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能在“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大会开幕式上给大家致辞。这次会议的发起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人,我们美国西北大学也很荣幸受邀合作办会。今天,批判理论对不同的人来说都意味无穷。例如在美国,它一直与文学批评理论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联系正在慢慢改变。从历史的角度讲,批判理论这个词让人想起了康德的批判哲学,这也并非偶然。因为阿多诺、霍克海默和他们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同事们的一个重要主题,乃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性反思,而这也正是康德的任务。尽管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批判理论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传统有着广泛而可理解的联系,它同样也深受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在坚持考察认识的限度和条件这一点上。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而言,康德这种反思性和自我批判性的强调非常重要。我记得和他们一起研习时曾发生的这样一件事,那时的研究生们都对辩证法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往往乐于接受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康德强调超出我们理解能力和概念能力的“物自体”,其实它只是一般概念的投射,或一般概念的本体(hypostasis) [2] ,对“物自体”的强调是“理性”无力展开否定的辩证法所导致的。阿多诺在听了这一批判之后,告诫他的学生可不要忘了康德对本体(the noume-nal)与现象的区分堪称一个契机,在这一刻,思维承认自身的限度,最重要的是承认将思维与其对象分离开的东西。阿多诺经常援引希腊语“chorismos” [3] (意为“分离”)一词来提醒他的学生和读者,思维的力量来源于其对象的非同一性,而且所有的概念式认知都应该尊重它在他所谓的“非概念”的异质性中的能力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多诺的批判理论观念是向康德“批判”概念致敬。并且就像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中一样,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为一种与这样的“分离”进行对话沟通的审美形式保留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但最为重要的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分离”(见《棱镜》中的《文化批评与社会》 [4] )这一概念影响着所有思维、认识与审美体验。甚至它还含蓄地提出了批判与自身关系的问题:它仅仅是一种“理论”,还是必须与某种“实践”相关?如果是,又是什么样的实践?对自我、自体同一性、私有财产与占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也必须牵涉自我批判?批判理论本身会有自我批判吗?如果批判不能简单地援引一套普遍有效的前提或预设,而不落入阿多诺所称的“本体化”陷阱——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他常提出这种批判——那么它在制定评价时将归依何处呢?
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有多种“回答”,但也许没有一个最终“答案”。而正是这个无法回答但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将某种意义上的“旅行”置于批判理论的核心位置。可以肯定的是,为生存故,最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必须旅行——移居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终于回到法兰克福。但此后许多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它仍然局限于一种特定的地缘政治的知识和文化传统。这一传统虽然博大精深,但绝不是普遍的。它植根于古典希腊哲学、西方一神论和将该宗教传统世俗化的欧洲哲学。同时,批判理论强调思想与物质现实之不可复归的分离,强调它所谓的“非同一性”和“非概念性”,并将二者看作思维的可能限度,这意味着从一开始,“旅行”就是其命中注定之事,而非简单的外力胁迫之举。批判理论是一种广阔但却有限的知识与文化传统的产物,它带着对所谓的“西方”传统之外的其他文化的邀请,从一个不受惠于一神论宗教和知识传统的角度,去比较和对照身份、权力关系和统治等问题。批判理论可能是通过对西方知识、社会、宗教、政治和美学实践的分析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只有当它接触到与它赖以发展的传统不同的传统时,它所宣称的真正的批判性才能得到证实。
一神论在形成身份观念和统治实践方面的重要性,是我从自己的批判理论工作中发现的一个问题。批判理论应该赋予这种特定的宗教传统以何等重要的作用?这种问题如果暂时无法回答,那么也只有在批判理论超越其原初边界与最初视界时,在它发展出一种跨文化和比较的视角时,才能被探讨。
我希望并坚信,我们的会议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并以此证明,在这个与法兰克福学派诞生时既相似又相异的世界里,批判理论仍具有提出相关问题的绵绵不息之力。
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男,1940 年生,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德语系、比较文学系教授,曾荣获美国人文研究领域最高级别“阿瓦隆基金”头衔教授、瑞士欧洲研究院(The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EGS)保罗·德曼席位教授。著有《本雅明的诸种可能》(Benjamin's-abilities,2008)、《宗教与媒介》(Religion and Media,2001)、《大众媒光——形式、技术与媒介》(Mass Mediauras:Form,Technics,Media,1996)、《回到弗洛伊德——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的错位》(Return to Freud: Jacques Lacan's Dislocation of Psychoa-nalysis,1991)等。另有新著《独异:政治与诗学》(Singularity: Politics and Poetics)、《先在状况:叙述瘟疫》(Preexisting Conditions: Recounting the Plague)即将面世。
[1] 耿弘明,男,1991年生,清华大学博士后,教师,从事人工智能哲学、数字人文、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研究。高竞闻,女,1994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20 级博士生。
[2] hypostasis源自希腊文,指基本状态或基本物质,是支持万物的基础现实。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用该词表示本体,他的三本体论中至高的最终本体是太一,从中流溢出其他两个本体:理智与灵魂。在基督教神学中,hypostasis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每一位格,与神性的统一性相对。——译者注
[3] chorismos,分离,指的是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阿多诺此处肯定的是康德批判精神中这种“分离”的精神。——译者注
[4] Theodor 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Prisms,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ss. : MIT Press,1997.
