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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美国”是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命运轨迹之一，漂泊与安顿、孤立与同化的悖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张力”所在。实际上，从诞生之初，法兰克福学派就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张力”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内在基因。
社会研究所（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初创于1923年，是由百万富翁之子费利克斯·韦尔（Felix Weil）资助建立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试图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研究结合在一起。1924年6月，作为私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所正式成立，既与法兰克福大学挂钩，又独立于大学行政之外，由教授和学生组成，重点从事研究活动，直接向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第一任所长卡尔·格吕恩堡（Carl Grünberg）作为训练有素的学院式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奠定了所长权威和超党派的学术立场。
社会研究所试图以小圈子秉承“独立自主之精神”，这是研究所的特质所在。但由于组织机制的特征和社会思想的背景，注定研究所势必要在基金会、大学、政府之间斡旋，格吕恩堡任所长就是协调权衡后的结果。在格吕恩堡因病退任时，面对各方纠葛，韦尔通过额外赞助教授职位资金以及诸附加条件等，最后霍克海默获得聘任机会。 [1]
一定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生存处境，一直是一个紧张问题，他们一直坚持自主又左右逢源，采取“权衡”的行动策略。霍克海默从1931年正式上任到1959年退休后让阿多诺领导，作为“强势而卓越的家长”近30年，他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使社会研究所“死里逃生”“流亡残喘”“战后重建” [2] ，这才成就了“法兰克福学派”这一特定称谓。然而，这近30 年之中一半以上时间，法兰克福学派处于流亡状态。早在1933 年希特勒上台及研究所被查封之前，霍克海默预见到德国局势的危险，已经将整个研究所的经费和资料外迁到瑞士日内瓦。看到种种迹象，似乎表明“法西斯主义最终将占领整个欧洲”，考虑移民美国的可能性，霍克海默先探访了研究所的巴黎分部和伦敦分部，1934年又去纽约实地考察。面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慷慨邀请，为研究所提供办公地点等各方面便利，霍克海默仍然犹犹豫豫、里外权衡：
一方面想继续研究，另一方面又想从事学术事务的管理，行使权力；一方面渴望着完全的独立，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安全的保障和官方的认可。后来之所以形成了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包围下的父权制结构的孤岛式小团体圈子，实际上根源于他的这种摇摆心态。在流亡的境况之中，霍克海默的支配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他的同事们也比以往更依赖他，作为独立的左翼知识共同体的研究所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具有吸引力。 [3]
“权衡” 是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社会研究所面对紧张现实而采取的行动策略，特别是法西斯主义蔓延和他们逃离、流亡到美国的境遇体验，更刺激了这种感受，霍克海默的“摇摆心态”就是流亡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心态。
最终，研究所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在纽约曼哈顿第117大道429号安顿下来。流亡美国的研究所聚集了洛文塔尔、马尔库塞、弗洛姆、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诺依曼（Franz Neumann）、基希海姆（Otto Kirchheimer）等人，也进一步凝聚了阿多诺和本雅明的理论研究。在美国这个异乡空间，这些德国流亡知识分子们反而更容易汇聚成小圈子，呈现出“辉煌的孤独”。
一定意义上，“流亡”成就了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从1934年流亡美国到1950年重返法兰克福，具有代表性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著作，不断酝酿或逐渐发表，形成了第一代批判理论的理论星丛。除了研究所主办的杂志，集体投入“反犹主义研究项目”和集体著作《权威和家庭研究》《偏见研究》，还包括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纲领性文献”《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与阿多诺合著《启蒙辩证法》（1944/1947）；基希海姆《惩罚与社会结构》（1939）、弗洛姆《逃避自由》（1941）、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1941）、诺依曼《巨兽》（1942）、洛文塔尔《欺骗的先知》（1949），还包括本雅明《拱廊街》《历史哲学论纲》等手稿著作。实际上，即使在战后回归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仍然接续的是《启蒙辩证法》问题，继续出版《偏见研究》等。
