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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专家，各位同人，各位朋友，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九月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也是最安全的季节。最美的季节要审美，安全的季节要开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我谨代表主办方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向各位专家学者、新朋旧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谢意！
2013年10月，我们举办过一次“思想的旅行：从文本到图像，从图像到文本”国际学术研讨会。记得在那次会议上，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彼得·芬沃思（Peter Fenves）教授曾宣读过论文，发表过高见。从那时起，我们便与西北大学德语系建立了联系，形成了比较密切的交往。2016年10月，我们又特邀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先生来访北师大，他以“独异”（Singularity）为主题，做了三次学术讲座，让我们的师生很是受益。这一次，我们与西北大学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组合作办会，是对我们两家友谊的延续和进一步见证。因此，我要首先感谢塞缪尔·韦伯先生和彼得·芬沃思教授，感谢他们为这次会议的辛苦付出！
前面是“思想的旅行”，现在是“批判理论的旅行”，这充分说明，我们这个中心喜欢“旅行”，有“旅行”的传统。但为什么是“批判理论的旅行”呢？大家知道，“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批判理论是指任何带有反压迫性质的理论，如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狭义的批判理论特指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我们中心的这座“庙”小，这次会议的规模也不大，所以不敢染指广义的批判理论，只能对狭义的批判理论展开研讨、解析甚至批判。
大家也应该知道，自从霍克海默1937年写出那篇《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纲领性文章后，批判理论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指导思想，而这一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是马克思主义。霍克海默说过：“在批判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概念是对现存秩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崩溃等范畴都是这一概念整体的基本要素，而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对当代社会的维护，而是要将它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 [1]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理论的重要资源，马克思的理论又是怎样的理论呢？按照马尔库塞的解释，马克思的理论就是“批判理论”，因为他说过：“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有范畴都终止在现存的秩序之中，而在马克思那里，所有范畴都涉及对这种秩序的否定。……就所有概念都是对现存秩序总体进行控诉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实为一种‘批判’（critique）理论。” [2] 我很认同马尔库塞的这一说法。因此，我在这里首先想强调的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的批判理论游荡着马克思的幽灵；套用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语，我们可以说它是“根正苗红”的。
实际上，从批判理论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开始了“理论旅行”。它先是随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一道“流亡”到美国；因为“流亡”，最初的“旅行”并不愉快，而是带有诸多“离散”（diaspora）的味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批判理论在美国的十五年，用阿多诺《小伦理学》副标题的话说，是“反思受损生活”的十五年，也是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十五年。而在1960年代文化革命和学生运动的热潮中，批判理论又主要是通过马尔库塞的继承、发展和通俗化解读，才让它深入人心、进而成为造反学生的思想武器的。那个时候，罗兰·巴尔特因“结构不上街”（Les structures ne descendent pas dans la rue），一度被搞得灰头土脸， [3] 但是，批判理论却走上了街头。尽管阿多诺对这种大街上的批判理论深感忧虑，很是郁闷（其实他也是一个“不上街”论者），但是不得不说，这应该是批判理论的高光时刻，也是它“旅行”的华彩乐章。
批判理论的中国之旅是从马尔库塞开始的，或许还需要加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成员弗洛姆。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进程，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等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风靡一时，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也成为青年必读书，大为走俏。它们虽然是批判理论的简化版，却也接通了“青年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启迪了人们的心智。中国最早研究马尔库塞的学者赵越胜先生——很可能今天学界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了——曾经思考过“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之类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是：“若想走向他（指马尔库塞）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晓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 [4] 我觉得赵越胜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知识界彼时彼地接受了批判理论却又只能“荷戟独彷徨”的灰暗心情。借用中国古代西晋政治家刘琨的诗句，我们可以把这种心情叫作“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那个时候，批判理论是烛光，是星星之火，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照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催生了他们的浪漫情怀。这种关怀与情怀虽然最终获得了释放，却并未修成正果。今天看来，它更像是对“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匆忙彩排，也像是对“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提前预告。
