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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奥地利哲人、奥斯维辛幸存者让·埃默里（Jean Améry，1912 1978）在《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中也对“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抽象的同一化思维方式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一个贫穷的可怜鬼独自在医院里死去，得不到冷漠的护士的重视，和一个富人在高等病房里离去，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后者而言，桌子上有鲜花，医生们为履行高薪职位的义务而亲切问候、体贴入微，亲属们时常来探望，这些也许都帮不了他，但却能让一些没有痛苦的时刻更平缓地度过。在将死的日子里还有好生活，正是这种好生活将他的生活和穷人苦难的生活如此赤裸裸地区分开来。人们必定会一再说，我们 在死亡面前 是平等的——这话说来跟没说一样，或者说，它将平等的要求排挤进可耻的、不具约束性的形而上学领域——我们 在死去时 却不平等。 [1]
显然，“在死亡面前的平等”只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平等，换言之，此处的“死亡”和“平等”一样，都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概念；由于它不具有任何历史与现实的“约束性”，因而对它的宣扬是“可耻的”。与此相反，“在死去时”的每一个个体所面对的社会、家庭、个体情境则是复杂多样且无法整齐划一的。应该说，这一区分“在死亡面前”与“在死去时”的思路也适用于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的批评。
事实上，阿多诺在《形而上学：概念与问题》的第14场讲座（1965年7月15日）中向他的听众推荐了埃默里的文章。阿多诺谈到，虽然埃默里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探讨并不符合他的观点，但是该作者却表明了一种关于生命与死亡经验的深刻变化：“死亡，在其呈现的形式中，不再与任何个体的生命相符。说死亡在所有时代都毫无变化，这是一个谎言；死亡也是一个相当抽象的实体；死亡自身在不同时代可以完全不同。” [2] 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正是将死亡作为“相当抽象的实体”来理解的。他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最具有为现状进行意识形态辩护色彩的地方就是将人（此在）的“向死而在”理解为“此在整体存在可能性（Dasein'spossibility of Being-a-Whole）的基础” [3] ，这实际上就是将人（此在）的“在世存在”视为一种绝对的适应过程并最终被整合为彼此同一的“样本”，因为现实的而非概念化的死亡使得诸多生存可能性都不再可能。
如果说阿多诺在其著作中强烈地体现出一种将宏大艰深的形而上学问题与细致入微的人类生存细节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4] ，那么，他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持之以恒的批评便意在使生存（与/或死亡）与生活（正确生活或错误生活）这些问题不再囿于纯粹同一性哲学的封闭圈，而是将它们置于“历史的具体性” [5] 中。不仅如此，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在其前期思考中通过在世存在的此在（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来思考（领会）存在的意义，进而将此在自身对存在的领会认定为存在（世界）揭示自身意义的条件，这种生存论存在论的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西方主体性哲学的窠臼。正如海德格尔在被视为《存在与时间》之“导论”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所言，“世界并不是手前现成的，它生存；亦即，它具有此在之存在方式”，“如果世界属于我自身一向所是的存在者，属于此在，那么 世界就是主观的东西 ”。 [6] 如果说海德格尔已经认识到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论差异”或者说存在概念与存在所蕴含并被此在揭示出的多重意义之间的区别“达到了 在同一性中对非同一性进行辩证洞察 的边界”，但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却把这种非同一性的差异“错当成同一性，将其视为 纯粹的存在 ”，由此排除掉“所有的 他异性 （Andersheit）”，并将“绝对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作为一种家庭丑闻加以掩盖”。 [7] 换言之，前期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解决并未如其所愿那样与主客二元对立的西方主体性哲学分道扬镳。就此而言，阿多诺不仅是在意识形态批判层面批评海德格尔的“本真性行话”，也是在哲学思考层面批评海德格尔的“主体性话语”。 [8]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理论攻击持续一生且不遗余力，但正如当代很多学者所观察的那样，其实二者的思想之间存在或隐或显的“亲缘关系”（至少是相容关系） [9] 。