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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先民在原始公产的石器时代，不仅发明农业、创制陶器，而且还培植出质朴的精神之花。
语言是劳动的产物，它与人类社会同时形成和发展起来。最初产生的是手势语言，进而形成分节口语，成为人们交流思想、协调动作、传授经验的交际工具。
为了帮助记忆和传递信息，先民还创作了各种记事符号，如《易·系辞》所载的“上古结绳而治”，又如《旧唐书·南蛮传》所载少数民族的“刻木为契”。
父系氏族制社会晚期，先民创造出更加复杂的刻画符号。如1954年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其口沿上有一百多个共约三十二种刻画符号。以后又在陕西姜寨发现一百二十多个约四十多种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已经走到文字的边缘，成为汉字的前驱。
父系氏族制社会晚期，先民创造出更加复杂的刻画符号，已经走到文字的边缘，成为汉字的前驱。图为传说中造字的仓颉的画像。
古籍有关于初民绘画的记述，如《吕氏春秋·句躬篇》的“史皇作图”，《路史》的“颗首作画”即是。征之以考古发现，原始绘画有装饰性图案画和写实性绘画两种，均见于彩陶。彩陶图案表现出由具体形象到抽象线条演化的趋势，如半坡彩陶有鱼的抽象化图案、庙底沟彩陶有鸟和花的抽象化图案。此外，后世中国画以笔墨造型，基本技法为勾线法、没骨法、填色法，这些特点在原始绘画中已有显现。
初民的雕刻艺术，有骨雕、牙雕、陶雕和石雕，以平面线刻为主，浮雕、圆雕和透雕较少，这与当时缺乏坚硬度大的金属雕琢工具有关。
随着制陶术的普及，陶塑艺术也得到发展。陶塑题材广泛，有家畜家禽、飞禽走兽、房屋、人像。注意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是其显著特色。这一点影响后世中国艺术至深至远。
原始音乐有声乐与器乐之分。声乐在原始社会本极发达，它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群众性艺术，但时间的流逝使口耳相传的古声乐曲散音消，今日已无法窥见原貌。器乐则因古乐器少有保存而可略观其面目。《路史》称“疱牺灼土为埙”“伏羲削桐为琴”“伶伦造磬”，《世本》称“夷作鼓”，都是讲原始乐器的创制，而埙、磬等古乐器时有出土，证实这些传说并非向壁虚造。当然，原始乐器并非个别人发明，乃是初民的集体创造。
舞蹈是带节奏的人体动作，用以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生活。它与音乐相伴相依。氏族制社会人们聚族而生，集体劳作，集体娱乐，故舞蹈尤盛。《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述初民载歌载舞以庆贺狩猎成功和农业丰收，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情形；《韩非子·五蠹》的“执干戚舞”文句，则表现虞舜时期为征讨三苗，举行军事舞蹈的场景。一些出土彩陶上，往往绘有集体舞蹈图形，是原始艺术的直接摹写。
天文历法知识的萌生，早于农业的发明。
初民在狩猎、采集和迁徙过程中，逐渐熟悉太阳东升西没、月亮圆缺、气候寒暑更替等自然现象，积累起最初步的天文历法知识。而农业发明以后，天文历法知识更向深度、广度拓展。古籍关于疱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及容成用历、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
的种种传说，正是初民探索天文历法知识的写照。而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恰可证实这一点，如郑州大河出土的陶器，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和星座图；连云港将军岩的岩画，有一组描绘日、月和其他星象。这便是新石器时代初民仰观天象的艺术写真。
原始社会舞蹈是带节奏的人体动作，用以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生活。图为贵州花溪岩画上原始社会舞蹈的图案。
《路史》有“隶首作数”的传说，征之以半坡出土的彩陶，可发现反映数的概念的各种纹饰，如三角纹、斜线纹，还有两条线、三条线、四条线、五条线、六条线、七条线分别组成的纹饰。庙底沟的一件陶器有两个填以网纹的圆形图案。梅堰出土的鱼形骨匕，两边的三角纹的组数相等，各为十二组。可以推见，当时的人们对十二以内的数有着明确的概念。屈家岭出土的中空球状陶器，整个球体被等分为二十四个球面等腰三角形，可见当时已有等分球体的实际几何知识。
《韩非子·五蠹》载，有巢氏“构木为巢”，《易·系辞》则有“穴居”之说，这是关于建筑起源的古老传说。“巢居”与“穴居”同为中华先民最早的两种居住方式。以后，在长江流域“巢居”发展为“干栏”式建筑，即在基址先打木桩，再加铺板，作为房基，然后在其上架盖居室。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做此种建筑用的上千个木构件，可推见该地干栏式建筑的规模不小。在气候较寒冷的黄河流域，“穴居”得以保留和发展，形成土木合筑的混合结构，并流行夯筑技术。干栏式建筑和土木合筑式建筑成为以后中国建筑的主体，与古希腊以岩石为材料的建筑形成比照。
典籍记载，有巢氏“构木为巢”。图为描绘原始人构木为巢的图画。
《史记·补三皇本纪》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医学及药学起源的历史。当然，这里的“神农”应释为无数初民。百草成药，以治百病，构成我国医学及药学的传统，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