从1989年起，随着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著作被陆续翻译过来，批判理论才算是在中国真正落地。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喧嚣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之中，批判理论曾经作为主要理论资源，成为知识界批判大众文化的思想武器。然而，随着伯明翰学派“旅行”到中国，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特别是随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批判理论逐渐失去了长成参天大树的丰壤沃土。按照我的理解，事到如今，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理论家的著作被翻译得越来越多，关注与研究他们的人也层出不穷，但批判理论已被纳入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中，成了青年学子拿学位、上职称的通行证，而不再是能够作用于世道人心的教科书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批判理论旅行到中国的过程中，国内理论界的同人做了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我在这里显然无法一一列举。我想简单提及的是，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中心虽然不敢说是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镇，但至少也为批判理论的传播做了一些事情。例如，曾经在我们这里工作过的曹卫东教授不仅对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有深入研究，而且还主持编选过《霍克海默集》，翻译过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等作品。近年来，他主持并精心打造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那套“本雅明作品系列”，让学界受益无穷。当然，大家也知道，他现在已“旅行”到北京体育大学的领导岗位上，不但用批判理论排兵布阵，而且还作为国家冰球协会主席，用它指导我国的冰球事业。批判理论如何与竞技体育相结合，我认为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但我相信曹卫东教授一定能够把它做强，做大，做好。
还有我们的方维规教授，虽然他不是专门做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但即便是搂草打兔子，也能把这一块做得有声有色。例如，他撰写的《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中就有对阿多诺文学社会学、本雅明政治美学的深度思考。还有我们的陈太胜教授和季广茂教授，陈太胜翻译过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季广茂已是译介齐泽克的专业户，而伊格尔顿与齐泽克又是本雅明与阿多诺思想的受益者和阐释者。这种拐弯抹角、沾亲带故的关系，也让他们成了批判理论的“二传手”。还有钱翰教授，他翻译过好几本福柯的书，但福柯不是说过“如果我年轻时就遇到法兰克福学派，我就会为其所诱，除了评论他们我就再也无事可做” [5] 之类的话吗？如此看来，钱翰对福柯的译介也与法兰克福学派构成了一种隐秘的关联。
今天到会的汪民安教授和胡继华教授——他们都是在北师大文艺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汪民安还主持着我们这里的重大课题，是文艺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与批判理论关系密切。我记得汪民安当年一手策划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之中就翻译过《本雅明文选》，主编的“话语行动译丛”翻译过《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主编的《生产》第一辑又推出了“本雅明与《拱廊计划》”研究专题。胡继华翻译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理论家霍耐特的名著《为承认而斗争》。而近二十年来，我们指导的本、硕、博三类学生，以卢卡奇、克拉考尔、阿多诺、本雅明、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等人，以西马美学和文论、文学公共性、承认的政治、大众文化批判等问题为论文选题的也不在少数，他们肯定是未来研究、传播批判理论的主力军。
至于我本人，虽然也写过两本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书，但我觉得投入其中的时间和精力还远远不够。最近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阅读了一番我的大学老师、红学研究专家梁归智教授的著作文章。他出生于1949年，是霍耐特的同龄人，但他已经写出了“红楼十二书”。看到他的丰硕成果，我就很受刺激，也感到非常惭愧。为什么我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如此之少？我在提供给大家的《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一书的后记中已有所交代。尽管如此，我还是深深感谢致力于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中外学者（比如像今天在场的阿多诺著作的第一个英译者塞缪尔·韦伯教授，第一部《法兰克福学派史》的作者马丁·杰伊教授），他们那些筚路蓝缕的工作令人敬佩，我从他们的翻译和研究中也获益甚多。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应该知道，“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这个概念的发明者是美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而萨义德又是阿多诺的忠实粉丝，今年还是阿多诺逝世五十周年。这一串组合或许让“批判理论的旅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味。萨义德曾经写过《理论旅行》和《理论旅行再思考》。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既谈论理论在旅行过程中四阶段的形态，也以卢卡奇的异化理论为起点，分析了异化理论、阿多诺的新音乐理论、弗朗茨·法农的暴力理论的旅行路线和旅行模式。