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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属器及文字使用大体同步的，是私有制深化发展，军政首长由推举变为世袭。
大约成文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提出“大同”与“小康”两种先后相承而又彼此对立的社会模式。前者是“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的原始公产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的私有制阶级社会。而夏朝初期正处在由“大同”转向“小康”的关键时期。
《墨子·尚贤》《孟子·万章》《尚书·尧典》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脑尧、舜、禹“禅让”的记述，那正是“公天下”时代军政首领“公举”“让贤”的写照。
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长，他“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是“大公无私”的民众领袖。但禹以后，情形转变。
先秦典籍关于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脑尧、舜、禹禅让的记述，那正是“公天下”时代军政首领“公举”“让贤”的写照。图为当代李建国《尧舜“禅让”》。
《史记·夏本纪》说，禹曾举益为继承人；禹死，天下授益。三年以后，益让位于禹子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里把“禅让”过渡到世袭描述为一派礼让之风。而《竹书纪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楚辞·天问》等典籍则说，禹死后，启、益争斗激烈，最后，启排斥益（或诛杀益），方建立起世袭王权。后说似较合理。
启世袭禹的帝位，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标志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政权“世及”时代来到，特殊的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一系列行政措施应运而生——传说“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实行区域统治；兼并部落的战争风起云涌，所谓“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法律和刑罚订定；“夏后氏官百”
，官僚机构已成规模。这都是国家正式君临人间的表现。
因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直接文献，故这一朝代仍然带有传说性质。但考之以距今四千年左右（与夏朝年代相当）的二里头文化，可以得见夏文化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以及各种蚌器和骨器，另外还有铜镞、铜锥、铜凿等红铜器及青铜器出土，表明夏代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由此推测，夏铸“九鼎”的传说
并非妄论；而铜戈的出土，使夏代“以铜为兵”之说
获得实据。二里头宫殿遗址及登封古阳城遗址的出现，则是国家政权建立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