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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已经是国内学界的新常态。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成员个人经历及学派史密不可分，理论的生成语境和理论家的个人体验，一定意义上制约着理论内容的格局。实际上，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阶段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流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通过对流亡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我们得以瞥见处于一个危机和转型时刻的批判理论，在那个时代对研究所及其学识规划的未来，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和公开争辩。” [2] 可以说，“流亡”是法兰克福学派永恒的印记，一定意义上，“流亡”成就了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本文尝试以“流亡知识分子”的视角切入，将学派史、理论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期间的流亡问题，通过考察学派成员的流亡体验，分析其对学派思想形成的种种复杂影响，进而揭示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层关系。
特别是围绕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流亡体验”与《启蒙辩证法》中的“奥德修斯分析”进行互文阐释。一定意义上，“奥德修斯”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的形象隐喻，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反思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理论，从而为进一步的跨文化理论对话，提供一种参考。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情结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8BWW007。
[2] Thomas Wheatland，The Frankfurt School in Exil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