各位老师,各位同人:
大家上午好!
我觉得这么多老外在翻手册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一个搞体育的跑来致辞了!真的是正儿八经搞体育的。感谢老赵,还有我原来的文艺学研究中心的所有同人给我这么一个重回学术讲台的机会,我已经很久没有站在学术讲台上说话了。
但是这个致辞我只想讲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祝贺这个会议召开。说实在的,一时离开学术还是挺遗憾,有这个机会和众多朋友见面我也挺高兴。但是第一句话其实是要道歉。因为我现在党校学习,只有周末有时间出来,所以我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开会。这样我就没时间来听大家高见,这个不太公平。尽管我看了很多题目,特别想听。所以第一句话是给大家道歉。
第二句话是回归主题。今天我看大家在讨论批判理论,这也算是我的老本行。因为我最近晚上也有点时间,所以老赵给了我这个会议主题和议程之后,我可以坐在那儿仔细地琢磨一下。我在想,批判理论进入中国好几十年了,这段“旅行”也有了一段历史,那么,批判理论“旅行”过来后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当我们重新去考虑批判理论接受的时候,我们要接受的核心点,也就是这个理论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始终还是认为就那两个字——批判。启蒙的批判也好,工具理性批判也罢,我们也一直在谈,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技术的批判。
为了来给大家做这个简短的致辞,我下了点功夫,专门把《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看完了。这本书是雪莱夫人写的,我们当年翻译成了一个很不靠谱的名字,叫《人造人的故事》。我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写得非常好。那是1818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技术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书中讲到,弗兰肯斯坦,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当时受电击青蛙的启发,开始思考能不能把人的器官都组织到一块,然后通过电击的方式赋予它生命?最后他偷偷地到藏尸房偷了很多尸体拼接起来,竟然电击成功,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他又是个“怪人”,于是弗兰肯斯坦害怕了,就把他甩了。但又甩不掉,这个怪物如影随形,牢牢地追着弗兰肯斯坦。怪物本来想融入我们人类社会中,但是所有人一见他那模样,都排斥他,最后他只能和人类社会作对。于是他跟这个科学家提出一个要求说,你要想让我不和你作对,你就帮我再造一个女人,让我好好过日子。这个科学家一开始也动心了,说那我就给你造个女人。但是造了一半,他突然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怪物已经如此可怕,我再给他造一个女人,还可以繁衍,这个世界将来就更可怕了。于是他就把那个造了一半的女人给毁掉了。结果怪物更加愤怒,然后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较量,最后是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那么,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基因编辑的婴儿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伦理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也在不同场合谈到,我说哈贝马斯特别有远见,2001年他就出版了那本《人类的未来》,其中提到了人的规范性问题。在今天,特别是在基因技术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我们怎样来捍卫人的规范性?怎么来进一步批判技术?
前几天我还读了德国哲学家、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吕梅林(Julian Nida-Rümelin)谈计算机伦理的一本书 [1]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对我启发也很大。他就讲,所有的技术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把技术问题纳入人文主义的范围当中。所以他提出一种人文主义的技术伦理学。我想,这个观点可以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再去面对雪莱夫人写的《弗兰肯斯坦》这本小说。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两百多年了,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怪圈,我们今天依然还在面对这个问题。
我就举这一个例子。我希望我们今天重新讨论批判理论的时候,别忘了批判的针对性到底是什么。抓住一点,可能就能带动我们对整个理论的理解和深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第三句话是一点呼吁。虽然我现在已不在文艺学研究中心工作,但是今天看到群贤毕至,这么多学界的友人都到文艺学研究中心来开会,我也在这里想起童庆炳老师、程正民老师给我们开创的事业,这个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同时今天这个会给了我一个启发,我们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同志们也都在,童老师、程老师当年提出了“文化诗学”,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批判理论,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推动童老师和程老师当年开创的这个理论,让它往前再走一步?比如在文化诗学建构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考虑去建构一种批判诗学?这样一种批判诗学应该具有时代针对性和跨文化穿透力,可以继续发挥我们中心在文艺理论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的引领作用。可惜我现在也帮不上忙,只能提点建议了。
最后,预祝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也欢迎大家在探讨累了的时候到北京体育大学走走看看,放松放松。谢谢大家!
曹卫东,男,1968年生,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常委、校长,现任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兼任中德友好协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德文化关系研究,著有《交往理性与权力批判》(2016)、《迟到民族与激进思想》(2016)等,译有《交往行为理论》(2018)、《包容他者》(2018)、《后民族结构》(2018)等,合著有《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2)等。
[1] Julian Nida-Rümelin and Nathalie Weidenfeld,Digitaler Humanismus: Eine Ethik für das Zeitalter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München: Piper Verlag,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