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还乡的奥德修斯：法兰克福学派的回归与分化

《启蒙辩证法》指出，“从特洛伊到伊萨卡这段多灾多难的远行……这个旅行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捍卫自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守护自己的财产” ^[1] 。的确，“流亡”是奥德修斯的主题，但是指向家乡的方向从来没有动摇，荷马史诗《奥德赛》的真正母题应该是“还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所以选择“奥德修斯”作为阐释对象，既是他们的流亡体验的真切传达，也隐秘地暗示了他们对于未来“还乡”的“绝望的希望”。在还乡多年之后，他们才在《启蒙辩证法》1969 年新版前言中说，“我们之所以要从美国返回德国，是因为我们确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更有作为” ^[2] 。

可是，因为英雄的缺席，家乡伊萨卡已经处于失序状态；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已经被毁掉了，已经被分割为许多占领区；研究所一直关心着德国，但在最为留心的霍克海默看来，应该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与霍克海默的“等待观望”不同，阿多诺看到的更多是希望，也是第一个建议研究所学刊复刊的人。随着战后美苏关系的日益紧张乃至1947年进入“冷战”阶段，从杜鲁门主义到麦卡锡主义，美国战后的“红色恐怖” ^[3] ，显示出美国社会内部失调的深层焦虑和恐惧。而布莱希特等人遭到政治迫害，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加小心翼翼了。正如1934年霍克海默赴美探查形势一样，1948 年他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访问欧洲探查情况，他的正式身份是美国公民，出访目的是参与对德国的民主再教育计划。这也显示出，尽管有意与美国社会保持“疏离”，但是长期的流亡生涯，已经给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打上了明显的“美国印记”，他们似乎也有意无意地主动加持这层“保护色”，就如奥德修斯伪装成“乞丐”重返伊萨卡。

可是，“身份”依然至关重要。霍克海默这次访问法兰克福大学后，给妻子写信说，“他们拿不准是该把我当作来自美国的有影响力的访问者来对待呢，还是当作他们牺牲的同胞的兄弟来对待——如果他们能记起这些同胞说明他们还不健忘。他们必须把我当作后者” ^[4] 。“外国访问者”，还是“同胞兄弟”？这样的身份确认，因为霍克海默出于理性算计的伪装，而显得模糊不定。正如奥德修斯在伊萨卡与妻子佩涅洛佩的“重逢”，站在面前的是衣衫褴褛的老乞丐，还是还乡归来的奥德修斯？她内心斟酌，显得审慎疑虑，而奥德修斯则急躁失控，希望妻子不要健忘，能够心意相通，确认和恢复他的“身份”。

“还乡”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匿名的奥德修斯”成为“还乡的奥德修斯”，才能获得英雄的荣誉，主体的确认。安于异乡或无名死去的奥德修斯，将成为永恒的流亡者，彻底丧失主体自我的存在根基。所以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必须重回德国，才能赢得其所应有的存在与荣誉。最终，在1950年，霍克海默返乡了，回到了法兰克福，回来的还有阿多诺、波洛克。回国后，霍克海默一夜之间功成名就，成为法兰克福大学校长，接待联邦总理、联邦总统的访问，帮助阿多诺、波洛克获得全职教授职位。阿多诺在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说，“尽管在法兰克福也要承担各种责任、承受生活中的各种纠缠，但与那种只包含孤独（隔绝）的消极面的生存方式相比，我们会找到更多的和平和宁静” ^[5] 。

但是，流亡者的还乡，并不彻底。“此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去过几次美国，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出于战略目的而行动并在内心里犹豫盘算，这是霍克海默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他对犹太人处境……的一种反映方式，在这种处境下的人总是感到朝不保夕，并为了寻求保障而学会马基雅维利式的生存技能。” ^[6] 所以，马丁·杰伊认为用“永恒的流亡”，来描述法兰克福学派，非常精确。他想把它作为其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史”的标题。留在美国的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认同这种说法，支持他使用这个术语；但让他吃惊的是，在欧洲生活的霍克海默和韦尔却强烈反对。霍克海默甚至暗示他，如果他坚持使用这个题目，他就撤回已经为其著作撰写的前言。于是，马丁·杰伊把标题换成了“辩证的想象”。这本书的中译本为《法兰克福学派史》，原名《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7] 。不过后来，马丁·杰伊在1985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中，最终还是用上了“永恒的流亡”这一标题 ^[8] 。

