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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坚持认为，“艺术家们不会升华，他们既不满足也不压抑自己的欲望，而是把它们转化为对社会需要的实现，他们的作品是精神分析的幻觉……他们的命运是歇斯底里地对每一种可想象的恐惧过度缺乏抑制，甚至自恋到了偏执的程度。任何可升华的东西，他们都不承认有个人风格的痕迹” [2] 。不管法兰克福学派同人多么希望通过精神分析的洞见来丰富马克思主义，阿多诺都强烈反对用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来解释艺术创作。 [3] 然而，在其他重要的方面，这个词确实在他的思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经常忽视精神分析在他的美学理论中的地位。接下来，我希望向大家展示，审美升华对于理解阿多诺谈艺术对人类解放作用的问题事实上是多么重要。
1905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引入了“升华”一词，此后，该词的用法并不一致。它被引用最广泛的一个定义是这样写的：“升华是一个关注力比多对象的过程，它包含了一种本能，将自己导向一个目标，而不是性满足的目标，并将其移除。” [4] 该理论将流体受阻—释放的水力模型应用于天生的、身体产生的本能或驱力，就其对象而言，力比多或情欲驱动力具有可塑性。 [5]
在让·拉普朗什和让·贝特兰德·彭塔里斯的著作中，“升华”概念从美学里借来了一部分含义，“升华……鉴定出那些伟大而又令人振奋的作品”。它还有使物体直接从固态转变为气态的化学含义，这个过程暗示了物质的精神化。 [6] 从最广义的艺术创作角度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将私人情感转化为文化意义，将主观欲望转化为具有持久公共价值的艺术作品。
对弗洛伊德的审美升华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个理论具有精英主义和厌女症的倾向。 [7] 但阿多诺看到的是其他三个问题，他说，审美升华说一旦盛行起来，结果让艺术家的越界冲动，非但没有表达出他们的压抑，反而成功地为其作品带来了文化上令人钦佩的证明。升华说与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文化的肯定性特征” [8] 不谋而合。在一个仍然不自由的社会里，人们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通过升华，他们的愿望进入了所谓的“更高”的审美王国，一个超越基本需求的无功利王国。事实上，在一个阻碍解放的压迫性社会中，这种转变只能提供微弱的安慰，而解放了的社会将尊重这些基本需要。 [9] 升华说也否定了不成熟的、墨守成规的积极态度和意识形态的和解所不能克服的矛盾。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说：“一旦成功的升华和整合作用成为艺术品的最高理想，它便丧失了超越纯粹存在的力量。” [10]
一些精神分析理论家承认，尽管升华与压抑不同，但它同样是一种防御机制，用来阻止欲望的立即实现，因此很难与压抑的过程区分开来。 [11] 阿多诺指出，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完全没有足够的标准来区分‘积极’和‘消极’的自我功能，在升华和压抑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12] 。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有这样一个标准，它也是在外部社会中，外在于心理过程。因此，作为文化升华理想基础的心理“健康”或“正常”模式是基于能否适应循规蹈矩的现实社会。阿多诺认为，积极适应的逻辑在所谓新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中更为清晰，比如卡伦·霍尼（Karen Horney）和阿多诺的前同事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弗洛姆错误地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斥为先天生物学理论。 [13] 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个人的心理健康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而且对这种文明的不满也没有办法在审美中得到补偿。 [14]
其次，根据阿多诺的观点，升华通过精神化转化了当今世界尚未满足的物质欲望，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物质伤害提供了一个唯心论的虚假解决方案。升华可以被视为滋养了内在的灵魂，但它忽略了一个有欲求的身体的合理需求。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认为，弗洛伊德确实以一种在美学理论上与他对立的康德所没有采取的方式，记录了艺术的物质起源：“与观念论艺术学说相比，心理分析学说的长处在于揭示出艺术中那些与艺术不甚相关的因素。如此一来，心理分析有助于将艺术从其绝对精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心理分析也同观念论一样，通过把艺术还原为绝对意义上的主观符号系统，也就是表示主体内驱力诸种状态的主观符号系统，借此来散播自身形成的桎梏作用。” [15] 将低级欲望升华为高级艺术作品，与“文化”和“文明”之间经常存在的可疑区别——前者被理解为崇高思想和审美形式的领域，后者被当作技术进步、肤浅的社会互动和政治阴谋的场所——相似，这是典型的反现代主义的伎俩。从升华的角度理解艺术，比起充当未来真正幸福的占位符，即法兰克福学派经常说的“幸福的承诺”，毋宁说它沦为了一种替代性的及时行乐，同文化产业提供的大众娱乐比起来，艺术在意识形态上所起到的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反，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指出，“只有在满足了最终目的的、无目的性的、盲目的肉体快感中，乌托邦才能被置于一个稳定有效的真理观念中。然而，弗洛伊德为我们提供发现快感的精神分析方法，却有意地同时反对心灵和快感” [16] 。
