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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同人：
大家上午好！
我觉得这么多老外在翻手册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一个搞体育的跑来致辞了！真的是正儿八经搞体育的。感谢老赵，还有我原来的文艺学研究中心的所有同人给我这么一个重回学术讲台的机会，我已经很久没有站在学术讲台上说话了。
但是这个致辞我只想讲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祝贺这个会议召开。说实在的，一时离开学术还是挺遗憾，有这个机会和众多朋友见面我也挺高兴。但是第一句话其实是要道歉。因为我现在党校学习，只有周末有时间出来，所以我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开会。这样我就没时间来听大家高见，这个不太公平。尽管我看了很多题目，特别想听。所以第一句话是给大家道歉。
第二句话是回归主题。今天我看大家在讨论批判理论，这也算是我的老本行。因为我最近晚上也有点时间，所以老赵给了我这个会议主题和议程之后，我可以坐在那儿仔细地琢磨一下。我在想，批判理论进入中国好几十年了，这段“旅行”也有了一段历史，那么，批判理论“旅行”过来后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当我们重新去考虑批判理论接受的时候，我们要接受的核心点，也就是这个理论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始终还是认为就那两个字——批判。启蒙的批判也好，工具理性批判也罢，我们也一直在谈，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技术的批判。
为了来给大家做这个简短的致辞，我下了点功夫，专门把《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看完了。这本书是雪莱夫人写的，我们当年翻译成了一个很不靠谱的名字，叫《人造人的故事》。我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写得非常好。那是1818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技术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书中讲到，弗兰肯斯坦，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当时受电击青蛙的启发，开始思考能不能把人的器官都组织到一块，然后通过电击的方式赋予它生命？最后他偷偷地到藏尸房偷了很多尸体拼接起来，竟然电击成功，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他又是个“怪人”，于是弗兰肯斯坦害怕了，就把他甩了。但又甩不掉，这个怪物如影随形，牢牢地追着弗兰肯斯坦。怪物本来想融入我们人类社会中，但是所有人一见他那模样，都排斥他，最后他只能和人类社会作对。于是他跟这个科学家提出一个要求说，你要想让我不和你作对，你就帮我再造一个女人，让我好好过日子。这个科学家一开始也动心了，说那我就给你造个女人。但是造了一半，他突然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怪物已经如此可怕，我再给他造一个女人，还可以繁衍，这个世界将来就更可怕了。于是他就把那个造了一半的女人给毁掉了。结果怪物更加愤怒，然后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较量，最后是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那么，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基因编辑的婴儿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伦理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也在不同场合谈到，我说哈贝马斯特别有远见，2001年他就出版了那本《人类的未来》，其中提到了人的规范性问题。在今天，特别是在基因技术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我们怎样来捍卫人的规范性？怎么来进一步批判技术？
前几天我还读了德国哲学家、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吕梅林（Julian Nida-Rümelin）谈计算机伦理的一本书 [1]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对我启发也很大。他就讲，所有的技术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把技术问题纳入人文主义的范围当中。所以他提出一种人文主义的技术伦理学。我想，这个观点可以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再去面对雪莱夫人写的《弗兰肯斯坦》这本小说。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两百多年了，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怪圈，我们今天依然还在面对这个问题。
我就举这一个例子。我希望我们今天重新讨论批判理论的时候，别忘了批判的针对性到底是什么。抓住一点，可能就能带动我们对整个理论的理解和深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第三句话是一点呼吁。虽然我现在已不在文艺学研究中心工作，但是今天看到群贤毕至，这么多学界的友人都到文艺学研究中心来开会，我也在这里想起童庆炳老师、程正民老师给我们开创的事业，这个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同时今天这个会给了我一个启发，我们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同志们也都在，童老师、程老师当年提出了“文化诗学”，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批判理论，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推动童老师和程老师当年开创的这个理论，让它往前再走一步？比如在文化诗学建构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考虑去建构一种批判诗学？这样一种批判诗学应该具有时代针对性和跨文化穿透力，可以继续发挥我们中心在文艺理论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的引领作用。可惜我现在也帮不上忙，只能提点建议了。
最后，预祝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也欢迎大家在探讨累了的时候到北京体育大学走走看看，放松放松。谢谢大家！
曹卫东，男，1968年生，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常委、校长，现任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兼任中德友好协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德文化关系研究，著有《交往理性与权力批判》（2016）、《迟到民族与激进思想》（2016）等，译有《交往行为理论》（2018）、《包容他者》（2018）、《后民族结构》（2018）等，合著有《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2）等。
[1] Julian Nida-Rümelin and Nathalie Weidenfeld，Digitaler Humanismus: Eine Ethik für das Zeitalter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München: Piper Verlag，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