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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最悲惨命运，不仅仅是背井离乡、居无定所、格格不入，而是要时刻承受乡愁、孤独、软弱、悲苦、危险、挫折、恐惧与绝望等情绪的煎熬。更进一步，对逃离纳粹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来说，大多具有特殊的“德意志—犹太人”身份，“流亡与还乡”的内心体验，在他们这里显得更为隐秘复杂。作为流亡知识分子，每一个人迫切需要面对流亡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这些流亡的生命体验，具体可能因人而异，但是作为个人经历和时代印记，凝聚成法兰克福学派的 “流亡情结” ，一定意义上，成为他们思考、行动、写作和反思的底色。理论思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个人体验和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甚至一定程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就是对流亡体验的直接或间接的回应、表达和阐释。在此，尝试围绕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流亡体验”和《启蒙辩证法》，进行互文阐释，以期进一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情结”及其理论思想。
流亡美国时期，法兰克福学派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辩证法》是他们“ 最悲观 （schwärzeste）的著作”，让他们加入“悲观”作家的行列，“据他们分析，人们不可能再对启蒙的拯救力量抱以希望。本雅明式的绝望在反讽意义上变成了希望（Hoffnung der Hoffnungslosen）……” [1] 单世联在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译本序言中评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时，借用了本雅明的话作为标题“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2] 。
这种漆黑一片的悲观氛围，弥漫在《启蒙辩证法》之中，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当时的真切体验，也是当时德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心境写照。比起1944年的“前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7 年的“前言”中，另外增加了一句“这本书是在战争期间写成的”。1962/1966 年“意大利版前言”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1942年，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这本书深深地打上了我们写作时所处社会环境的烙印”。1969 年“新版前言”中说，“这本书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行将就寝的时候撰写出来的。……我们当时对向宰制世界（verwaltete Welt）的过渡并没有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价”，同时指出“这本书写于美国”。 [3] 战争、宰制、美国等词汇，就是《启蒙辩证法》的语境，也深埋于该书的理论之中。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接近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研究的思想也由来已久，但是关于他们这部合著的标题“启蒙辩证法”，却要追溯到本雅明的影响。本雅明最后的遗著是《历史哲学论纲》，其中饱含着对历史进程中人类进步与掌控自然的批判。本雅明去世后，阿伦特于1941年6月将《历史哲学论纲》手稿转交给阿多诺。1941 年11 月阿多诺第一次在信中提到“启蒙辩证法”这个词语，“从根本上说，它们涉及启蒙辩证法，或者是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霍克海默也曾怀念本雅明说，“他也会一直同我们在一起……野蛮和文化的同一性是……我最后和他进行的那几次交谈的论题之一”。 [4] 这表明他们是以本雅明为“指路星”（Leitstern）的。实际上，本雅明是影响《启蒙辩证法》的一个关键词，从本雅明的流亡体验出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启蒙辩证法》是一部“最悲观”的著作。
作为纳粹时代的德国犹太知识难民，本雅明在欧洲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原本计划流亡美国与霍克海默他们汇合，但是虚弱的肉体、脆弱的神经、流亡途中的恐惧和绝望，最终让他止步于西班牙的边境小镇，1940年9月26日他用自杀跨越了生命的边界，却永远无法跨越流亡的边界。本雅明是用全部的写作和生命来诠释“流亡”的作家。流亡的悖论，在于以否定存在的方式而存在。正如备受流亡煎熬的本雅明，以自杀将自己定格在“流亡”途中，从而获得了永恒的自由存在。
“本雅明之死” ，刺痛了先后流亡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例如阿伦特、布莱希特等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作为流亡的幸存者，对本雅明之死，恐怕是感同身受，一定程度上，本雅明之死，激化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作基调的悲观感触，而本雅明的论题，促进了《启蒙辩证法》核心思想的形成。
同时，本雅明的“恐惧”，流亡者的“恐惧”，法西斯时代的“恐惧”，人的“恐惧”，也成了《启蒙辩证法》的起点，开篇第一句说“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Furcht），树立自主”，但是通过接下来的启蒙辩证法分析发现，“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Angst，亦译焦虑）” [5] 。《启蒙辩证法》遵循尼采的苏格拉底理性主义来对抗“恐惧”，继续向前挖掘到希腊神话时代的出于恐惧而理性化自己的奥德修斯，“如果说，焦虑与恐惧构成《启蒙辩证法》的第一个隐秘主题，那么，能够通过自我反思认识到这个秘密的主体自我……反思之后自觉的和解，就是《启蒙辩证法》的第二个主题” [6] 。
“奥德修斯” 是《启蒙辩证法》的核心意象之一。霍克海默在“启蒙的概念”一章中，揭示了神话和理性劳动的交叠，“在奥德修斯的战船上针对塞壬的诱惑而采取的措施，成为启蒙辩证法充满预见的隐喻”。阿多诺在“附论1：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之中，进一步指出“整部史诗可以说都是启蒙辩证法的见证”，“《奥德赛》所呈现的就是主体性的历史”。 [7]
选择“奥德修斯”，来印证“启蒙辩证法”有着学理上的依据，但是从流亡的生命体验来看，也许这一意象触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原因还在于，荷马史诗《奥德赛》以流亡为主题，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的流亡话语 [8] 。“奥德修斯”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的隐喻。
