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上所述，如果说否定的辩证法是主体（概念思维）向客体（个体生命）的异质性抵抗表达的一种“观念敬意” ^[1] ，那么按照阿多诺的理解，“奥斯维辛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 ^[2] 。在笔者看来，个体生命与人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存在境况的非同一性关系是阿多诺哲学思考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早在1931年于法兰克福大学所作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现实性”（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中，阿多诺就已经开始质疑单凭思想的力量试图完全把握住现实总体性的同一性哲学。在当时由于追问“存在”（Sein，Being）而暴得大名的海德格尔由此成为阿多诺考察的重要对象：如果“思维绝对适应于存在并与之关联，‘存在者’（Seiende）观念是可以被问明的”，但是，在阿多诺看来，这种思维的适应性“已经破裂”，因此，“在哲学中，‘存在’（Sein）观念已经变得 无能为力 ：它与 空洞的形式原则 并没有什么不同”。 ^[3] 换言之，在阿多诺看来，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新型存在论”（neo-ontology）并未摆脱传统唯心主义的出发点：一方面，所有的现实存在者都要被统合到一种类似于“空洞的形式原则”的“存在”之中；不仅如此，这种存在论仍然确认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进而祛除掉客体（存在者）自身相对于主体（思维）而言的异质性（或者说“他异性”）。

事实上，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所作的一场题为“自然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al Philosophy）的讲座中，阿多诺从另一个角度批评海德格尔。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试图将所有历史性存在都纳入一种“关于历史性的主观性范畴”之中，这种“历史性”意味着此在的“在世存在”，此在的存在只能适应于“历史性所标记的范畴”，阿多诺认为这种做法不过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相同一的古典命题的新式伪装而已”。 ^[4]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以“此在”指代人，意在悬隔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种种本质主义定义，进而让“在世存在”的此在在领会自身生存状况时使存在本身如其所是地那样显现。然而在阿多诺看来，这种生存论存在论分析依然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或者说唯心主义的）先验设定。不仅如此，海德格尔强调，此在面对死亡（虚无）时的“畏”（Angst）“在此在中公开出向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 ^[5] ，换言之，此在向死时的“畏”使得此在能够面对自己的生存可能性做出本真的选择（成为一种“能在”）。然而，在阿多诺看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来，怕死意味着害怕是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 ^[6] 。海德格尔费尽心力地区分“怕死”与“畏死”，认为所“怕”之“死”不过是在存在者层面上将死亡理解为对象（事件）的“他人之死”，只有所“畏”之“死”才能使此在置身于充分展现其生存可能性的自由之境：“要把死亡作为死亡加以分析，剩下的可能性只有：要么把这种现象带向纯生存论的概念，要么就放弃对这种现象的存在论领会。” ^[7]

然而，这种对死亡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抽取出了人自身生存的历史具体性，在临终关怀病房中奄奄一息的老人与即将被投入焚尸炉中转瞬成灰的囚犯，能否说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属于他们自身的死亡时，他们成为“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应该说，这种借助向死而成其自身的个体化生存是可疑的。 ^[8] 正如阿多诺多次强调的那样，“在错误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生活”（Es gibt kein richtiges Leben im falschen/Wrong life cannot be lived rightly）。 ^[9] 如果不深究个体生存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情境，那么“此在”的“向死”与“畏死”，所“向”与所“畏”的有可能就是黑暗的无尽深渊。

