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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批判理论”从流亡到对话的跨文化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荷马史诗《奥德赛》 [1] 中,奥德修斯重返伊萨卡,实现了还乡目标,但是为了获得平静安宁的自然死亡,奥德修斯要再次踏上旅程,寻找不识大海、把船桨“误认”为大铲的人,把船桨插在地上,向波塞冬献祭,用“笑声”获取神明的和解。《启蒙辩证法》指出“笑声是主体性的罪孽标志,一旦它所指涉的法律被悬隔起来,它也就不会再受奴役之苦了。笑声是一种还乡的承诺,是一种思乡病”。 [2] 如果说之前奥德修斯通过牺牲和放弃,压抑内在自然而学会把握外在自然,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认同,那么奥德修斯再次踏上主体性的冒险旅程,却是主动寻找与异乡、与自然、与神明的和解方式,通过“误认”可以超越意识形态控制,超越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试着走出启蒙的辩证法。在主体性的历史之中,“再次还乡”也许才是真正的和解,恰恰是“误认”的笑声,而不是冷酷的叙事,是自我的和解,而不是自我的牺牲,才能获得与他人的和解,与自然的和解,与神明的和解,超越神话和启蒙的辩证法。

可能由于《启蒙辩证法》的写作氛围太过于幽暗悲观,对于奥德修斯的再次旅程,“误认”与“笑声”可能具有的解构和和解作用,没有被充分重视。这为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从流亡到对话的跨文化发展,埋下了伏笔。

“《启蒙辩证法》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 [3]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反对理性作为其有效性的基础,所以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总体性批判,可这种批判本身是成问题的。哈贝马斯试图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路径: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 [4] 。在奥德修斯返乡后的再次主体性之旅中,以船桨/大铲为中介,奥德修斯在异乡人身上认识到主体性的局限,《启蒙辩证法》所说的出于误解的“笑声”,成为主体沟通的前奏,也洗清了主体性的罪孽。

从流亡到还乡,到再次出发,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也伴随着哈贝马斯走向对话。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吸收英美哲学思想,积极与美国学者互动,到美国大学讲学,同时也访问中国,不断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话。第三代学术领袖霍耐特,积极组织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会议、报告,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扩大法兰克福学派的国际影响。如今第四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新生力量正不断成长,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蓬勃发展,从流亡时代到对话时代,“批判理论”的世界旅行,一直在路上。

张芳,女,1981年生,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审美思想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情结研究”,教育部课题“恩斯特·布洛赫的审美现代性与审美乌托邦思想研究”。

[1] 参见〔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参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64—65页。

[3] 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31页。

[4] 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1章,第131页。 1x34umNpHL4xMdpVCza5+D7BegweunKVOeXEmYQEZt/ozaynwJb5hw86N2a/E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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