最后，对于阿多诺来说，升华理论没有考虑到艺术品和创作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它匆匆越过前者，将其简化后偷梁换柱为一份关于神经症的记录，去解读后者的深层动机是什么。因此，升华说重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被谴责为“心理主义”的错误，将一种思想或艺术作品的有效性降低到其起源，这是一种谬论，自阿多诺20 世纪20 年代接受音乐训练以来，这种谬论一直困扰着现代主义美学。 [17] 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写道：“心理分析忽视艺术品的现实客观性、内在连贯性、形式水准、批判冲动同非心理现实的关联及其最后但重要的真理性内容。” [18] 因为强调艺术作品的生产是主体投射性的白日梦，忽视作品本身的整一性，升华说没能表现出艺术家对支配性的生产原则和工作胜于玩耍原则的反抗 [19] ，也没有表现出他们拒绝将幸福降低到仅仅是实践效果的层次。升华说不是坚持艺术品和艺术家具有非同一性，而是将一个拆开放到另一个中去。由于精神分析坚持对现实原则的反乌托邦理解，这一理解将现状确立为更高的，而把艺术想象简化为只是在逃避现实，并没有认识到想象具有替代现实的能力。阿多诺说，“如果艺术在心理分析意义上具有一种关联性根基，那将是一种全能性幻想的根基。但要重申的是，在以强力为目标的原始心理需求下面潜隐着种种幻想，从这些幻想中闪现出一种旨在建构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的愿望。这将使艺术与社会的全部辩证法得以释放。相形之下，从纯主观性的无意识语言角度来看，艺术品的心理学观点甚至没有靠近一种辩证理解力” [20] 。矛盾的是，只有通过提醒主体，告诉他们其实客体世界并不符合自恋的全能幻想，艺术作品才能预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观支配被克服了。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阿多诺蔑视用升华性欲的说法来简化一切艺术创作的理论。然而，正如他一贯坚持辩证的方法，他也承认这个概念具有潜力。他在分析“进步” [21] 的矛盾含义的基础上，认为“‘升华’的模糊性是社会进步的心理象征” [22] 。弗洛伊德升华概念的捍卫者们反对阿多诺的批评，比如乔尔·怀特布克（Joel Whitebook），他们或许把阿多诺的态度认定为纯粹的诋毁，这也是说得过了。 [23] 阿多诺对此的另一种立场，即对当代世界的去升华（de-sublimation）属性的批判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场不那么简单。他相信，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升华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为未能兑现的物质欲望提供精神上的慰藉。然而，阿多诺拒绝为真正解放找到一种替代品，因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替代品会带来快速的满足。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压制性去升华”的著名谴责 [24] 在《美学理论》中得到了呼应，阿多诺认为“所谓去升华作用，就是指望艺术能够提供瞬间的和直接的满足感；从内在的审美标准来看，这当然有失艺术的身份” [25] 。或者，正如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所言，“与60年前的享乐主义生活相比，禁欲主义理想如今构成了抵御利润经济疯狂行为的更坚实堡垒” [26] 。
然而，阿多诺对某种升华概念的含蓄辩护，与他对当前“被管理的世界”中其假定对立面的不信任并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他还发现了升华本身的某种非压制性潜能，至少升华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是艺术家越轨的力比多欲望的导体。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第二次收获》一节开头的精彩段落中，阿多诺让我们一瞥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才能也许只不过是成功地升华了激动。” [27] 后来在《论顺从》一文中，他驳斥了那些以为他退回到纯粹理论而忽视激进实践的指责。“批评者在进行批评时是平静的，因为思考会把情绪升华。思考的人不必对自己生气，而且他也不想把情绪加在别人身上。” [28]
在这些评论中，阿多诺升华了才能和思考之激动，他比弗洛伊德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在文化超我与力比多的精神导向之间画起等号。尽管弗洛伊德有时承认攻击性本能行为也可以被升华，但就其美学表现而言，正如1910年他对达·芬奇的经典研究 [29] 所证明的那样，性冲动总是盖过了审美。在刚刚引自《最低限度的道德》和《论顺从》的段落中，阿多诺认为，升华的不是性冲动，而是激动。其结果是，升华了的基本欲望——让我们回忆一下拉普朗什和蓬塔利斯的话——绝没有成为“崇高而振奋人心”的东西。 [30] 阿多诺清醒地警告说，因为即使在一个比我们自己的社会更公正、更幸福的社会里，艺术仍将是过去苦难的纪念宝库，它再也无法被认为是美的，更不要提救赎性或正当性了。事实上，他在《美学理论》中极具挑战性地总结道：“对艺术来讲，一起死亡要比忘却苦难好些，因为苦难即艺术表现，赋予艺术形式以内容。苦难而非积极性，正是艺术的人性内容……如果抹去积累的苦难的记忆，作为历史编纂学的艺术将会怎样呢？” [31]
一方面，艺术中必须记住的苦难是一代代人在不人道的条件下所忍受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在不惜一切代价寻求自我持存的过程中给自然界带来的痛苦。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先把天赋定义为“成功地升华了激动”，接着把激动定义为“这种能力能把一度强化到无法衡量的关键力量转化为耐心观察的专注，从而牢牢抓住一个陷入沉思、远离实际目标的人脸上所没有的、同样具有侵略性的特征的东西，而这些特征在其他方面实际发挥出来了” [32] 。我把这种浓缩的表达方式理解为，未升华的、原始的攻击性本能，无论是出于自我持存还是死亡的驱使，都可能导致“顽固对象”的毁灭，但一旦成功升华，它的功能就会大不相同。现在，它可以对“事物的秘密”产生一种从容不迫的开放态度，就像那些被损坏的玩具中仍然可以听到的声音一样。孩子听到的是残缺不全的玩具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它对彻底毁灭的抵抗。
这样一来，阿多诺也重申，自律艺术要高于艺术家欲望的病态表现。正是通过其顽固的不可化约性，也就是服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那部分，审美对象摆脱了创作主体的全面管控。也就是说，艺术不仅记录了对人类生活的破坏，也记录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在《启蒙辩证法》中抨击人类对自然的支配，由此而导致了物质世界的苦难，艺术作品则扩大了将苦难升华的规模。除了对主体欲望的升华之外，艺术还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然苦难的升华，这种苦难对人类而言，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这正好应了《最低限度的道德》中的“把一度强化到无法衡量的关键力量转化为耐心观察的专注，从而牢牢抓住一个陷入沉思、远离实际目标的人脸上所没有的、同样具有侵略性的特征的东西”。