奥德修斯的漂泊历程，充满诱惑，充满风险，不断受到死亡威胁，这是一场豪赌的冒险，他历尽艰辛、披荆斩棘，总是要不断放弃、伪装、算计、等待、忍耐…… “狡诈” （List）是奥德修斯的性格特征，也是奥德修斯的生存之道。“在所有场景中，奥德修斯都以异乡人的身份来到陌生的环境之中”，背后的动机都是他“必须尽力隐藏真实身份”，因为他的身份是有威胁的潜在危险因素 [9] 。最经典的场景之一，就是面对野蛮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奥德修斯狡诈地耍了文字游戏，把自己称作“无人”；他用言词伪装了自己，重构了自己，取得了对自然的控制。
狡诈“就是冒险的自我为了维持自身而丧失自身的手段”，“一种具有理性形式的抗拒”，奥德修斯“通过否认自身，向自己确认了自身；通过遗失自身，来拯救自己的生命”。 [10]
在奥德修斯身上，流亡美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仿佛可以看到自己在现实境遇中的影子。霍克海默的摇摆和“权衡”，努力筹划，犹豫保留，每做一项行动都要进行算计，为了寻求保障，需要学会狡诈和伪装。1941年，研究所的基金会财政空前困难，他们也没有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还面临被并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可能。恰也是这时，霍克海默试图缩减社会所人员开支，并决定离开纽约到西海岸居住，与阿多诺一起完成重要著作。他们在洛杉矶与大海之间的新居所，离好莱坞不远，他们亲历美国“文化工业”的发展，完成了“启蒙辩证法”的写作。但是，霍克海默的撤离是悄悄进行的，甚至显得只是暂时离开的样子。他还曾写信给波洛克说，“一切的关键在于，千万不可引发哪怕是最轻微的怀疑，让别人怀疑研究所里面有某种愤懑情绪”，想要造成一种印象，让美国同事觉得“这些人非常努力地在融入美国生活，勤勤恳恳地在奉献着。这样我们的机会就会很快到来”。 [11]
此外，这些流亡者，饱受奥德修斯式的磨难，面临身份的危机，在作为异乡的美国社会文化中，他们的生存状况并不安定，他们的真实身份并不安全，所以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等人，先后全部加入美国国籍。
但是事实上，研究所一直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霍克海默曾委婉地拒绝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合并，“‘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人霍克海默、波洛克以及阿多诺等人始终坚持这种独立性，其目的恰恰在于避免研究所被美国社会环境所‘同化’。在这方面，阿多诺是拒绝‘美国化’的最强硬分子”。 [12] 他们是一座孤岛，无惧在陌生英语环境中“失语性”的问题，总是以各种方式，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其悬于社会权力之间，隔离于美国社会之外，坚持德语写作，发表德语文章，《启蒙辩证法》正是用德语出版。对此，阿多诺解释道“哲学从本质上讲是语言的哲学，若拿走描绘它的语言，是无法进行任何哲学上的思考的” [13]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美国“失语”，与美国读者疏远，对美国学术和美国社会的影响有限，其对美国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分析，也有待客观评价。与学派密切联系的奥地利流亡学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曾说过：“多年前我就告诉他们，用德语出版最终会毁了他们，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个国家坚守德国文化的最后孤岛，那么将对美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4] 正如奥德修斯在流亡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代价，“狡诈者的代价就是梦想的破灭”，“他献出了自身活生生的生命要素，为的是将自己拯救成坚毅的自我”。 [15]
然而，匿名的奥德修斯，终究要以不是异乡人的异乡人身份，在家乡伊萨卡重新赢得身份，作为英雄他要为自己“正名”，这才是奥德修斯的命运所在。
[1]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2]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译本序言”，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 参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新版前言”“意大利版前言”“前言”，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德文版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81。
[4] Vgl. Rolf Wiggershaus，Die Frankfurter Schule. Geschichte，Theoretische Entwicklung，Politische Bedeutung，München: dtv，1988，S. 348.
[5]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1、11页。
[6] 参见刘森林：《〈启蒙辩证法〉的主题：“自我”还是“和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
[7]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27、36、65页。
[8]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
[9] 参见〔美〕诺特维克：《不为人知的奥德修斯：荷马〈奥德赛〉中的交错世界》，于浩、曾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10]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40、48、50页。
[11]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第374页。
[12] 李工真：《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第264页。
[13] Horst Möller，Exodus der Kultur，Schriftsteller，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München: C. H. Beck Verlag，1984，S. 113. 转引自李工真：《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第218页。
[14] Martin Jay，Permanent Exiles，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 43.
[15]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