比如，在《存在与时间》中深入探讨此在的“向死而在”后，海德格尔试图让此在在倾听源于自身的“良知”呼声中摆脱依附于“常人”（流俗大众甚或“乌合之众”）的“诱惑” [10] 最终返回自身，进而显露出自身的在世生存意义：“此在被召唤向何处？向其 本己的本身 。” [11] 在阿多诺眼中，或许这恰恰是同一性思维方式（或者不如说同义反复）的一处明证。但是，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发出召唤的此在并非那个正在倾听的此在；换言之，正在召唤的此在尚未成为一个现实的（被抛到世界之中的）此在，“呼声向 前 指引此在到 其 能在处去，而这时呼声是 出自 无家可归状态的呼声”，“被抛的个别化的无家可归状态，在呼唤中被一道呼出，也就是说，一道展开”。 [12] 事实上，这种“尚未”与“当下”、“能在”与“实存”之间的生存论存在论差异，可以说正是海德格尔对此在之生存的关键性界定。为此，海德格尔直陈：“呼声并不给出任何 理想的普遍的能在 供人领会；它把能在展开为各个此在的 当下个别化了的能在 。” [13] 不难看出，此处对于“理想的普遍的能在”与“当下的个别化了的能在”之间关系的区别与辨析，实际上与阿多诺对普遍概念（道德规范或绝对律令）和个体生命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理解 [14]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阿多诺的生存论存在论批判正是源于对上述哲学与时代问题的不懈探索，阿多诺在非同一性哲学视域中对海德格尔前期思想的批评旨在破除对“存在”的概念拜物教式幻象，强调个体生存的历史性及其生命体验的异质性，由此使“在世之人”具有改变自身、进而“改变世界”的现实可能性。
罗松涛，男，197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的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当代德国哲学研究，著有《在通向正确生活的途中：阿多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2017）、《面向时间本身》（2008）等。
[1] 〔奥地利〕让·埃默里：《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杨小刚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2] T. W. Adorno，Metaphysics: Concepts and Problems，p. 106.
[3] 参看T. W. Adorno，Metaphysics: Concepts and Problems，p. 107。
[4] 参见Alex Thomson，Adorno: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2006，p. 88。
[5] 在“哲学的现实性”这篇就职演说最后，阿多诺指出：“思维创造力能够仅仅在历史的具体性中辩证地得到保证。”〔德〕阿多尔诺：《哲学的现实性》，载《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6]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40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7] 参见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110 111，黑体为笔者所加。
[8] Peter E. Gordon提示我们，可以关注阿多诺在《新音乐哲学》（1948）中对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音乐进行了类比式批评：“在他们两人之中，精神被纠缠在如下谬见之中，即在其自身的领域——思想和艺术——之中，它能够摆脱仅仅是精神、仅仅是反思而非存在自身的诅咒。”参见Peter E. Gordon，Adorno and Existence，p. 229。
[9] 参见Iain Macdonald，“Ethics and Authenticity: Conscience and Non-Identity in Heideg-ger and Adorno，with a Glance at Hegel，”in Adorno and Heidegger: Philosophical Questions，eds. Iain Macdonald and Krzysztof Ziarek，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 6 21。特别是第13—16页中的相关论述。
[10] 在《存在与时间》第56 节“良知的呼声性质”中，海德格尔谈到了常人的“崩塌”。他认为，此在的良知“呼声”能够“跨越”常人以及众声喧哗的舆论，“恰恰是在这种跨越中，呼声将那热衷于公众声誉的常人驱入无意义之境，但那在召唤中被剥去了栖所和遮蔽的自身却通过呼声被带回其本身”。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313页。
[11]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313页。
[12] 同上书，第321页。
[13] 同上，黑体为笔者所加。
[14] 对阿多诺道德律令与个体生命之间非同一性关系的探讨，参见拙文《个体生命的优先性——论阿多诺非同一性道德哲学的主题》，载于《哲学研究》2016 年第7 期；《生命的辩证法——基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思考》，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