[1] 本章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2] Theodon W. Adoro，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trans. Jephcott，1977. 中译文参见〔德〕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丛子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58页。有关批判理论中特质的价值，见 Axel Honneth，“Idiosyncrasy as a Tool of Knowledge: Social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the Normalized Intellectual，”in Pathologies of Reason:On the Legacy of Critical Theory，trans. James Ingra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作为概念而言，特质显然有相互矛盾的含义，这意味着对其进行概念化不太容易，see Jan Plug，“Idiosyncrasies: of Anti-Semitism，”in Language Without Soil: Adorno and Late Philo-sophical Modernity，ed. Gerhard Richter，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0。
[3]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融合，见Martin Jay，“‘In Psychoanalysis Nothing is True but the Exaggerations’: Freud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in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eds. Richard G. T. Gipps and Michael Lacew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关于阿多诺的具体方式，见Helmut Dahmer，“Adorno's View of Psycho-analysis，”in Thesis Eleven，111（2012）。
[4] Sigmund Freud，“On Narcissism，”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24 vols.，ed. and trans. James Strachey，London: The Hogarth Press: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1961，vol. 14，p. 94. 评论人士指出，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存在不足，甚至有时自相矛盾。其中艾卡特·戈贝尔的《超越不满：从歌德到拉康的“升华”说》（Eckart Goebel，Beyond Discontent:“Sublimation”from Goethe to Lacan，trans. James C. Wagner，New York: Continuum，2012，chapter 4.）一文尤为犀利。戈贝尔还洞察到了他所谓的“阿多诺对升华概念的辩证理解”。（第61页）
[5] 人们批评弗洛伊德的思维模式是基于19 世纪对流体学说的一种解释，有人说他在更复杂的研究中并不依赖于此。关于其中一个讨论，见Robert C. Solomon，True to Our Feelings: What Our Emotions are Really Telling U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ht-tp://www. oxfordscholarship. com/view/10. 1093/acprof:oso/9780195368536. 001. 0001/acprof-9780195368536-chapter-13? print=pdf。
[6] Jean Laplanche and Jean-Bertrand Pontalis，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New York: W. W. Norton，1973，p. 432. 他们承认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前后并不一致。
[7] 弗洛伊德的精英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通过升华，通过将性本能的力量从性目标转向更高的文化目标来控制（性冲动），可以由少数人实现，然后只能断断续续地实现。”“‘Civilized’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ness，”in The Standard Edition，vol. 9，p. 193.他的性别偏见也很明显，尤其是在《文明及其不满》（詹姆斯·斯特雷奇译，1961年）中。他写道：“女性代表着家庭和性生活的利益。文明的工作日益成为男人的工作，使他们面对越来越困难的任务，迫使他们进行本能的升华，这是女人所不具备的”（第50 页）；他在《精神分析新论》中写道：“我们认为女性在社会利益方面较弱，她们升华自己本能的能力也不如男性。”（第134页）女权主义者的回应是，女性与她们的身体有更直接的联系，而无须依据传统升华说的标准。相关观点如Clare Kahane，“Freud's Sublimation: Disgust，Desire and the Fe-male Body，”American Imago，49（4），1992。
[8] The classic account is Herbert Marcuse's 1937 essay，“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in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trans. Jeremy J. Shapiro，Boston: Beacon Press，1968.