霍克海默不接受“永恒的流亡”这个评价，因为也许在还乡的奥德修斯看来，“流亡”状态早已成为过去，这是其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根基。“永恒的流亡”，只属于那些安于异乡或无名死去的流亡者，因为他们是以丧失主体的存在根基而获得主体的自我存在的，例如本雅明，例如马尔库塞。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如诺依曼、弗洛姆、马尔库塞、基希海姆等人，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姿态面对美国。他们主动学习英语，活跃于美国政府机构和学术界，并得到认可，却与研究所逐渐疏远，最终分道扬镳。其中，弗洛姆通过英文著作《逃避自由》和《爱的艺术》，马尔库塞通过英文名著《单向度的人》，在美国赢得声誉，甚至马尔库塞还在美国风靡一时，被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奉为领袖。马尔库塞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的最后一页引用了本雅明的那句话，“在法西斯时代之初，瓦尔特·本杰明曾写道：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9] ，仿佛再次重复了法西斯时代《启蒙辩证法》所揭示的本雅明式“绝望的希望”，但是在马尔库塞这里，悲观的激情却转化成了革命的激情，“漂流瓶”换成了“燃烧弹”，一场革命风暴就要席卷而来。虽然马尔库塞的政治气质不同，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袖霍耐特在《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文中指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可以找到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亲和性，在几个核心基本概念上，马尔库塞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论调强烈一致，实际上可谓是有着“学派一体性” ^[10] 。可见，正是流亡美国的契机，激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内在张力和外在适应性，使之呈现出多样性面貌。

此外，如果从跨文化的角度考察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诺依曼的融合最为突出和典型。他用英文写作，于1942 年发表《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一文，成为美国的纳粹问题专家。1943年他任职于美国政府成立的战略情报局，担任主任，在这里，马尔库塞任高级分析师，基希海姆做员工，洛文塔尔做法律顾问。 ^[11] 此外，诺依曼最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资格，“二战”结束后，作为哥大的官方代表，他积极促成与柏林自由大学的合作，新建政治研究所。他曾总结说，德国流亡知识分子在应对德国传统和美国现实之间的差异时有三种可能性，或者弃旧迎新，或者退守孤岛，“但是可以尝试的还有所谓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把新经历与老传统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恐怕是最为困难却也最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2] 。

“当法兰克福学派的观念与感触，从德意志语境输出进入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之中时，存在着接受、吸收、对峙的动态运动” ^[13] ，美国学者和德国学者在互看中发现可资借鉴的兴趣。霍克海默初到美国时，就与美国后来的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合作 ^[14] ；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研究整合了美国经验研究与德国批判理论的两种不同路径，对美国传播学影响深远。特别是美国当代学者如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在对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现实政治进行反思时，法兰克福学派的“威权主义”理论正是其重要的批判依据和理论武器。 ^[15]

一定意义上，作为还乡的奥德修斯，法兰克福学派的回归与分化，呈现出其内部成员思想的多样性和冲突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多样性和适应性，才让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超越国家，超越时代，在全世界的跨文化语境中产生广泛影响。

[1]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39页。

[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新版前言”，第2页。

[3] 参见〔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III》（第13版），陈志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3—1135页。

[4]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第532页。

[5] 同上书，第604页。

[6] 同上书，第542页。

[7] 参见〔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 See Martin Jay，Permanent Exiles，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 xii.

[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10] Axel Honneth，Herbert Marcuse und die Frankfurter Schule，Leviathan，Vol. 31，No. 4，2003，pp. 496 504.

[11] 参见〔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第24页。

[12] Franz Neumann，Wirtschaft，Staat，Demokrati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78，S. 417.

[13] Thomas Wheatland，The Frankfurt School in Exil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 xv.

[14] See Nick Dorzweiler，“Frankfurt Meets Chicago: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Harold Lasswell，1933 1941，”Polity，Vol. 47，No. 3，2015，pp. 352 375.

[15] See Jeremiah Morelock（ed），Critical Theory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8. xHZndc7ZrdFF3xL242lfCEHf0qug2SReEcBJ3o/wsXpM8O40c0qcZjfzwuXGD2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