笔者认为，“在错误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生活”这一阿多诺的道德哲学箴言的出发点正是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之间的非同一关系。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正确生活”与传统意义上的“良好生活”（das guteLe-ben，good life）不尽相同。正如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所言，“苏格拉底，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柏拉图，相信哲学这个学科得天独厚，凭借其培养德性的力量，单靠它自己就可以导向良好生活”，质言之，“理性的哲学意在提供导向良好生活的识见”。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则“尝试把伦理学建立在良好生活和值得去过的生活的考虑之上”。 ^[10] 我们知道，《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大量篇幅探讨诸如勇敢、节制、友善等人的具体德性，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既然德性既不是感情也不是能力，那么它们就必定是品质。” ^[11] 然而，在阿多诺看来，强调德性具身而存进而导向良好生活在一个奥斯维辛式的世界中不具有可能性；相反，他认为，如果历史情境与现实生活是错误的，身处其中的个体就无法独善其身。因此，与“良好”诉诸个体超拔的德性品质不同，“正确”强调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底线伦理”，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而划下这条“红线”的并不是有德性之个体（亚里士多德）或自律式道德人格（康德），而是践行非同一性“思之道德”的个人，他们的生活则是一种现实而具体的社会生活。

阿多诺之所以日后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称作一种“本真的行话”（jargon of authenticity），正是因为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分析已然成为一种确证社会现状（错误生活）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神话：

自身封锁在主体同一性中的社会关系，被去社会化为一种自在。不能再依靠任何固定财产的个体，只能在其极端的抽象性中紧紧把握住假定无法丧失的最后财产。形而上学终结于一种令人痛苦的安慰：毕竟，一个人仍然会是他自己。……此在的本质，例如，比其单纯的生存更多的内容，不过是其自身：它就是自身。 ^[12]

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所具有的“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 ^[13] 是一种社会幻象的产物，自身不过是一种概念抽象。这种生存论存在论视角中的抽象个体（自我），对外部的社会世界充满敌意，却也无能为力。“然而，正如黑格尔早已看出的那样，对‘我的’的限定先天地隐含着假定可以排除的与他者的关系。 社会先于主体 。” ^[14] 正如马克思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所言：“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15] 每一个体生命的生活与其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息息相关，而“被封闭在主体之中”并被抽象化为“一种自在”的社会关系必将使个体的生活没有立锥之地。不仅如此，阿多诺承接马克思认为，更应该关注的不是错误生活，而是造成错误生活的原因，即“一些人类应予以谴责的无能和冷漠关系”，不仅如此，阿多诺还指出这种关系是可以被人类行动改变的。 ^[16] 正如耶格尔（L. Jäger）所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指阿多诺——引者注）不是去注意生活，注意它那‘异化了的形状’，而是去注意那‘决定个人生存直至其最隐秘处的客观力量’” ^[17] 。

反观海德格尔，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的早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人（此在）在面对自我死亡时所体验到的极端畏惧（Angst）中洞察到生命和世界的全部意义，并揭示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死亡的逃避乃至于对存在的遗忘使得日常生活本身成了一种非本真的幻象。 ^[18] 就此而言，日常生活正确与错误的评判标准完全取决于在世存在的此在本身；但问题是，向死而在的此在在彰显其“能在”本性时，却有可能因为现实生活的一片狼藉甚至极度扭曲而陷入一种虚无。事实上，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集中营制造的死亡做了经典的总结：“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 被剥夺了意义 。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19] 显然，集中营里的囚犯即便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向死而在，他们也因为被强迫放弃了自身生命而丧失掉任何的存在意义。在阿多诺看来，与海德格尔所提供的那种“令人痛苦的安慰”进行正面交锋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看似从人自身生存状况出发的思考不过是“将一种糟糕的经验现状转变为一种超验性（transcendence）” ^[20] ，亦即对造成错误生活的现状视而不见，转而在超验的云霄王国之中探寻本真生存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阿多诺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评有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作为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1876 1967）对前纳粹分子的态度相当宽松，“赦免浪潮代替了道德净化。纳粹时期的随大流者和历史不干净的大部分人有各种原因来感谢这位联邦德国总理，他没有跟民众提道德悲哀，却要求人民抑制和遗忘”——“反攻倒算的僵化”成为阿登纳时代精神的特征，为此，阿多诺曾指责其为“在小城市（指当时的西德首都波恩——引者注）的偏狭与闭塞中找到了某种安全感，而这种慰藉是危险的、模棱两可的”。 ^[21] 阿登纳渴望彻底消除“政治上毫无瑕疵之人”与“并非毫无瑕疵之人”之间的差别。1951 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允许“受连累”的人重新担任公职，而1953年的《联邦公务员法》则协助确保了一些受纳粹政权迫害之人因为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嫌疑而被免除公职。因此，在当时的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看来，联邦德国的反犹主义倾向似乎暗流涌动 ^[22] ，正如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言，“所有物化都是遗忘” ^[23] 。不过，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理解的“遗忘”（Vergessen）并非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eit），而是对以奥斯维辛为极端代表的总体管制社会（彻底同一化社会）的漠然接受。在一种受到彻底毁灭威胁的社会中，人对自身生存无能为力甚至充满绝望，只能选择对现实掉头不顾，进而在思想中寻求一种得以自保的“坚固之物”——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领会与畏死探讨都不过是民众真实需求的一种虚假替代。 ^[24] 问题不在于在思想中“向死而在”，而是在现实中改变被彻底物化（同一化）的社会关系与现实状况。再联系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曾经担任纳粹时期弗莱堡大学校长的一些作为，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应被视为抽离现实、空无一物的胡言乱语或同义反复：当人们使用“本真”或“向来我属”这样的词汇时，他们让这些概念听起来似乎意味着某些比他们实际上所说的“更高端”之物，而海德格尔为此特别需要承担责任。正如谢地坤教授所言，“通过对不正确的生活的认识，对不道德的恶的否定”，阿多诺试图击穿同一性概念拜物教的“铜墙铁壁”，由此使得人们“认识什么是善，可以逐步去建设正确的生活”，这正是“否定辩证法在道德领域的意义”。 ^[25]

