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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问题及缘起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单位, 每个人都从家庭中来,最终还要回归到家庭中去。传统时期,家庭嵌套于稳定的熟人村落中,人员结构、关系、资源是静态、低流动的,尊卑有序的伦理纲常和村落人情体系共同塑造了稳定的家庭结构与秩序,使之承担起国家的政治伦理、社会管理、赋税徭役、法律和福利功能。 随着市场化的到来,工业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为社会发展注入高速流动剂,原有的稳定、低流动状态被打破,“变”成为时代的特写。

当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剧烈转型,人员高速流动,家庭也面临着巨大变动——原本结构稳定、关系紧密、功能齐全的家庭变得日益松散。农村家庭呈现出人口规模减小,关系简化,结构小型化、核心化的特征; 个体更加关注个人的情感和欲望,家庭向资源供给场和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蜕变。 婚后即分家的现象日益普遍; 农村家庭开始出现人口与户籍、居住与休闲、吃与住相分离的结构性变动,核心小家庭在直系大家庭中呈现“时分时合”“疏而不离”的多元流变形态,甚至连最具稳定性的父母子(女)三角结构也因代际的市场化流动削弱了其固有的稳定性,“变”同样成为家庭的现代特征。然而,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作为人类基本单元的家庭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混乱和失序,家庭中“无公德的个人”也有待验证。一方面,个体的崛起对家庭的冲击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家庭依然作为一个稳定有序的单元体在有效地运转着。那么,家庭是如何调适内部的利益与变动,权衡个体与家庭需求,使之以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继续维持其基本的稳定与秩序呢?本书正是基于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实证调研和逻辑思考。

转型时期,对家庭造成重要影响的无外乎市场经济的形塑、国家行政力量的改造、传统文化的绵延维系和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冲击等,各因素的力量(例如,华南地区的宗族文化影响、华东地区的发达市场经济影响和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等)强弱不同,对各地区的影响程度亦不同。不同的区域,家庭的转型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华北地区作为中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其传统的伦理秩序、人情结构及道德规范因生产方式的延续而得以有效保留。但与此同时,市场化大潮无孔不入的侵入使得村庄里的农村家庭不断改变其原有的形态。当少子化、独子化成为普遍的家庭事实后,农村家庭的生活实践便从横向的兄弟家庭转向纵向的血缘直系家庭,代与代之间的灵活分工与配合将核心小家庭的认同边界打破,深度介入市场经济的成员关系夹杂着多元成分,家庭结构分合流变。那么,家庭内部的分与合、独立与共产是基于什么逻辑而实现的?这种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家庭变动形态在农村得以普遍实现的社会性基础又是什么?是被世人惋惜的日渐淡薄的家庭伦理,还是市场经济所预设的个体本位?显然,不可能是单一因素的决定性结果,而是家庭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不断地自我调适与权变,在多元思潮的共塑中通过兼容传统与现代元素,努力实践的中国家庭本土化变迁之路。

外部世界动荡变迁,家庭内部却通过各种变体依然固守着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稳定性。那么,农村家庭能否以及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寻求平衡点?又是如何去调和个体发展与家庭利益、权利与义务的?基于此,本书将农村家庭的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分析的起点,以血缘直系家庭为观察实体,试图去探寻现代农村家庭的权衡基础和权变逻辑,最终描绘出一幅我国农村家庭的本土化变迁图景。 N00G5i90shpdfqmz/qzIWoYxxbr650sU7GREhW+yeZCE/dQDTx5zrAJOtyKHe7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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