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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读过《启蒙辩证法》开头的“理论”章节后，就不会为这第一次旅行（excursion）专门针对《奥德赛》 [1] 而感到奇怪。因为《奥德赛》已首先在关于塞壬的章节的讨论中亮相了。因为对“启蒙”的讨论取决于它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神话”以及“理性”的暧昧关系。正如他们在该书序言中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所说“神话已经是一种启蒙，而启蒙则回归神话。” [2] 这就是转向荷马史诗的原因。因为作者写道，“没有任何作品能更有力地揭示出启蒙和神话（Aufklärung und Mythos）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 [3] 。简而言之，作者试图划定的“辩证法”虽然和近代欧洲思想史有关，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那里可以更直接地观察到某种理性偕同神话，而且对抗神话的斗争。这一论点使人想起瓦尔特·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对悲剧的讨论。本雅明同样将“悲剧”和古希腊时期对神话的抗争联系起来。但相似性仅此而已。因为本雅明主张“悲剧”的概念必须专门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希腊文化的古典时期——并且决不能与现代戏剧混淆，比如巴洛克的Trauerspiel（因此这个词不应翻译成“悲剧/trage-dy”，而应是“哀悼剧/mourning play”）。相比之下，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强调了《奥德赛》中史诗和神话的对抗与近代欧洲思想史之间的连续性（对此他们在关于康德和萨德的第二次“旅行”中进行了更直接的讨论）。
这样一来，奥德修斯（Odysseus）——我更喜欢用他的希腊名字，而不是更广为人知的拉丁文名字尤里西斯（Ulysses），原因也许在发言结束时会出现——（奥德修斯）因此可能成为西方理性这一双重矛盾倾向的典范人物。
这里我再稍稍打断一下自己，再做一次短暂的“旅行”（excur-sion）——这次涉及我在上一句话限定“理性”所用的形容词“西方”（Western）。这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没有做出的限定——至少没有明确表示。他们强调，尽管他们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而且是“极权主义的复燃”，但这反过来不应被视为一个“历史的偶然”（historische Zwischenfälle） [4] ，而应被视作一种“重大历史趋势”（großen historischen Zuges） [5] 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表明，对某种总体化倾向的批判本身是如何轻易地滑入一种总体化的语言的。这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进行思考的倾向，无论它们多么辩证地矛盾，多么具有地缘政治的局限性，都很容易鼓励一种普遍化，而这种普遍化本身就需要批判性的关注。使用诸如“神话”“自然”“对自然的统治”等范畴有助于抹平历史、政治和社会的差异，这在下面的讨论中会很明显。我将在本次发言的结尾处尝试引入一些范畴，力图考虑到这种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从而反抗可能内在于包括批判性话语在内的所有话语的强大的普遍化倾向。
[1] “奥德赛”也有艰苦跋涉、长途漂泊、一段史诗般的征程之意。——译者注
[2] Max Horkheimer &Theodor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S. 16. Max Horkheimer&Theodor 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trans. John Cum-ming，London/NY: Verso Press，reprinted 2016，p. xvi.
[3] 〔德〕霍克海默、〔德〕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中译本中没有括注德文原文。——译者注
[4] Max Horkheimer &Theodor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S. 9. Max Horkheimer &Theodor 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 ix.
[5]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