他说过：“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必须旅行，必须始终运动以超越其限制，必须移居，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保持在流亡状态。” [6] 而马丁·杰伊教授在为《辩证的想象》中译本（这个译本并未面世）所写的序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指1990 年代初），在美国的文化批评家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理论正在以前人所不知道的频繁和迅速程度从外面涌入美国。”随后他又特别强调：“当理论旅行时，思想得到了传播，正是那种因此而产生的杂交才是重要的。” [7] 这两位理论家已对理论旅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了很好的论述。我想补充的是，以前当理论开始旅行时，它乘坐的可能是老牛破车，顶多是“绿皮火车”，所以批判理论旅行到中国花了50年左右的时间。如今，我们已处在美国理论家大卫·哈维所谓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时代，处在了霍耐特的弟子、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传人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所谓的“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时代，这就意味着理论旅行已坐上高铁、飞机甚至火箭了。它不再有“历时性”的发酵时间，也不再给理论停靠地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消化时间，而是一切都处在“共时性”的喧哗、来去匆匆甚至速生速灭之中。面对这种理论旅行的新景观，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同时，我也想到美国学者在评论马尔库塞时的一个说法：马尔库塞的思想具有一种旅行的意味，旅行是为了探险，但“旅行的最终目标却是回家”。 [8] 这就意味着在马尔库塞思想的自我旅行中，批判理论最终是有家可回的，因为它可以回到“审美之维”之中。但是，在漂洋过海的跨国旅行中，批判理论还可以“回家”吗？如果可以，那么这个家究竟在哪里？是马尔库塞所谓的审美之维（亦即艺术即便不能改变世界，也能改变人们的意识和情感结构）， [9] 阿多诺强调的社会之痛（“应当经常在‘疼痛’的地方去认识社会”）， [10] 还是其他方面？如果它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归宿，那么“永远在路上”是不是它的必然命运？就像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在《出走》中唱的那样，虽然还会“望着那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但最终是不是依然要“我攥着手，只管向前走”？所有这些，或许也很值得我们深思。
我已占用了较长时间，现在我就结束我的致辞。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会议我们是按会议性质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按专业分工邀请各位与会的。因此，这是个跨学科的会议，参加者既有在批判理论领域长期经营的学界大佬，也有不少借助批判理论已经起飞的青年才俊。我祝愿各位在这个思想的盛宴中度过充实的两天三夜，也祝愿大家在身心愉快的状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谢谢大家！
2019年9月14日写，21日念，23日改
2021年1月15日略加修订
赵勇，男，196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2015—2019），兼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法兰克福学派、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独著《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2005）、《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2016）、《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2018）等十部，合著《反思文艺学》等，主编《大众文化理论新编》等，合译《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
[1] 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and Oth-ers，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2，p. 218.
[2] Herbert 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New Jersey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Inc.，1983，p. 258.
[3] 参见王东亮：《“结构不上街”的事故调查》，《读书》1998年第7期。
[4] 赵越胜：《燃灯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5] Foucault，“Adorno，Horkheimer，and Marcuse: Who is a‘Negator of History?’”in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trans.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New York，1991），pp. 119 120. Quoted in 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 1950，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 xviii.
[6] Edward W. Said，“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in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 451.
[7] 〔美〕M. 杰伊：《〈辩证的想象〉中文版序言》，张晓明译，《哲学译丛》1991 年第5期。
[8] Shierry Weber，“Individuation as Praxis，”in Critical Interruptions: New Left Perspectives on Herbert Marcuse，ed. Paul Breines，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1972，p. 54.
[9] Herbert Marcuse，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Bos-ton: Beacon Press，1978，p. 32.
[10] 〔德〕T. W.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