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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由分离来联合

塞缪尔·韦伯著 耿弘明译 高竞闻校 [1]

很荣幸能在“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大会开幕式上给大家致辞。这次会议的发起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人,我们美国西北大学也很荣幸受邀合作办会。今天,批判理论对不同的人来说都意味无穷。例如在美国,它一直与文学批评理论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联系正在慢慢改变。从历史的角度讲,批判理论这个词让人想起了康德的批判哲学,这也并非偶然。因为阿多诺、霍克海默和他们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同事们的一个重要主题,乃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性反思,而这也正是康德的任务。尽管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批判理论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传统有着广泛而可理解的联系,它同样也深受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在坚持考察认识的限度和条件这一点上。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而言,康德这种反思性和自我批判性的强调非常重要。我记得和他们一起研习时曾发生的这样一件事,那时的研究生们都对辩证法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往往乐于接受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康德强调超出我们理解能力和概念能力的“物自体”,其实它只是一般概念的投射,或一般概念的本体(hypostasis) [2] ,对“物自体”的强调是“理性”无力展开否定的辩证法所导致的。阿多诺在听了这一批判之后,告诫他的学生可不要忘了康德对本体(the noume-nal)与现象的区分堪称一个契机,在这一刻,思维承认自身的限度,最重要的是承认将思维与其对象分离开的东西。阿多诺经常援引希腊语“chorismos” [3] (意为“分离”)一词来提醒他的学生和读者,思维的力量来源于其对象的非同一性,而且所有的概念式认知都应该尊重它在他所谓的“非概念”的异质性中的能力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多诺的批判理论观念是向康德“批判”概念致敬。并且就像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中一样,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为一种与这样的“分离”进行对话沟通的审美形式保留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但最为重要的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分离”(见《棱镜》中的《文化批评与社会》 [4] )这一概念影响着所有思维、认识与审美体验。甚至它还含蓄地提出了批判与自身关系的问题:它仅仅是一种“理论”,还是必须与某种“实践”相关?如果是,又是什么样的实践?对自我、自体同一性、私有财产与占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也必须牵涉自我批判?批判理论本身会有自我批判吗?如果批判不能简单地援引一套普遍有效的前提或预设,而不落入阿多诺所称的“本体化”陷阱——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他常提出这种批判——那么它在制定评价时将归依何处呢?

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有多种“回答”,但也许没有一个最终“答案”。而正是这个无法回答但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将某种意义上的“旅行”置于批判理论的核心位置。可以肯定的是,为生存故,最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必须旅行——移居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终于回到法兰克福。但此后许多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它仍然局限于一种特定的地缘政治的知识和文化传统。这一传统虽然博大精深,但绝不是普遍的。它植根于古典希腊哲学、西方一神论和将该宗教传统世俗化的欧洲哲学。同时,批判理论强调思想与物质现实之不可复归的分离,强调它所谓的“非同一性”和“非概念性”,并将二者看作思维的可能限度,这意味着从一开始,“旅行”就是其命中注定之事,而非简单的外力胁迫之举。批判理论是一种广阔但却有限的知识与文化传统的产物,它带着对所谓的“西方”传统之外的其他文化的邀请,从一个不受惠于一神论宗教和知识传统的角度,去比较和对照身份、权力关系和统治等问题。批判理论可能是通过对西方知识、社会、宗教、政治和美学实践的分析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只有当它接触到与它赖以发展的传统不同的传统时,它所宣称的真正的批判性才能得到证实。

一神论在形成身份观念和统治实践方面的重要性,是我从自己的批判理论工作中发现的一个问题。批判理论应该赋予这种特定的宗教传统以何等重要的作用?这种问题如果暂时无法回答,那么也只有在批判理论超越其原初边界与最初视界时,在它发展出一种跨文化和比较的视角时,才能被探讨。

我希望并坚信,我们的会议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并以此证明,在这个与法兰克福学派诞生时既相似又相异的世界里,批判理论仍具有提出相关问题的绵绵不息之力。

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男,1940 年生,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德语系、比较文学系教授,曾荣获美国人文研究领域最高级别“阿瓦隆基金”头衔教授、瑞士欧洲研究院(The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EGS)保罗·德曼席位教授。著有《本雅明的诸种可能》(Benjamin's-abilities,2008)、《宗教与媒介》(Religion and Media,2001)、《大众媒光——形式、技术与媒介》(Mass Mediauras:Form,Technics,Media,1996)、《回到弗洛伊德——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的错位》(Return to Freud: Jacques Lacan's Dislocation of Psychoa-nalysis,1991)等。另有新著《独异:政治与诗学》(Singularity: Politics and Poetics)、《先在状况:叙述瘟疫》(Preexisting Conditions: Recounting the Plague)即将面世。

[1] 耿弘明,男,1991年生,清华大学博士后,教师,从事人工智能哲学、数字人文、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研究。高竞闻,女,1994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20 级博士生。

[2] hypostasis源自希腊文,指基本状态或基本物质,是支持万物的基础现实。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用该词表示本体,他的三本体论中至高的最终本体是太一,从中流溢出其他两个本体:理智与灵魂。在基督教神学中,hypostasis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每一位格,与神性的统一性相对。——译者注

[3] chorismos,分离,指的是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阿多诺此处肯定的是康德批判精神中这种“分离”的精神。——译者注

[4] Theodor 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Prisms,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ss. : MIT Press,1997. cu1IVNEx7wwCNNklVkc/t1LG7YBh/a7CIPvNAgxYXnyIZj/4/rtjGCLm1Qlwtk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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