流亡体验和流亡思考，已经融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血液，为法兰克福学派打上了永久的印记。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著名学者马丁·杰伊确信“某些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返乡回到德国，但是并没有真正结束批判理论的流亡”，“永恒的流亡”不仅是对阿多诺，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等“流亡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概括。 [4]
流亡是知识分子的必然命运，后殖民理论学者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指出“流亡”既是“真实的情境”，又是“隐喻的情境”，他心目中流亡知识分子的偶像是阿多诺，称他为“20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阿多诺在到美国之前就很有“形而上学流亡”（metaphysical exile）的倾向，在美国的岁月永远为他盖上了流亡者的戳记，“他厌恶爵士乐和所有的通俗文化，一点也不喜欢当地风景”；流亡美国时写作《最低限度的道德》，发表时副标题为“对被损害生活的反思”，里面阐释了流亡者的意义，“面对这一切时，最好的行为模式似乎依然是未定的、虚悬的一种。…… 在自己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这是道德的一部分 ”。此外，萨义德注意到，阿多诺的文风特色是“片断、突兀、不连贯，没有情节或预定的秩序。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意味着有意尝试 不 轻易立即为人所了解”。 [5]
但是，萨义德试图从知识分子作为边缘人的双重视角，从主动寻求流亡、享受流亡乐趣，去解读知识分子不流俗不驯化的流亡模式，本文认为并非完全符合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知识分子的气质，当然法兰克福学派也从来不接受卡尔·曼海姆对“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的颂扬 [6] ，毋宁说他们是“存在之根”的精神孤岛的放逐者，绝望而坚定地信奉着 “浮瓶传信” （Flaschenpost）的信念。
1941年，阿多诺在流亡美国时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提到了“浮瓶传信”的隐喻 [7] 。他喜爱“漂流瓶”的意象，曾说过：“哦，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我思想的精髓写在纸条上，装进瓶子扔到海里。然后，在遥远的某一天，一个遥远的小岛上，有人会发现这个瓶子，打开来，阅读到……” [8] 这显示出他作为犹太族裔的一种流亡政治存在方式。霍克海默、波洛克、洛文塔尔等核心成员是支持这种思想的，但是马尔库塞、弗洛姆、诺依曼、基希海姆等人意见不同，马尔库塞在给霍克海默的信中明确反对，而且认为“在美国，我们能够在对立的气氛中和反驳中表述我们的思想，而且只能将它们做得更好” [9] 。这显示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种现实维度的批判锋芒。历史的悖论是，1968 年学生运动，阿多诺的“漂流瓶”变成了马尔库塞的“燃烧弹” [10] ，阿多诺因不满青年学生“以燃烧弹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受到学生羞辱，马尔库塞却成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让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然而，作为流亡美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体验和流亡情结，远比我们看到的更为纠结而复杂。
[1] 参见〔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2] 参见王凤才：《“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上），《南国学术》2015年第1期。
[3]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册），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202页。
[4] See Martin Jay，Permanent Exiles，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 xiii.
[5] 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4—69页。
[6] 参见〔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7] Wolfgang Kraushaar（hrsg.），Frankfurter Schule und Studentenbewegung. Von der Flas-chenpost zum Molotowcocktail. 1946 bis 1995，Band 2，Hamburg: Rogner &Bernhard，1998，S. 63.
[8] Vgl. Kerstin Stolt，Teddys Flaschenpost: Die Figur der Verdinglichung in Adornos Kritik der Massenkultur，Berlin: John F. Kennedy Institut für Nordamerikastudie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1997.
[9] Ilja Srubar（hrsg.），Exil，Wissenschaft，Identitä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1933 1945，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88，S. 254. 转引自李工真：《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10] Vgl. Wolfgang Kraushaar（hrsg.），Frankfurter Schule und Studentenbewegung. Von der Flaschenpost zum Molotowcocktail. 1946 bis 1995，3 Bände，Hamburg: Rogner&Bernhard，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