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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荷马史诗《奥德赛》 [1] 中，奥德修斯重返伊萨卡，实现了还乡目标，但是为了获得平静安宁的自然死亡，奥德修斯要再次踏上旅程，寻找不识大海、把船桨“误认”为大铲的人，把船桨插在地上，向波塞冬献祭，用“笑声”获取神明的和解。《启蒙辩证法》指出“笑声是主体性的罪孽标志，一旦它所指涉的法律被悬隔起来，它也就不会再受奴役之苦了。笑声是一种还乡的承诺，是一种思乡病”。 [2] 如果说之前奥德修斯通过牺牲和放弃，压抑内在自然而学会把握外在自然，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认同，那么奥德修斯再次踏上主体性的冒险旅程，却是主动寻找与异乡、与自然、与神明的和解方式，通过“误认”可以超越意识形态控制，超越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试着走出启蒙的辩证法。在主体性的历史之中，“再次还乡”也许才是真正的和解，恰恰是“误认”的笑声，而不是冷酷的叙事，是自我的和解，而不是自我的牺牲，才能获得与他人的和解，与自然的和解，与神明的和解，超越神话和启蒙的辩证法。
可能由于《启蒙辩证法》的写作氛围太过于幽暗悲观，对于奥德修斯的再次旅程，“误认”与“笑声”可能具有的解构和和解作用，没有被充分重视。这为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从流亡到对话的跨文化发展，埋下了伏笔。
“《启蒙辩证法》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 [3]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反对理性作为其有效性的基础，所以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总体性批判，可这种批判本身是成问题的。哈贝马斯试图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路径：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 [4] 。在奥德修斯返乡后的再次主体性之旅中，以船桨/大铲为中介，奥德修斯在异乡人身上认识到主体性的局限，《启蒙辩证法》所说的出于误解的“笑声”，成为主体沟通的前奏，也洗清了主体性的罪孽。
从流亡到还乡，到再次出发，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也伴随着哈贝马斯走向对话。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吸收英美哲学思想，积极与美国学者互动，到美国大学讲学，同时也访问中国，不断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话。第三代学术领袖霍耐特，积极组织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会议、报告，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扩大法兰克福学派的国际影响。如今第四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新生力量正不断成长，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蓬勃发展，从流亡时代到对话时代，“批判理论”的世界旅行，一直在路上。
张芳，女，1981年生，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审美思想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情结研究”，教育部课题“恩斯特·布洛赫的审美现代性与审美乌托邦思想研究”。
[1] 参见〔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参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64—65页。
[3] 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31页。
[4] 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1章，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