件繁复的特点，从而为文明的多样发展、文明中心的迁徙转移提供条件。

东亚大陆的地理格局，是中华文明独立发生，并在以后漫长岁月中能够保持一以贯之的统系的原因之一。

二　经济土壤

地理环境影响文明发展，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

人与自然呈双向交流关系。一方面，人的活动依凭自然，受制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这种双向同构关系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亦即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器用文明，既是广义文明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为制度文明、行为文明、观念文明的生长发育奠定基础。

延绵久远的中华文明大体植根于农耕与游牧这样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温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前者被人们开辟为农耕区，养育出一种以定居农业做基石的，礼制法规齐备、声明文物昌盛的农耕文明；后者则成为游牧区，繁衍着无城郭、礼仪，游牧为生，全民善骑战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会，是世界远古代、中古历史的一大主题，中国人自先秦直至明清反复论及的“华（农耕人）狄（游牧人）之辨”正是这一主题的展开；而东起海滨，西及大漠的万里长城，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际线，多少历史壮剧在这里演出。

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还有中原定居农耕方式与南方山地游耕方式两种类型。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地民族（如苗、彝、黎、高山等族），直到近古甚至近代，仍然刀耕火种，迁徙无定，但移动范围大体在南方山地之内，与中原农耕民族不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故这两种经济方式间不像游牧与农耕那样彼此争战不息。历代中原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设官治理，推行羁縻柔远政策，偶尔伴之以武力镇压。

在近代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以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其间又分为两大段落：一为殷商、西周的土地国有（王有）及村社所有、集体劳作阶段。殷墟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卜辞。“协”字像三耒并耕，是殷代庶众在王田共耕的写照。《诗·周颂》则多次出现“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字句，说明西周普遍实行在“公田”上集体耕作的方式。二为东周至明清的土地私有、个体劳作阶段。自春秋、战国开始，土地国有（王有）、私有并存，而私有渐居主导，土地逐步可以自由买卖，单家独户经营、男耕女织的小农业自然经济构成主体，“牛郎织女”的故事便是其典型化摹写。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广阔而坚实的基础，正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与此相辅相成的地主—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以及地方小市场在城乡的普遍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构成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完整结构。

如果说，在土地王有、集体生产的农村公社—领主经济的土壤中养育出殷商、西周神权至上的官学文化；那么，在土地地主—自耕农所有、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土壤中，则培植了晚周虚置神权、以人文为研习重点的私学文化；两汉以后又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融会佛道的帝国文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大规模东渐，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以商品经济为动力源的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从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一种更新的土壤。

三　社会结构

文明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方能创造并发展文明。

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大约是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进化。希腊便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典型。然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虽发生过诸多变迁，但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却长期保留，这与中国人的主体从事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有关，使得中国跨入文明门槛以后，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很不充分。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其余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则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袭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

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诚如近代梁启超所说：

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

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振长策而御宇内”，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制一直沿袭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方形成君主专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形成早、持续久，而且两千年间虽有起伏跌宕，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严密控制，包括用户籍、里甲制度牢笼人身，用政治控摄文化、权力干预学术，从而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

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政治型文明范式，延绵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承传不辍。

四　国际条件

跨入文明门槛以后，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涌入以前，建都中原农耕区的王朝，其文明水平一般都高于周边四夷，因而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称四夷为“陋” 。处于文明“高势位”的中原人长期认为，只有华夏文化施影响于夷狄，而少有逆向影响，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中原王朝被武功强悍的周边游牧人击败的事例，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并未出现危机，文明发达的中原人一再使野蛮的征服者被征服——凡是进入农耕文明圈的游牧人，经过一代或数代，无不“汉化”，便是雄辩的例证。

由于中华文明在古代明显领先于周边地区，所以中国虽然广为吸收周边文化成果，但主要是中华文明施影响于周边。汉字、儒学、礼法、农业及手工业技艺，都是中国输往周边的文明品种，以至日本、朝鲜、越南等被纳入“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秦汉以迄明清诸王朝无论是与中亚、西亚交往，还是与东邻日本以及南洋诸国交往，都有一种“天朝上国”俯视夷狄的意味。汉代“凿空”西域的张骞、班超，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无不胸藏“宣威异域”的恢宏气魄，究其底蕴，盖在国力强劲，文明昌盛。

古代中国的邻邦，其文明水平较高者是印度。但由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阻隔，中印之间经济往来、人员交流不多，但南亚的佛教文化经由印、中僧人的努力，得以北传，对两汉以降的中华文明发生深刻影响。不过，佛教文化在影响中国的同时，又被中国人所吸纳消化，魏晋隋唐以降，佛教日渐中国化，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将佛学与易学、思孟学交融互摄，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士人欢迎的形态；两宋以降的一批儒者，在坚持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广为吸收佛学思辨成果，创建新儒学——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教与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构成中古及近古中华文明的两大精神支柱。

综观古代中国，虽然面对过足以改朝换代的异域军事力量的袭来，也曾迎受过佛学那样高水平的观念文化的传入，但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发生过动摇。然而，时至近代，情形发生重大变化——被近世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殖民者跨海而至，荒渺遥远的“泰西”一变而为近在咫尺的威胁。西洋人用大炮、鸦片和商品，打破中国自古形成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壁，欲将中国纳入西方文明的总流。李鸿章在19世纪中叶痛陈中国亘古未遇的严峻形势：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縻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就揭示了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新特点：第一，昔时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现在则转移为从东南沿海登陆的西洋人；第二，昔时中华文明的水平高于外域，而现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列强挟工业文明威势，从器用、制度、观念诸层面使东方农业文明相形见绌。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中华文明也并非最为优胜。

中国在近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古代的国际环境，中华文明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全新的参照系，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东西文明的差异何在？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文明焕发活力从而迎头赶上？中华文明以此为契机，揭开崭新的一页。 O2T63+aSe5DXSpov8VMh7kCXLFBQfx3DW4D83UWP888WufbLEVbSBEDo2GguWF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