[9] 阿多诺并不是唯一指责升华说经常鼓励放弃的人。在《以生命对抗死亡：历史的精神分析意义》（纽约，1959年）一书中，诺曼·O.布朗指出：“升华是对逝去生命的追寻；它以生命的丧失为前提，并使之永存，而不能成为生命本身存在的方式。升华是一种有机体的模式，它优先活下去而不是活出滋味，点到为止。”（第171页）
[10] Theodor W. Adorno，Aethetic Theory，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1997.中译文参见〔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译者注
[11] 安娜·弗洛伊德在《自我与防御机制》（The Ego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中提出了将升华和压抑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压抑是一种不成功的防御机制，升华则是一种成功的防御机制，将两者加以区分，后者之所以成功是为情感投注找到了无性的替代性出口。相关观点如 Otto Fenichel，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London:Routledge and K. Paul，1945。
[12] Theodor W. Adorno，“Sociology and Psychology，”New Left Review，48（January/Febru-ary，1968），p. 86.
[13] Theodor W. Adorno，“Revisionist Psychoanalysis，”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by Nan-Nan Lee，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40（3），2014.
[14] 论批判理论中的社会病理学主题，见霍尼思的《理性的病理学》（Pathologies of Rea-son）。阿多诺对精神分析的治疗功能的敌意，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书中表现得很明显，因为它过于依赖升华说的作用。菲利普·里夫指出：“冲突的心理分析解决方案体现在辩证治疗中，辩证治疗本身就是一种升华，把患者的冲突转移到‘更高的层次’，一个新的‘战场’，在那里争夺他思想的力量必然碰撞。”See Freud: The Mind of a Moralist，Garden City，NY:Doubleday/Achor Books，1961，p. 69.
[15]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第12—13页。——译者注
[16] 〔德〕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第60页。——译者注
[17] 关于心理主义的现代主义批判，see Martin Jay，“Modernism and the Specter of Psy-chologism，”in Cultural Semantics: Keywords of Our Time，Amherst，Mass.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8。诚然，阿多诺从未像康德那样，否认艺术效果与创作起源之间不可避免的纠缠，但他总是急于避免简单地将前者归结为后者。
[18] 中译文参见〔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第13页。——译者注
[19] 虽然阿多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和生产英雄化的套路持批判态度，但他并没有反过来把玩耍的意义抬得特别高，这可以在他对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和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所作的批判中看出来。中译文参见〔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第463—466页。
[20] 同上书，第14页。
[21] See Adorno，“Progress，”The Philosophical Forum，15（1），1983.
[22] Theodor W. Adorno，Prisms，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London: Spearman，1967，p. 85.
[23] Joel Whitebook，Perversion and Utopia: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Critical Theory，Cambridge，Mass. : MIT Press，1995，pp. 258 262. 他认为，阿多诺默认了一个积极的概念，即自我和驱动力的非强制性整合，以挑战现代世界中自我的分离，以及补偿自我的虚假和解。《升华：对理论精神分析的探究》（Sublimation: Inquiries into Theoretical Psychoanalysi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的作者汉斯·洛瓦尔德则认为，怀特布克提出了这样一种升华概念，“这种升华不是对内在本质的超越，而是对自我和动力的充分体现”（第258页）。
[24] “Repressive de-sublimation”，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1964，中译文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5—78页。——译者注
[25] 中译文参见〔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第467页。——译者注
[26] 中译文参见〔德〕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第107页。——译者注
[27] 同上书，第127页。——译者注
[28] Theodor W. Adorno，“Resignation，”in The Culture Industry，ed. J. M. Bernstein，Lon-don: Routledge，1996，p. 175.
[29] Sigmund Freud，“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The Standard E-dition，vol. 11. 然而，阿多诺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升华的概念应用于性欲之外的欲望的人。例如，尼采在他的《论道德的谱系》中写到了对残酷的升华。见戈贝尔《超越不满》第3章。还有肯·格梅斯（Ken Gemes）的《更好的自我：弗洛伊德和尼采对升华的看法》，收录于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30] 当然，有必要分析“崇高”的所有含义，以阐明它与升华之间的联系。关于它对阿多诺的重要性的讨论，see Albrecht Wellmer，“Adorno，Modernity and the Sublime，”in Endgames: The Irreconcilable Nature of Modernity，trans. David Midgley，Cambridge，Mass. : MIT Press，1998。
[31] 中译文参见〔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第382页。——译者注
[32] 中译文参见〔德〕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第127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