[1] 参见Peter E. Gordon，Adorno and Existence，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p. 129。

[2] 参见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355。

[3] 〔德〕阿多尔诺：《哲学的现实性》，王凤才译，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黑体为笔者所加。

[4] 参见Theodor W. Adorno，“The Idea of Natural History，”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Telos 57（1985），pp. 115，116。

[5]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7页。

[6] 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364.

[7]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277页。

[8] 值得一提的是，张祥龙教授在比较海德格尔和儒家哲理中的“家”时就指出，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经验完全可以不限于“最独立的、无关系的”个体化维度，而被家庭和家族这些紧密的社会关联深切体验到。参见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7—51页。

[9] T. W. Adorno，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aus den beschädigtenLeben，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Verlag，2012，S. 43；T. W. Adorno，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trans. E. F. N. Jephcott，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5，p. 39.

[10] 参见〔英〕B.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45页。

[1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47页。

[12] T. W. Adorno，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trans. Knut Tarnowski and Frederic Will，London: Routledge，2003，p. 95.

[13]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生存论特征之一便是：“这个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按照此在这种向来我属（Jemeinigkeit）的性质，言语涉及此在的时候总必须连带说出人称代名词来：‘我是’（ich bin，我存在），‘你是’（du bist，你存在）”。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50页。

[14] 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132，黑体为笔者所加。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16] 参见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191。

[17] 〔德〕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18] 在雷蒙德·盖耶斯（Raymond Geuss）看来，对于海德格尔所诊断的“遗忘存在”状态来说，正如他晚年所言，“也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参见 Raymond Geuss，Outside Ethics，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 58 59。

[19]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64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20] T. W. Adorno，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p. 95.

[21] 参见〔德〕赫尔曼·格拉瑟：《德意志文化（1945~2000 年）》（上），周睿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266页。

[22] 参见〔英〕彼得·沃森：《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王莹、范丁梁、张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7页。

[23] M. Horkheimer and T. W. 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ed. Gunzelin Schmid Noerr，trans. Edmund Jephcott，Stanford: C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 191.

[24] 参见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S. 99 100。

[25] 参见谢地坤：《道德的底限与普世伦理学》，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uILJnLcXF+CcF85SJca2MX4Qq19mFULuk24Lm6tgTYz3aP7oJNPRfDffPCsITQlG